经济思想论文(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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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思想论文范文第1篇
1、新旧中国在自然灾害面前的区别
在旧中国，人民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就民不聊生。光绪三年（公元1876--1877年）史称（丁戌奇荒）大旱持续了整整四年，受灾地区有山西、河南、陕西、河北、山东等北方五省，饥荒中，饥饿至极的灾民往往吃的树皮、野草、观音土以至吃人。民国九年（公元1917--1920年）黄河流域发生大旱灾，人们也开始向山西、陕西逃荒，饿死人无数……。新中国成立以后，经历了数次大的自然灾害，但在灾害面前，在党和政府、军队的帮助下，倾全国之力，让灾区人民得到了精心的救助与帮助，无论是在灾前的预防、灾中的反应、灾后的重建等方面，无不显示了政府强大的力量。在这些成就的背后是党的领导核心为人民服务思想的体现，也是他们正确的抗灾战略的成就。
2、新中国对抗灾应急的战略思想
（1）兴修水利设施
新中国以后，三年自然灾害对人民生活造成了巨大的灾害，但是国家井然有序，人民团结一致地对抗灾害。随着我们经济发展的提高，现在很多旱灾也非常严重，但已经不会影响到人民生命安全。从历史来看，得益于同志领导的新中国时代的“兴修水利重新安排祖国河山”等的历史性功劳。解放初到三年自然灾害前，全国性的水利建设就到了高潮。三年自然灾害后，水利工程的配套设施更加完善。可见当时以为首的一代领导人对水利建设的重视。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在享受这种成果。
（2）团结拼搏的精神财富
1959年全国出现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1960年，除外发生了百年少有的特大灾害，受灾面积达6546万公顷，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1961年，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有学者指出：三年自然灾害的发生建有天灾也有人祸。龚启圣在《近年来之1958—61年中国起因研究的综述》一文中将近来西方学者（包括旅美中国学者）的结论归纳为三种：“过量的粮食征购”；公社化、退出权和生产滑坡：公共食堂和非理性消费。这里我们不去评价这些学者对于当时中国国情到底了解多少，我们看到的是在这样的大的灾害面前，全国人民表现出来的团结一心抗灾害的精神面貌，这是让历史与其它国家难以比拟的。
（3）坚持走群众路线
要战胜突发自然灾害，也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群众观点是思想的主要方面，自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定地相信群众，紧紧地依靠群众，在应对突发自然灾害中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在唐山地震中、在三年自然灾害中，靠对人民群众力量的发挥，赢得了一个个胜利。
（4）人民军队为人民
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是职业性的，不能随便调动参与救灾活动，而在我们国家，人民军队在抗灾运动中始终走在危险的前头，始终牺牲自己，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这正是在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引导下的真正的人民军队，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这样的灾害面前，中国顶住了苏修压迫，扛过自然灾害！靠的是思想的正确领导，塑造了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在同严重的经济困难作斗争，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一心，没有怨气，从不泄气，咬紧牙关，勒紧腰带，忍饥耐寒。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中国人民的血气、骨气、志气和勇气，大无畏精神，和英雄气概，永远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中国共产党的光荣！
3、抗灾思想与精神对今天的影响
灾害面前全国的一盘棋思想。总书记在秦皇岛港煤码头视察时说“希望同志们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做好货源衔接，加强设备维护管理，提高电煤装卸效率，尤其要优先抢运告急电厂用煤，为保障电力正常供应作出更大贡献”，全国一盘棋正在时代所大力倡导的精神，也是思想组成的一部分。总理在河北考察农业和春耕生产时指出：“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中国的粮食储备是充裕的。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养活自己”。“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这是最先倡导的。主持会议强调“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一定要大力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迎难而上、百折不挠，共同夺取抗震救灾斗争的胜利”，里面同样包含着的思想。说“各级领导干部要站在抗震救灾第一线，身先士卒，带领广大群众做好抗震救灾工作，发扬不怕牺牲，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一切想着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这句话整个就是思想在当前条件下的具体运用。思想发端于多灾多难的祖国，同样也会在多灾多难的祖国获得最大的认同,他的思想体现在民族危机到来时所散发出来的伟大凝聚力和感召力,就具有这样伟大的力量,在任何时候都能将整个民族迅速的凝聚起来战胜困难。
二．以为首的党中央抗灾战略思想
1、党的二、三代领导思想对抗灾行动产生的积极影响
党的二、三代领导集体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时代，正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转型期，改革发展的任务异常繁重。这个时代是理论创新的时代，也是为新社会发展打基础的时代。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从思想上明确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主要对改革开放以后面临的一些思想观念问题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革。这些思想上的清洗与嬗变，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提出来的小康社会的目标使得人民把追求更加富裕、更加幸福的生活最为重要的目标。在邓小平思想的领导下，我们对国家抗击灾害的预防制度逐步开始得到建立，在经济的发展推动下，我们对抗灾的基础设施进行了建设，对抗灾的物资进行了充分的预备，制定了一些预防应急的体制，这些行动极大地提高了我们预防灾害，抗击灾害以及灾后重建的能力，保证了国家与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以为首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进一步团结了人民的力量，进一步把人民的利益放到更高的位置上，进一步改进了党的领导，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与处理危机事件的能力。在处理各种危机事件中锻炼了党也考验了党。通过三个代表的学习，党员干部的素质得到了提高，这对于在抗灾过程中的指挥与带头作用的发挥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2、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抗灾战略思想与成果
（1）科学发展的思想对抗灾战略的影响
在构建和谐社会，倡导科学发展观的新的理念下，以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针对新时期发展的特点，改变了过去只注重GDP发展的错误，提出了贯彻以人为本、全面、持续、协调发展的执政理念，进一步把人民的生命放在第一位；把人民的幸福安康放在第一位。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抗灾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加强科学指挥调度；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坚持信息公开原则，掌握新闻主动权；坚持走群众路线，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始终依靠党的组织优势，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坚持党对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紧紧依靠人民武装力量；坚持依靠科学、运用科学；增强忧患意识，完善应急管理体系。这些科学发展的举措对于新时期抗灾工作发挥了巨大的影响。成为了我们近年来抗灾胜利的法宝。
（2）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抗灾斗争成果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应对了非典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战胜了我国南方雨雪冰冻灾害、四川汶川大地震、青海地震以及南方旱灾等等突发自然灾害，不仅经受了严重的考验，而且积累了处理突发自然灾害的宝贵经验。首先，贯彻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在应对突发自然灾害时，党中央把以人为本作为应对自然灾害的首要原则。无论是面对非典疫情的严重威胁，还是在抗击四川汶川大地震灾害中，党中央都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在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就明确提出：“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救人是重中之重，要全力以赴抓紧时间救人，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作百倍的努力。”其次，科学的领导。新一代中央领导注重对抗灾工作的科学机制的建设，使得抗灾更加高效、科学。对突发自然灾害第一时间作出反应，确保应对处置工作有序、有力、有效进行。2008年雨雪冰冻灾害和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在很短的时间内，主持召开多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抗灾救灾中的工作进行决策部署。而且对事关全局的关键环节高度重视，甚至亲自过问、督促鼓劲，在抗击雨雪冰冻灾害中，亲往山西大同视察煤炭生产和运输企业，指导企业抓紧加快生产和调运煤炭。
在抗震救灾中，亲自前往浙江湖州、河北廊坊考察帐篷和活动板房生产情况，全力以赴满足灾区需求。再次，团结一致的士气。突发自然灾害时期，领导以身作则，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实施人财物的调度，快速协调解决问题，鼓舞群众抗击灾害的精神。雨雪冰冻灾害发生后，几天内多次赶赴南方灾区省份，指导抗灾救灾工作。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两个小时内，紧急飞赴四川灾区，当晚在都江堰临时搭起的帐篷内召开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会议。多次赶往灾区，现场召开会议，及时解决抗灾救灾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动员各方面力量投入到抗击突发自然灾害中来。灾后重建是一项比抗灾救灾更为艰巨的任务，在四川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中，党中央制定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按照“一省帮一重灾县”的原则，建立对口支援机制，组织19个省市对口支援四川省18个县(市)和甘肃省、陕西省受灾严重地区。同时，坚持信息公开原则。党中央十分重视信息公开和新闻，第一时间消息，掌握信息主动权，各地区各部门要及时准确上报自然灾害或疫情数据，积极引导社会舆论。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完善新闻制度和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国务院颁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规定突发事件的预警、发生过程以及善后工作等环节的信息规则。另外，进一步发挥抗灾的优秀传统思想。坚持走群众路线，发挥人民群众在抗击突发自然灾害中的巨大作用。在抗击非典中，实行全民动员、群防群控、联防联控，打响一场抗击非典的人民战争。进一步发挥军队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军队在历次抗灾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近年来，重视社会力量在防灾减灾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鼓励并引导志愿者参与减灾行动，减灾志愿者队伍快速发展。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国公众、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紧急救援，深入灾区的国内外志愿者队伍达300万人以上，在后方参与抗震救灾的志愿者人数达1000万以上。
经济思想论文范文第2篇
随着经济建设日益成为社会的主导因素，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劳动所创造的能促进社会经济增长和发展，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需要的效应。[1](P119)思想政治教育有没有经济价值，实际上要回答的是思想政治教育能否服务于经济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总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表示怀疑，自觉不自觉地将思想政治教育与经济建设分离开来，对立起来，甚至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解决不了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反而是浪费时间。这正是导致有些地方和单位出现经济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一手软、一手硬”，业务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两张皮”现象的认识根源。因此，充分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从理论上澄清一些模糊的问题，对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经济价值的理论依据
1.从物质与精神的相互转化来看。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时，充分肯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发展进程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又指出思想理论对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能动作用，影响着历史的发展并往往决定着历史进程的特点和特殊的形式。马克思曾经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2](P9)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理论说服人，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而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就是说理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经济价值。
马克思关于物质与精神可以相互转化的思想，得到了马克思主义后继者们的继承与发展。明确指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3](P840、839)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根据现代中国社会的实际，提出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揭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互为条件、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即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精神文明能动地反作用于物质文明。这种反作用不仅集中表现在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等方面，而且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所传播的思想理论、道德观念直接为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服务，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直接参与物质文明的创造，并使精神文明的成果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转化为物质成果。同志也多次强调精神文明、先进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经济建设的重要推动作用，并从综合国力的高度论述了精神力量的价值。“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技术实力，这种物质力量是基础，但也离不开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仅可以促进物质技术力量的发展，而且可以使一定的物质技术力量发挥出更好更大的作用”。[4](P14)这些精辟的论述，对我们更好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无疑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启示。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与转化，是在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实现的。人的实践需要思想、理论的指导，正确的思想、理论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实现这种转化的重要途径与方式。
2.从经济与文化、道德的相互作用来看。
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有自己的道德基础或价值意义，经济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化和道德的条件。从历史发展来看，经济生活既对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社会的精神力量、文化价值取向也对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马克斯·韦伯曾对此作过深入而专门的探讨，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萌芽与发展归功于新教伦理，是这种被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伦理、价值观念推动了西欧经济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在当时并不发达和强大的欧洲产生。[5]他认为，在任何一种经济模式背后都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与这种经济模式的文化背景有密切的渊源。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精神、价值观念决定着这种经济模式的成败兴衰。当代西方一些“发展论”学者认为，在现代社会，社会科学中的思想理论、伦理价值观念、政治思想等，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这些因素。正是在此意义上，“发展论”学者们认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想理论与产权理论、国家理论一样，构成了现代经济制度变迁的三大支柱。即使以定量分析为特征的“知识经济学”，也把人的价值观念作为重要因素纳入经济科学的视野。政治思想理论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协调、整合、规范和激励功能等方面。
市场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合理健康的道德信念和规范构成了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必要的公共伦理信念和道德规范，是市场经济普遍可能和持久进行的前提条件之一。诚实守信之于交易行为，勤劳节俭之于资本积累，团队精神之于企业的组织和发展，社会道义和人道精神之于经济管理等，就是最好的说明。许多研究表明，道德资源是一种可以转化的特殊社会资本，道德力量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著名学者福山在其近著《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通过对欧美、日本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社会信任度差异的实证审察和分析，揭示了诸如诚信一类的“社会美德”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经济生活中所产生的不同作用和效果。[6]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认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除了通常所说的市场调节（“无形之手”）和政府调节（“有形之手”）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和调节手段之外，还存在着介于“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之间的第三种调节，即习惯与道德调节。道德力量不仅影响资源的配置与经济活动的效率，规范经济行为和提供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而且关系到社会公平与正义（包括分配公平），影响社会协调发展与生活质量的提高。他在《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一书中明确指出：“通过分析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即使在市场经济中，在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都起作用的场合，在法律产生并被执行的场合，习惯与道德调节不仅存在着，而且它的作用是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所替代不了的。”[7](P134)而倡导良好的社会风尚，营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道德环境，提高个体思想道德素质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与使命。
3.从人的素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
在所有资源中，人力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人力资源不仅由人的数量来表示，而且也由人的素质来表示。在技术水平既定的前提下，效率的真正源泉在于人的作用的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充分发挥。“以往在效率源泉问题的研究中，通常只看重经济因素与技术因素而忽略非经济因素与非技术因素，只注意利益的影响而不注意社会责任感与公共目标的作用，只强调物的价值实现而忽视人的价值实现”。[7](P50)这显然是十分片面的。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其根本任务就是要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即人的思想水平、道德面貌、劳动态度以及事业心、责任感、敬业精神等，不仅直接影响生产力及其要素的作用方式和人自身的发展状况，而且还决定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性质和方向，影响人的智力和体力发挥的程度，影响劳动者技术水平、劳动能力和创造性的发挥。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与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价值的创造密切相关。
智利知识界领袖萨拉扎·班迪博士回顾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道路时，曾深刻指出：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8]当国民心理和精神还被牢固地封锁在传统意识之中时，就会构成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方式乃至政府机构形式、教育制度等，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8](P4)这充分说明了人的素质的改变是获取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而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功能就体现在通过“人”这一中介来参与社会生活，影响经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提高人的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实现的。
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具体体现
从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经济的层次来看，可以分为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所谓宏观作用层次，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能够形成一定的经济文化、经济道德和经济思想，即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以此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思想政治教育除了在宏观层次上作用于经济以外，还在微观层次上对经济的发展直接发挥作用。人是经济的主体，作为具有思想意识的人，他们的经济行为、经济生活总要受到一定思想意识的支配。在现代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激发人们的主体意识和竞争意识，帮助人们确立现代观念，提高自身素质，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全面进步。[1](P120)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发展提供价值导向。
思想理论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思想前提。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充分表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同人们思想的解放、理论的创新和民族精神状态的深刻变化紧密相联。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实现中华腾飞的宏伟蓝图，开拓进取、奋发图强的民族自立精神，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总是以其特有的价值导向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任何一种社会，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要以自己的思想体系影响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方向。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既要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要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衡量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价值标准。思想政治教育通过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传播，通过法律、法规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以及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教育，为保证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发挥着自身的作用。
邓小平一再指出，发展是硬道理，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要靠自己的发展。同志也多次强调，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对我们都很紧要。思想政治教育要站在面向新世纪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高度，告诉人们世界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赢得主动、赢得优势的关键所在，揭示发展经济对民族和国家的意义。从而激发人们对民族、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树立为中国的繁荣昌盛奋发图强的信念，振兴和加快民族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后，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富而忘本”、“小成即满”、“小富即安”的思想，思想政治教育要加强“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教育活动，使人们从“思源”中领会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必要性，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继续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富而思进”，加快发展。为中国经济的“第二次创业”提供精神动力，为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更高阶段作好必要的思想准备。
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弘扬先进的经济文化、经济伦理和经济思想，在全社会倡导进步的发展观、生产观和消费观，树立经济可持续发展观念，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关系，提倡科学合理的消费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特别要重视形成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经济精神。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确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适应与引导市场经济的健康社会心理、现代经济精神的形成过程。现代经济精神是贯穿在现代经济全过程，影响乃至决定经济发展方向的无形力量。具体地说，它包括经济行为合理、高尚的动机，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经济交往中的信誉，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意识，健康、文明的精神追求等。树立现代经济精神，要求在经济活动中从五个方面实现精神转变，即：必须把贪欲财富的物质冲动、单纯谋利动机转变为一种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成就感，使全民族的经济行为有一个更高尚的动机；必须把庸俗化的重商主义转变为一种实业精神；在经济交往中，必须把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观念转变为一种互惠互利观念；必须从只把自然当成劳动对象、资源对象的意识转变为人与环境统一的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树立生态伦理精神；在财富面前，必须把安逸、享乐意识转变为一种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价值和生活意义的意识。[9]思想政治教育在促进现代经济精神形成、倡导现代经济精神方面应该并且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2.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进步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求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而且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10](P94)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为先进合理的经济模式，已被实践证明是最有效率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也是一种较为公平合理的经济模式。然而，市场经济如同一把“双刃剑”，具有经济和道德上的两面性。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虽然具有其经济合理性，但同时也内含着一定的社会风险和道德风险。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单纯的经济利益驱动和效益最大化追求，不仅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实利主义风气和个人利己主义冲动，而且难以确保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更难以确保人类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合理利用与保护。因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必要的社会规导和限制，它要求对市场主体（包括企业、个人和政府）的经济活动不仅有清晰的法律规范界定，而且有明确的伦理道德约束。换言之，市场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不仅需要法律的强制力保障，而且需要伦理规范使经济行为更加合理、更加文明。
事实证明，市场经济一旦缺乏良好的道德环境、法制环境和文化环境，往往会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并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行为不正当，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效率，国家经济实力也不能真正增强。从经济运行的角度看，行为主体如果自身缺乏基本的诚信，而彼此之间又没有相互的道德约束，行为必定短期化，导致假冒伪劣、合同欺诈、“三角债”恶性怪圈等现象出现。最终不仅企业会失去市场，行为主体也会因缺乏稳定的预期而对经济前景失去信心。据2002年3月25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我国每年因为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约55亿元，产品质量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至少有2000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有2000亿元。福建省企业家协会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诚信缺失已成为企业发展的巨大障碍。
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进步的重要作用之一，就在于扫除精神障碍，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精神环境和社会风气。具体地说，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促使人全面地、辩证地看待经济的进步问题，客观地、科学地分析经济形势，使人们的眼光从片面的、狭隘的纯经济增长的旧框框中解放出来，代之以全面的系统的发展观念，为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总的方法论的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增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法治观念和道德意识，形成奋发向上、开拓进取，公平竞争、精诚合作，讲求信誉、竭诚服务，崇尚奉献、服务大局的良好氛围。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提高对社会发展前景的认同与信心，同时揭示改革过程中的存在的矛盾、困难和风险，引导和调整社会心态，增强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从而形成有利于经济进步的认识环境、道德环境和社会心理环境。
3.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主体提供精神动力与道德激励。
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人的精神状态，人的素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直接关系和影响生产的效率和经济的发展。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重视精神激励和潜能开发，不仅成为不同社会制度下人们的共识，而且已成为许多学科共同研究的课题。如果说，在战争年代，面对无数艰难困苦，需要一股决不屈服的革命精神，一种战胜困难的拼命精神；那么，在和平年代，面对现代化建设的重任，同样需要理想和信念，激发起人们的潜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思想政治教育正是以其特有的方式，为经济主体提供精神动力和道德激励。
企业文化作为现代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载体，正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企业文化的核心——企业价值观，更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灵魂与精神支柱。如海尔集团的“无私奉献、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长虹股份有限公司的“以产业报国、民族昌盛为己任”的价值观；日本日立公司的“和、诚及开拓精神”的企业精神；美国杜邦公司“通过化学为更美好的生活提供更美好的东西”的企业宗旨等，都是企业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不仅对于企业的经营指导思想、发展目标、企业道德和全部生产经营活动等具有指导作用，而且对于企业中每一个成员的精神状态都会产生巨大影响，从而造就具有社会责任感、富有进取精神、开拓精神的企业员工。企业文化不仅使人们有了明确的精神追求，还会营造一种团结协作、拼搏进取的文化氛围，融洽人际关系，增强企业员工的归属感和团队精神，把个人生存劳动的目的同企业的生存、发展和壮大自觉地联系起来，从而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竞争力。
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物质基础和道德基础。在经济分析中，动力来自个人物质利益的假设是有局限性的。人是“社会的人”，除了有经济需求之外，还有社会、心理等方面的需求。人的积极性，除了物质利益这一基本动因之外，还明显受精神因素的制约。在个人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物质利益对个人主动性、积极性的激发会有所减退，而精神激励和道德激励的作用将有所上升。思想政治教育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的人性化原则，充分尊重劳动者主人翁地位的工作方法，企业、社会公共目标的激励以及精神境界的提升，都将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人的价值在工作中得到体现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与现代管理的结合，可以大大提高管理的有效性和经济活动的效率。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们精神世界的价值导向系统，为人们“应该如何行为”提供了价值信念上的共识，进而减少人们合作行为的“摩擦费用”，提高管理效率，促进经济的发展。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与功能，在现代社会越来越突出，也必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必不可少，而且能够有所作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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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思想论文范文第3篇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
1.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的实质。教育家菲利普•W•杰克森认为，教育是通过文化传播，使受教育者的性格与人格向好的方向发展，进而促进社会良性运转的活动［1］。可以说，教育是一种传承，既包含知识的传承，也包含人类精神文明的传承；教育通过塑造继承者的内在人格，实现整个社会共同进步。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教育活动，是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而实施的。统治阶级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宣传、灌输符合自身利益的思想观念，来巩固地位、获取利益，实现改变他人和世界的目的。2.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的实质。“思想”一词内涵广泛，但核心内容包含两个层面：第一，思想等价于意识。意识是人脑的特殊机能，既受客观世界支配，又能反作用于客观世界。第二，思想等价于价值观念。价值观念包括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思想政治教育当中的“思想”，既指教育活动作用的领域——人脑意识，又指的是教育过程关注和输出的内容——价值观念。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通过在人脑意识中输入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价值观念，最终实现人们自觉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3.思想政治教育中“政治”的实质。孙中山先生认为，政治就是管理众人的事。处理众人事务时，人们首先需要解决欲望无限和资源有限之间的矛盾。人们必须思考如何利用资源、分配成果以及谁来分配、分配多少等问题，以保证在一定范围内个人或集团利益最大化。在利益较量中，人们总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改造外在世界和其他人群，这种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直接表现出某种倾向性或者意识形态，它决定了人们政治行为的出发点、本质属性和基本方向。思想政治教育是代表某个群体利益诉求的价值观念教育，通过影响人们的思想，来改变人们配置资源的行为，以实现统治阶级利益最大化。4.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其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党的性质决定了自身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其一切行为都必须围绕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展开。这就要求我们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站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基础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运用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教育人、引导人、塑造人，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和谐进步。
二、市场经济的本质
市场经济的引入从深层改变着我国社会，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问题。成绩的取得与问题的出现本质上是经济体制的变革引起的。市场经济不仅带来了新的体制和规则，而且带来了隐含其中的价值观念。面对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诸多现实问题，思想政治教育要发挥作用，应从问题的本质进行分析。1.市场经济最初的价值观念。欧洲封建主义后期，统治阶级为了自身利益，大力发展商业和对外贸易，赚取巨额财富，稳固自身统治。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没有使大多数人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反而加重了国民的负担，加深了殖民地人民的苦难，助长了政府官员、议会议员的腐败行为，导致了少数贵族和资本家暴富，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市场经济的提出是为了打破固有藩篱，打破少数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与控制，通过市场的平台给所有人提供平等、自由的选择机会［2］。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是通过人的本性和自由选择的手段，发挥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能动性。每个人出于利己的本性，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从事自己比较擅长的工作，不仅促进了社会分工，还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和福利最大化。最初的市场经济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即市场足够大，参与者足够多，每个参与者对市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都相对有限，某个个体或集团无法操纵市场或影响他人决策。在这样的环境中，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不受任何人或集团的影响与控制，以此改变少数人剥削和控制多数人的现实。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体现着人们对自由平等、发展生产的渴望，体现着人们对机会均等、创造财富的渴望，也体现着人们反对少数人图利多数人、反对剥削与控制的意愿，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初期人们希望建立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念的体现［3］。2.市场经济价值观念的修正与背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市场经济的研究逐渐深入。数学等自然科学研究方法逐渐被应用于经济研究中，实证分析法使人们不再把注意力放在对经济行为应该不应该的价值判断上，而是从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出发，研究现象的成因、特征、发展原则和本质规律，将经济行为作为科学进行客观分析。人们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随之加深，但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转变，也引起了人们对最初市场经济价值观念的修正与背离。第一，对价格的过分依赖。价格是连接市场主体双方的关键因素。它包含着买卖双方议价过程的相关信息，是市场运行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随着数学方法的应用，经济研究趋于定量分析，易于量化的因素受到青睐。正因如此，价格在经济研究领域广受重视，甚至被视作观察和影响经济表现的最重要的指标，比如：微观经济学将价格理论作为核心理论，几乎将供给与需求共同决定价格作为解释经济现象的唯一依据。对于影响经济的其他因素，如：社会制度、历史环境、文化习俗等，较少考虑或者根本不将这些因素放在经济研究范围内考量。而最初对市场经济的考察，虽然多是规范性研究，但这种研究不仅从价格的角度分析经济发展，而且从整个社会角度对人的资源配置行为进行分析，将人作为具有多种真实需要的人进行研究，而不是把研究仅仅限定在人对价格的敏感特性上。价格是经济行为最直接的表现，但不是经济发展真正的内在源泉和决定因素。第二，对人类自利本性的夸大。市场经济中，自利被作为人类经济行为的本能动机提出来，是经济研究的基本前提假设。市场当中供求双方的买卖行为均是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而做出的决定。自利是人性的重要特征，将它作为市场经济的前提假设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作为唯一的人性假设，自利性过于片面和单一，对自利性的过度强调，还会诱使自利变为纯粹的自私。亚当•斯密是市场资源配置方式的系统阐述者，在《国富论》发表之前，他首先著述的是《道德情操论》。如果说《国富论》展示的是人性自利的巨大作用，那么《道德情操论》展现的则是人类社会更大范围内的利他行为的意义。自利出于人性，但人性不仅仅只有自利一种特性，一味强调利己而将其他人性中美好的特质排除在外，是不符合人性和市场经济最初价值观念的。第三，对货币的盲目追逐。货币是为消除物物交换的不便和促进市场发展而生成的交换手段。但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人们将个人利益的实现用价格衡量，全部的交换又通过货币完成，由此价格成为经济行为是否最优的唯一考虑，货币则成为利益获取最直接的体现。在市场经济演化过程中，对价格的过分依赖和对个人自利特性的不断强化，使货币不但扮演交换工具的角色，而且成为人们的一种信仰和直接追求。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等，都是人们将纯粹货币工具作为追逐目标，而非将需要大量劳动和人类智慧的实体经济或科技创新作为关注重点所带来的结果。市场经济最初的价值观念将价值的产生从商业和农业领域扩展到全部生产部门，认为所有满足人们需要的物品和服务都是财富的象征，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和重农主义对价值创造的狭隘理解。它不否认货币是重要的交换工具，但却始终强调真正产生价值、满足人们需要的行为依然是劳动。第四，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考察市场经济运行。市场经济是一种配置资源的工具，站在不同的立场、代表不同的人群，市场会发挥不同的作用。在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市场经济的研究和运用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合理的前提下的。1929~1933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世界性经济危机，使整个西方世界的生产近于停滞。以凯恩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想，即通过政府财政制造就业机会，刺激需求，带动生产。但相关研究并没有从引起危机的本质入手，也没有从现有的生产方式、分配方式是否合理进行思考，只是想方设法让濒临崩溃的资本主义制度重新运转起来。创造就业机会的救市办法，不过是让民众有更多的消费能力，来消化掉积压产品，并非出于对工人的真诚关怀。市场经济最初是为实现人的平等、自由和生产力的解放而提出的。但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已将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是否正常运转看得比人的需要更加重要。这是对市场经济最初价值观念的扭曲和背离。本质上说，市场经济的产生是伴随生产力的发展而出现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是对旧的资源配置方式的打破，是对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也是为更多人能够享有平等权利而做出的尝试和探索。但这种经济制度在执行和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甚至背离初衷的结果。市场经济价值观念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人们的不同解读中展现新意的。评判一种机制的好坏，离不开某种价值标准。如果站在市场经济最初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当代市场经济的部分逻辑已经发生偏离。
三、思想政治教育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市场经济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不同人站在不同立场使用它，会带来不同的结果。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引导市场经济发展，是关系市场经济结果和发展走向的关键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可以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价值取向的积极作用，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智力支持。1.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困惑来自于对市场经济的误解。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市场经济本质的认识还不够全面，思想政治教育曾面临诸多新问题、新挑战。比如：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提倡大公无私和集体主义，但市场经济更加鼓励个人利益最大化；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反对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但市场经济以金钱价格体现价值，并鼓励消费拉动生产等等。理论与现实的矛盾，使得人们认为市场经济和思想政治教育是严重对立、无法调和的，甚至还一度出现了“现在是市场经济，思想政治教育可有可无”的怪论。这些现实困惑的出现，源于我们对市场经济本质缺少真正的了解和认识。将市场经济引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来，是希望借助这种配置手段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目标。但市场经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运行过程中，由于使用者所持的价值观念和阶级立场不同，市场经济表现出一些背离其初衷的怪相。这些错误解读在我国被一些人当作市场经济本身的特性鼓吹和放大，不仅曲解了市场经济的本质内涵，还忘记了我们引入市场经济的最终目的。2.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将经济问题纳入研究视野。经济问题是资源配置问题，是关乎人类生存的根本性问题。如何既公平又有效率的配置资源，不仅是经济研究关注的问题，还应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视野。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价值观念教育。什么是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如何实现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当利益群体之间产生矛盾时，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等，都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回答和解决的现实问题，而这些问题又都涉及资源配置等经济问题。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着眼现实经济问题，将理论研究渗透于市场经济各个领域，帮助人们认识市场经济的本质，使人们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同时，把握好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3.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价值观念的修正与背离，使得市场经济没有真正实现绝大多数人获得自由和财富的目的，反而加剧了贫富悬殊等社会矛盾。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全面客观地认识市场经济的原初本性，用正确的价值观念引导人们做出选择，保持市场经济的最初本意。同时，在承认和尊重人性的基础上，将人性从纯粹利己的狭隘视角引向更广阔的他人、集体、国家、自然的范畴，将拜金主义对人类幸福的狭隘理解引向对人类、对自然、对世界大爱的范畴，使人们在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也能顾及他人，最终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唯有如此，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充分展现其自身的政治优势，充分发挥其强大的引导力、感召力和助推力。
经济思想论文范文第4篇
经济特区建立和发展的经验是邓小平提出并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实践依据
众所周知，邓小平提出并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的独创性贡献。邓小平提出并形成市场经济理论实际上有他的逻辑思路。邓小平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存在和发展。既然现阶段是多种所有制经济，那么就不能只采取计划经济的办法，需要也可以采取市场经济的办法。邓小平在1980年1月16 日所作的《目前形势和任务》的讲话，第一次提出使用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而支持邓小平提出和论述市场经济的逻辑思路的重要依据，就是经济特区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丰富而新鲜的实践经验。1987年6月邓小平指出，“深圳搞了七八年，取得了很大成绩，”深圳“由内向型转为外向型，就是说能够变成工业基地，并能够打进国际市场。”“深圳的同志告诉我，那里的工业产品百分之五十以上出口，外汇收支可以平衡。”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又指出，建立经济特区后，外资就进来了。我们可以从外资中得到税收、劳务等方面的益处。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因为“三资”企业受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得更加清楚，农村改革的成功并推动城市改革的过程是国内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提出和实施对外开放的过程是把国内市场推向国际市场即与世界市场体系相衔接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建立和发展经济特区这引领作用来实现的。当然，这一过程还包括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沿边沿江地区的开放和建设海南省最大经济特区以及开发上海浦东等等。
十四大报告第一次在党的文献中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初步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轮廓。十四大召开之前即1992年6月12日，同志向邓小平报告十四大将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目标和市场经济理论框架。邓小平表示完全赞成并且说，“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前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经济特区建立和发展的丰富经验是邓小平提出并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实践依据。
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发展是中国和平崛起道路的缩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崛起的道路。这条道路已愈来愈被世界上的有识之士和不怀偏见的人所认可。我们要十分重视对我国和平崛起道路的总结和推动。总结，也就是要总结和分析这条道路的成功经验和特点。推动，就是要在总给的基础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继续沿着这条和平崛起的道路走下去。当我们对这条道路进行全面和深入的总结时，我们看到中国和平崛起道路最宝贵的经验和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既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又坚持独立自主。而我国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发展过程则是这一经验和特点的缩影。邓小平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初衷就是使经济特区成为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建立经济特区这一窗口可以看成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起步。但是，这一起步对于我们封闭了几十年的国家和民族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没有这个起步，也就没有进一步的对外开放；没有这个起步，也就没有今天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局面；（加入wto是我们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标志）没有这个起步，也就没有今天我们对西部大开发的强大力度和支持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的物质基础。邓小平指出，“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础，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邓小平认为，在有了建立和发展经济特区的
经验后，我们可以加快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在我国经济特区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我们也一直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即我们头脑清醒，坚持为我所用，发展自己。邓小平在回答建立经济特区和实行对外开放会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的提问时说，“我们的开放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会有一部分资本主义的东西进入。但是，社会主义的力量更大，而且会取得更大的发展。”因为在邓小平看来，无论怎么开放，归根结底我们还是实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经济特区发展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中国执行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得到了很大好处。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就是开放得还不够。我们要继续开放，更加开放。”邓小平并不否认实行对外开放会有风险，会带来资本主义的腐朽的东西。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坚定地指出，“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因为在邓小平看来，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这些消极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告诉我们，一般寓个别之中，个别体现一般。我们从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发展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既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又坚持独立自主，这浓缩了中国和平崛起道路经验的精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还告诉我们，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今天我们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行了20多年之后，回顾我国建立和发展经济特区的过程及其取得的辉煌成就，我们倍加体会邓小平提出这个决策的英明和深远意义，倍加体会“争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是新世纪新阶段赋予我国经济特区的新的使命。我国经济特区一定会不辱使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走在前列，在继续拓展中国和平崛起道路和率先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做出新的贡献。 -----------
中国经济特区的崛起，是同一个伟人紧密相连的。这个伟人就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他不仅是创办经济特区的主要倡导者、决策者和支持者，而且以洞察风云的世界眼光和辩证思维推动着经济特区的发展。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认真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的历史演进
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国要想发展，就必须打开国门、走向世界。创办和建设经济特区，就是邓小平同志为使我国打开国门、走向世界而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979年1月，邓小平同志同胡厥文等工商界领导人谈话时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当然，利用外资一定要考虑偿还能力。”他还在一份香港厂商要求到广州开设工厂的《内部情况摘报》上批示：“这件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1979年2月，谷牧副总理主持召开特别会议，商议交通部招商局提出的在蛇口地区开设工厂的问题。谷牧说：“小平同志认为不仅宝安、珠海县可以搞，广东、福建的其他县也都可以搞。”1979年4月，邓小平同志与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广东省委领导、杨尚昆、王全国等同志谈话时指出：“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1980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几个特区的决定，要继续实行下去。”
1984年1月至2月，邓小平同志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分别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1987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改革的步子要加快》的谈话中明确指出：“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海南岛和台湾的面积差不多，那里有许多资源，有富铁矿，有石油天然气，还有橡胶和别的热带亚热带作物。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1988年1月，他在一份关于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报告上批示指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
1988年6月，邓小平同志发表《要吸收国际的经验》的谈话，指出：“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1990年3月，他指出：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1991年1月至2月，他在视察上海时指出：“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在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指出：“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的主要内容
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内容丰富，博大精深。
经济思想论文范文第5篇
（一）
诚如美国的休谟研究者巴里·斯特德所指出，“休谟是一个人性哲学家”。（1）他的第一部著作就是『人性论。其副标题是，“在精神科学中采用实验推论方式的一个尝试”。按照休谟的含义，“精神”是相对于“自然”而言的。精神科学或精神哲学是论述人类存在方式与其他的“自然物体”的存在方式相区别的那些方面的。它的主题是：人类所独具特征的一切事情。
在休谟看来，“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或多或少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会通过这样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2）“关于人的科学是其他科学的唯一基础”。（3）因此，他认为哲学作为一门精神科学，要达到目的，就要直接切入人性。他说：“在我们的哲学研究中，我们可以希望借以获得成功的唯一途径，即是抛开我们一向所采用的那种可厌的迂回曲折的老方法，不再在边界上一会儿攻取一个城堡，一会儿占领一个村落，而是直捣这些科学的首都或心脏，即人性本身；一旦被掌握了人性以后，我们在其他个方面就有希望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了”。（4）他看来，最主要的是四个学科：逻辑、道德学、批评学和政治学，它们“几乎包括尽了一切需要我们研究的种种事情，或者说一切可以促进或装饰人类心灵的种种重要事情”。这些学科都是人性科学。“逻辑的唯一目的是在于说明人类推理能力的原理和作用，以及人类观念的性质；道德学和批评学研究人类的鉴别力和情绪；政治学研究结合在社会里并且互相依赖的人类”。（5）
在休谟那个时代经济学还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是政治哲学的一个组成部份。即使在亚当·斯密那里，最初在『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军备的演讲中关于经济理论的讨论，也是广义道德哲学中政治学部份的内容。休谟关于人类经济行为的讨论，也就包含在他对“结合在社会里并相互依赖的人类”的分析之中，而这种分析又是从人性出发的。
人性论当然不是休谟的创造。但是，休谟的人性论确有自己的特点。他在『人性论一书的「引论中说，他要使对人性原理的说明，成为“一个建立在几乎全新的基础上的完整的科学体系”，即“必须建立在经验和观察之上”。（6）这也就是他所说的，“在精神科学中采用实验推理方式”的基本精神。一方面要反对先验的立论方法；另一方面要在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普遍的人性理论。他说：“我发现由古人留给我们的精神哲学有和他们的自然哲学中所发现的同样的不适宜之处，即完全是假设的，依靠发明甚于依靠经验。”（7）他自认为，自己是培根所开创的，包括洛克、沙夫茨伯利、曼德维尔、哈奇逊、巴特勒在内的实验哲学的继承者和集大成者。他象牛顿一样宣称“我不制造假设”，并自比为一个解剖学家。这就使得休谟的人性论，不同于从先验的假设出发进行推论的人性学说。他注重的是观察和经验。“我们必须借审慎的观察人生现象去搜集这门科学的种种实验材料，而在世人的日常生活中，就着人类的交际、事物和娱乐去取得实验材料”。并通过对材料的搜集和比较，去建立一门人性科学。（8）这是休谟人性论的方法论的特征。
此外，休谟人性论的另一个特点是，否定了“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传统的观念，也否定了笛卡尔的主张。他认为，古今的精神哲学都建立在这样的思想方法之上：“人类只有在遵循理性的命令的范围内，才是善良的”，“每一个理性动物都必须根据理性来调整他的行为”，并征服其他的动机。其实这是一种“谬误”。（9）他强调“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之外，在不能有任何其他的作用”。（10）认为“单是理性既然不足以产生任何行为，或是引起意志作用，所以我就推断说，这个官能〔理性〕同样不能制止意志作用，或与任何情感或情绪争夺优先权”。（11）。因此，考察人性、考察人类行为及其真实动机，就要考察人们的实在的情感。尤其需要注意那种易于被误认为是理性的“平静的欲望”。这种欲望，主要有两种，一是“我们天性中原来赋有的某些本能”；一种是“对于抽象地被思考的福利的一般欲望和对于抽象地被思考的祸害的一般厌恶”。（12）
上述两个特征，虽然是方法论上的，然而，正是这些特征使休谟对人类经济生活和经济行为，给予更多的关注，作出了独到的分析。
以往对社会问题和人性的分析，在休谟看来，大都建立在某种先验的假设之上。一种是“诗人虚构的黄金时代的幻想”，一种是“自然状态”的假设。前一种假设描述了一个最为美好、最为安宁的环境；后一种假设描述了人人相互争斗和充满暴力的状态。前者以美好的诗意去描述人类的高尚的德性；后者则是人类的自私和野蛮的本性未受约束的必然结果，因此只有建立政府以“维护正义和法律”。这两种想象其实是一回事。这种人性状态是否存在、能否延续，“是完全值得怀疑的”。（13）
休谟着重批评了霍布士的“自然状态”的假设及其社会契约论。指出，这种观点把人类社会的出现和国家或政府的出现相混淆，以为“人类离开了政府就完全不能组织社会”。（14）这就忽视了“社会”本身，尤其是忽视了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的问题即人类如何获取生活资料。
在休谟看来，社会的形成，是由人类与动物在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上的根本区别带来的。人类个体与动物相比，有三个不利的条件：“（1）他的力量过于单薄，不能完成任何重大的工作；（2）他的劳动因为用于满足他的各种不同的需要，所以任何特殊技艺方面不不可能达到出色的成就；（3）由于他的力量和成功不是在一切时候都相等的，所以不论哪一方面遭到挫折，都不可避免地要招来毁灭和苦难。”（15）换言之，“自然赋予人类以无数的欲望和需要，而满足这些需要，却给了他以薄弱的手段”。“人只有依赖社会，才能弥补他的缺陷，才可以和其他动物势均力敌，甚至对其他动物取得优势。”（16）“社会给这三种不利情况提供了补救。借着协作，我们的能力提高了；借着分工，我们的才能增长了；借着互助，我们就较少遭到意外和偶然事件的袭击”。（17）
休谟在这里是从人类的经济生活，即人类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来考察社会及其起源问题的。所以明确地把社会和国家区分开来，并且把劳动、分工、协作、互助等经济生活作为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给予经济问题以更多的重视，从而把自己与霍布士等人区别开来。在伦理问题上，休谟不是从抽象的道德和对人性的先验的定义出发来讨论社会问题，而是从社会和经济生活入手去讨论人性和伦理问题，这就摆脱了从抽象的道德原则出发，对经济生活进行道德化的批评的传统，（如基督教对利息的否定），为经济和道德的统一，为经济伦理的研究开拓了道路。
（二）
休谟的经济伦理思想是在社会的起源和社会正义问题的讨论中展开的。在休谟看来，人类社会的形成，既是同劳动、分工、协作结合在一起的，更是同社会正义联系在一起的。如上所述，在休谟看来由于大自然给我们提供的物品比我们的需要来显得稀少，所以人类要组成社会，进行分工和协作；但是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就出现了一个财产权问题。一方面，由于物品的稀少，产生了一个划分财产的必要。“只要自然赐予的某种福惠无限丰富，我们人类总是全体分享，而不是斤斤细分什么权利和产权。水和空气虽是所有实物中最为人们所必需的东西，但并没有人要求把他们分作个人财产。”历史上，只有在某些土地甚广，而水源稀少的国家，才可能对水建立产权；在人口甚少，土地肥沃辽阔的国度对土地的浪费就比较宽容，就是例证。（18）他问到：“在每个人已经有了足够数量的物品时，还有什么必要对财物进行划分呢？在不可能产生伤害行为的地方，为什么还有产生所有权呢？当只要伸出我的手便可以获得具有同样价值的东西时，我为什么要把别人占有的东西称为我的呢？”（19）另一方面，由于人的天性中存在不利于人们社会生活的自私情感，人们为满足自己或亲友的需要或欲望，而随意侵犯别人的财物或利益，不时引起“纠纷和争执”。所以，就需要达成协议，建立社会正义，来保障财产权的稳定。
总之，“正义只是起源于人的自私和有限的慷慨、以及自然为满足人类需要所准备的稀少的供应”。（20）
在休谟那里，正义主要表现为三个自然原则：“财产稳定地占有的法则，根据同意转移所有物的法则，履行许诺的法则”。
首先是“财产的稳定的占有的法则”。因为财物“可以在人与人之间随意转移而不稳定”的情况的存在，是“社会上的主要的乱源”。（21）“只有通过全体社会成员所缔结的协议，使那些外物的占有得到稳定，是每个人安享他凭幸运和勤劳所获得的财物。通过这种方法，每个人就知道什么是自己可以安全地占有的；而且情感的在其偏私的、矛盾的活动方面也就受到了约束”。（22）所以，“划定财产，稳定财物占有的协议，是人类社会的一切条件中最必要的条件。”（23）那么依据什么原则来稳定财产的占有呢？休谟认为要确定财产权的最初来源是十分困难的。所以他没有接受洛克的财产起源于劳动的观点。认为解决问题的最现实的办法是，以“现实的占有”为出发点，“让各人继续占有他现时占有的东西”。（24）具体地说，是以“占领、时效、添附和继承”（25）为依据。
其次是“根据同意转移所有物的法则”。因为对财物的固定占有往往与人类的需要和欲望“发生矛盾”。如果“让每一个人用暴力夺取他认为对自己是适合的东西，那就会毁灭社会”。合适的办法是，在所有主同意的情况下，“将财物给予另外一个人”；如果未征得同意，那么财物和财产“永远应当是稳定的”。（26）
第三条法则是“许诺”（promises），其作用就是维护和协调各种互利性的“交换关系”。休谟认为在生活中，人们相互之间必然存在各种交换关系，包括“物品的交换”，“服务和行为的交换”。这类交换象相互之间的换工一样“对我们双方都有利益”。（27）但是由于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为别人服务，大都并非出自对别人具有的‘真正的好意’。不能把交往，寄托于人们的公益心。唯一的办法，是给予人们的自然的情感，以新的方向。这就是说，即使没有对他人的真正的好意，也为别人服务，因为我可以预料到，他会报答我的服务，一起同样达到另一次服务。这就是“许诺”。
“许诺”之必要性，是由于第一个法则使人们可以彼此相安，第二个法则开始使人们互相受益，但仍不足以使他们相互服务。凡涉及一般物品、服务和行为的交往，若要达到互利的结果，就需相互信任和信托。
这三个正义法则，提出了一个经济正义的问题。它既是经济活动中，立法的依据，又是经济伦理的基本原则。休谟通过对经济正义的论述，对经济伦理的一些基本问题作出了回答。
首先是，人类经济行为的特点是什么，在以自利为动机的经济活动中除了利益的盘算之外，道德是否起作用，如何起作用。
关于人类经济活动的特点，休谟认为，经济活动是人类通过劳动，协作和交换满足自己的需要的活动，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原初动机是自私，而不是为了公益。他说，“不论道德家们或政治家们如何为了公益而干预我们，或是企图改变我们行为的经常的途径，那也是徒劳无益的。”“如果他们计划的成功依靠于他们改正人类的自私和忘恩负义方面的成功，那么除非有全能的上帝加以协助，他们将不能前进一步”。（28）这一观点类似于霍布士对人类本性的假设。但是，休谟更注重在物资匮乏的条件下，自私产生的客观原因。指出，“由于我们的所有物比起我们的需要来显得稀少，这才激起自私：为了限制这种自私，人类才被迫把自己和社会分开，把他们自己的和他人的财物加以区别”。（29）可见这里讲的“自私”，不完全是在霍布士意义上的那种贪得无厌的利己心，而是指在经济活动中人们维护自己的财产权，谋取自身利益、满足自身需要的活动。休谟的这一论点，事实上提出了稀缺和需要的满足这一经济生活的基本问题。为日后经济学中最基本的的“经济人”假说，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值得注意的是，休谟虽然认为，在经济活动中原初的动机是“自私”，但是，他并没有无条件地把“自私”作为经济活动的唯一原则。相反，他把对自私的限制，作为经济伦理的基本问题和经济活动得以正常进行的基本条件。在他看来，承认经济活动中人们的自私动机是一回事，经济活动中人们必须限制自己的自私，遵循正义原则又是一回事。
在休谟那里，正义原则既是一种人们行为的规则，又是一种道德原则。作为一种行为规则，正义原则主要是由于公共利益产生的。由于人们如果自然地追求私利，就会陷于种种非义和暴行，社会就会陷于混乱，其结果就使每一个人的私利也无法得到保障，所以就要订立协议，以维护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正义的协议的设计确实是有益于社会和各人幸福的，是体现了全体的利益的。“正义就是借一种协议或合同而确立起来，也就是借那个假设为全体所共有的利益感觉而确立起来；在这种感觉的支配之下，人们在作出每一个单独的正义行为时，就都期待其他人也会照样行事”。（30）“只有这种彼此协作才能使正义成为有利或给予我以遵守正义规则的任何动机”。（31）
所以，“全体社会成员所共同奉行的全部行为体系对于全体和个人都有无限的利益：于是不久就有正义和财产权发生了。”（32）“社会上每一成员都感觉到这种利益：每个人都向其他的人表示出这种感觉，并且表示决心，愿以这种感觉来调整他的行为，假使其他人也照样行事的话。”（538）休谟把正义的这种出于利益的约束力称为“自然的约束力”。但是这里所谓“自然的”只是意味着它是以利益为基础的，并不意味着正义规则是自然发生的。相反它是人为的，是由人类的法律所改变的。这种规则的特点是普遍性、一般性与人们通常的自然的行为方式是不一样的。“人性的普通原则是适应具体情况的，没有明确不变的活动方式的。”（573）人们如果按这种通常的发式行事，就会遵循适应情况的特殊判断，就会考虑到各人的品格和条件，贪心和偏私，而“不受某种一般的、不变的原则所约束”，那么“就立刻会使世界混乱起来”。（573）鉴于这种弊害，所以“才确立了这些原则，并同意以一般规则来约束自己，因为一般的规则是不会被敌意和偏爱，不会被公私利益的特殊看法所改变”。（573）
此外正义还有另一种约束力，这就是“道德的约束力，即是非之感”。它虽然是由利益转化而来，但是它毕竟不同于作为“自然的约束力”的利益本身。它源出于“人性中一个强有力的原则”，即“同情”。（661）具体地说，当非义的行为使人受到侵犯时，尽管这种行为丝毫也未影响我们自己的利益，但是由于我们同情遭到侵犯的人，仍然使我们感到不快。“我们通过同情感到他们所感到的不快；而且在一般的观察之下，人类行为中令人不快的每样事情都被称为恶，而凡产生快乐的任何事情同样也被称为德；所以道德的善恶的感觉就随着正义和非义而发生”。（540）道德感还为政治家的公开教导、父母的私人教育等人为的措施所加强，一经形成，就具有一种利益所不具有的独自的约束力。他指出：“当一个人考虑到，不但他对人的品格，而且他内心的安宁和快乐，都完全依靠于社会道德的严格遵守；当他考虑到，一个人如果对人类和社会的义务有所缺陷，则心灵在返观内照时便要感到内疚：当一个人考虑到这几点时，谁还能认为、财富的利益足以补偿其对社会道德的些小破坏呢？”（664）
总之，在休谟那里，经济正义是规则和道德的统一。它有“两个不同的基础，即道德和利益；利益所以成为这个基础，是因为人们看到，如果不以某些规则约束自己，就不可能在社会中生活；道德所以成为这个基础，则是因为当人们一旦看出这种利益以后，他们一看到有助于社会的安宁的那些行动，就感到快乐，一看到有害于社会的安宁的那些行动，就会感到不快”。（574）所以正义作为一种人为的体系，不但规定了经济生活中人们需要遵循的普遍的行为规则，而且“这个体系还可以帮助我们形成关于德的幸福的正确概念和关于德的尊严的正确概念，并且可以使我们天性中的每个原则都乐于怀抱那个高贵的品格”。（664）同时正义规则在社会生活中的实现，也有赖于道德。
休谟关于正义原则的论述，明确地肯定了在以自利为动机的经济生活中道德的地位和作用，论证了经济伦理得以存在的根据。从而把自己的学说同曼德维尔的主张明确地区别开来，克服了那种以为在经济生活中，只能讲利益的盘算，不用也不能讲道德的非道德主义倾向。同时，休谟还力图把规则和道德统一起来，一方面主张用普遍的、一般的规则来限制个人的偏私和贪欲，以维护经济秩序，另一方面又反对只讲规则和法律、不讲道德的主张，力图证明道德在维系经济正义中的不可或缺的地位。他的情感论的伦理学说就是用以证明这一思想的。他强调，理性不能是道德上善恶的源泉。（498）“认识德是一回事，使意志符合德又是一回事”。（505）“道德宁可说是被人感觉到的，而不是被人判断出来的”。（510）就是要说明，理性的认识虽然可以使人判明自己的利益，并遵循既代表了社会利益、又符合于自己的利益的正义规则，但是不能以利益的盘算来取代道德感，更不能否定道德在维系正义原则中的作用。他说：“诚然，由利益发生的情绪和由道德发生的情绪，容易互相混淆并自然地互相融合。”。“不过这并不妨碍这些情绪本身仍然是彼此个别的”。（512）总之，重视道德的作用，道德感的作用正是休谟经济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休谟比一般的合理利己主义高明之处。
这一种观点还表现在他对当时争论激烈的如何看待“享受”的问题上体现出来。一方面他认为，不应该把享受看作绝对的过错。“享受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日益精致，是人心所向极为正当的趋势”（『经济论文集18）但是也不能被看作绝对的无害。“只要享受不再是无害的，那末它也就不会是有利的”。（同上26）判断享受的善与恶时，应当将他对个人的影响同社会的影响统一起来。有一种“堕落的享受”不仅对个人是有害的，对社会也是不会有利的。针对曼德维尔的“私恶即公益”的论点，休谟强调罪恶就是罪恶，“善.....总是要比毒药好”（同上27）（三）
关于经济伦理的具体内容，休谟提出了如下的主张：一是把财产权的稳定及其合法的转移作为经济生活中最主要的行为规则和道德原则；二是把信任和“许诺”，作为重要的行为规则和道德原则。
如上所述，休谟提出的正义的三条法则中，第一和第二条法则都是有关财产权的。那么“什么是一个人的财产权呢？所谓人的财产权就是指可供使用的、合法的、归他独自所有的任何东西“。（文选184）在休谟看来，财产权是经济生活中最根本的问题。稳定财产权，可以使人们“彼此相安”，保障社会的和平和安全；通过同意来转移财产权，既可以使财产权稳定，又可以使人们“相互受益”。它是社会的法治的一个基础。但是，在休谟看来财产权同时更是一个道德问题，他说，财产权固然“必然成立于对象的某种关系”，但是，“构成财产权本质的不是外在的、有形的关系”。“财产权是成立于某种内在的关系，也就是说成立于对象的外在关系对心灵和行为所加的某种影响”。（567）这就是说，财产权不仅是在法律上对财产所有权的某种规定，也不仅是事实上对某种物品的占有，同时也是人们对财产的一种态度。即“它给予我们一种义务感，使我们戒取那个对象，而把它归还于其最初的占有者”。（568）所以它也是一个道德问题，即对他人的财产的态度问题。财产权作为一种德，意味着承担起“戒取”并非属于自己的财产的义务。而作为正义法则的财产权的确立是有赖于这种道德观念的。“因此，财产权的本性依靠于那个德，并不是那个德依靠于财产权”（568）换言之，财产权的确立和维系都有赖于那个“戒取”非自身所有的物品道德法则的确立和相应的道德感的形成。
“许诺”作为一体正义法则，在休谟那里也是人类协议的产物，是人为的一种行为规则。“许诺是以社会的需要和利益为基础的人类的发明。”（560）这条规则的发明主要是为了使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包括物品的交换、服务和行为的交换，能达到“互相服务”和“互利”的目的。大自然赐予的物品的有限，使人类必须互相服务，互相协作和交往。这种互相的服务和交换是社会的利益所在，也是每个个人的利益之所在。但是由于人类的本性的自私和有限的慷慨，我们的好意和仁爱“天然是很有限的”。所以单靠我们的欲望的直接冲动产生为他人的利益的服务是比较困难的，也是难以得到保障的。虽然在“不计较利害的交往”中，慷慨和互助是存在的。但是在“计较利害”的交往中则难以实现。而在经济生活中大量的是“计较利害”的交往。“许诺”则是在这种交往中产生的，用以束缚自己去实践某种行为。“当一个人说，他许诺任何事情时，他实际上就表示了他完成那件事情的决心”，与此同时“就使自己会受到再不被人信任的处罚，如果他失约的话”。（562）许诺一旦作出，“就立刻被他的利益所约束了，要实践他的约定，并且如果他拒绝履行他的许诺，他将永不能期望在得到别人的信托”。（562）休谟认为，只要有简短的社会经验就可以使人发现“许诺”之利害相关。“所以，利益是许诺学最初的约束力”。（563）但是“随后，一种道德感又和利益结合起来，成为人类的一种新的约束力量”。（563）它同戒取他人财产的道德感一起构成了经济正义的基础。可见在休谟那里，许诺不仅是一种出于利害的盘算的行为规则，更是一种道德原则。
“诚信之德”本来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就是一个被人重视的德性。近代随着社会契约论的兴起，“信用”问题（尤其是金融往来中的信用）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的突现，守信、遵守契约，也被视为重要的德性。比如霍布士就把“守信”作为自然法的一个原则。但是只有到了休谟，才明确地把“许诺”作为经济伦理的问题，作为“计较利害”的经济交往中的一个基本的道德原则提出来。休谟认为包括这两个道德原则在内的正义法则，是经济生活中最为有用和有益的规则。依靠它们，“人们就不会过分自私贪婪，或者过分恣意狂热”。（文选，182）
这里所谓“过分自私贪婪”是指那种象曼德维尔那样的非道德主义的观点，它们过分地夸大人的自私的本性，一方面离开了大自然赐予的不足这一自私产生的客观条件，把人类在稀缺的条件下，在经济生活中维系自己的财产权、谋取生活资料的“自私”夸大天性固有的贪婪心，另一方面把贪欲、欺骗、背信作为经济活动的唯一动力，否定正义法则的作用，否定对自私进行限制的必要性，否定道德的作用。其结果只能使经济活动不能正常进行，是指造成社会的混乱。
这里所谓“过分恣意狂热”指那种以自然给予人们无限丰富的福惠为假设，不顾大自然的有限的赐予，勉强地想实行财产平均，或者“以人人都是圣人”为假设，想以广博的善心，来取代财产的正义的主张。休谟认为，英国内战时期的“宗教狂热者”的这些假设实际上是根本行不通的。
就第一种假设来说，首先，“如果实行平均财产，人们的技能、照管和勤勉不同，必定迅即打破这种平等。若是你们压制这些人的长处你们将使社会陷入极端贫困的境地”；不仅不能使少数人免于贫乏和乞讨，反而使整个社会无法避免贫困。（文选181）其次，为了维系平均，必须对不平均的迹象作最严格的调查和审理，以便加以惩罚和纠正。“然而，这么大的权柄必然很快会变为暴虐，执行时必然会带有很大的偏见，难以公正。”（文选181）第三，在这种情况下“谁能掌握此种权力？”，也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就第二种假设来说，在这种假设中“人人都是他人的第二个自我，都会将自己的一起利益信托给别人处置；没有妒嫉，没有彼此，没有区别。这样整个人类就形成了一个大家庭，一切共有，人人可以自由取用，不必考虑什么产权；但人人都会谨取慎用，全体关心每一个人的需要，似乎这与我们的利益关系极为密切。”但是“在当前的人心素质下”，“难以找到能够体现如此博爱的完整事例”。（文选174）只有在相互感情十分强烈的家庭成员中，才会有取消一切财产的分属的情况发生。如果将这种假设运用于整个社会，就会使整个社会陷于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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