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美国文化论文(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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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美国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中国美学 百年美学
四大来源
20世纪中国美学，是中国百年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她关注着中国的现实，关怀中国人的当下生存状况．着力解决中国的问题。大量借鉴引进西方理论，选择自己认为可行的理论来建构各自的美学体系，是中国百年美学的一大特色。中国20世纪美学体系可谓学说林立，理论来源纷繁复杂。从历史的建构和现存的理论形态来看，中国百年美学建构的理论根据或来源大致有四个。
第一个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人民在本世纪救亡图存，复兴中华过程中选定的指导思想，无疑占有主导地位。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无论是对政治生活，还是学术研究都有不言而喻的真理性，同样为美学研究开拓了广阔的前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根据建构起美学理论的学派主要有实践论美学、客观论美学、主客观统一论美学等，特别是实践美学是中国本世纪美学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国当代美学对世界美学的重大贡献。从历史上看，唯心主义者只注重在心灵中去考察美学，认为美是纯精神性或上帝的产物，而否认物质性的内容．尤其作为客观存在的社会、民族、时代的内容。机械唯物主义虽注重物质或客观事物方面，但又忽视人的创造性、建构性功能，把美理解为人对外在事物的被动反映。而只有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才真正科学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对美学研究具有革命性的作用。就现实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取得了很大成功。这里区别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个最为重要原因，恰好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引入美学研究。
第三个来源是现代西方心理学或艺术中心论。现代西方心理学的长足发展，尤其在对美学研究方面。艺术学研究的干预所取得的奇特成就，都表现出心理学作为一种方法或生长点已广泛被美学界认可，如精神分析心理学、完形心理学等对美学的意义就可见一斑。为此，中国美学百年中也很得力于现代西方心理学理论。如朱光潜的美学研究就始于心理学方法。另外，现代西方纯艺术或自律性艺术思潮，以艺术来反对异化，用艺术来解脱人生之苦等艺术中心论．给美学也带来了新的血液，使美学从形上的哲学理思走向了实证性科学主义，并更具体地干预生活。这对中国本世纪美学也有很重要的作用，如王国维借用叔本华的艺术观来解决人生问题；李金发追求的纯艺术、唯美主义等。主要学派有心理美学、艺术本体论美学、否定美学等。
第四个来源是中国传统哲学。20世纪以来，中国传统哲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本世纪几次大的文化论战就充分说明这一点。否定传统、民族虚无主义表现极为突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似乎20世纪中国的文化史就是反中国传统文化史。但是中国传统哲学作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不是像商品一样可随意抛弃的，而是犹如集体无意识巳进入了每个华夏人的精神结构之中，是无法摆脱的。这是我们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前见"。不管出现如此汹涌的"欧化"、"西方中心论"等现象，接受者、传播者包括鼓吹者都自觉不自觉地反对西化。这种怪论就兆示着中国传统文化(包括美学)在现代仍具有强大生命力。"中国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引起了许多学者对中国传统美学的反思，尤其是90年代更蔚为大观。这里就引发了人们更深的新思索："现代化"是否就等于"西化"，中国的现代美学体系，能否照搬西方的美学体系?几十年的引进和实践证明，只有立足中国当代的实际，充分考虑中国人自己的美学理论背景如民族特色等，大量吸取西方理论的优秀成果，建构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美学体系，才是正道。为此出现了以中国传统哲学为核心的美学体系，如意象美学、和谐美学、伦理美学、和合美学、情象美学等。
以上的分类，只是就其研究者的主导方面或研究兴趣而言的，不是绝对的。实际上各派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从根本上说，在中国只有一个从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出发来探讨中国当下美学问题的美学体系，只能说是对美学本身的问题关注的程度如何而已。如生命美学等对美学本身的问题就观照得更多更深入些。总之．各学说提法各异，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美学体系。
三个阶段
中国20世纪美学基本上是沿着中西冲突、选择、发展、对话、交融的发展轨迹进行的。中国美学百年有一个由分到合再到新的分化的动态发展过程。这就是：50年代以前是"分"，马克思主义美学还未真正取得主导地位，还处于包括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内的各种美学思想纷争的时期，尤其是30年代。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为"合"的阶段，经过两次美学大讨论，真正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导地位．尤其是实践论美学。80年代末至20世纪末，由于实践本体论美学的内在矛盾．引发了人们重新审视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以及实践震等基本理论问题。这就开始了新的分化．这个分化与前一个"分"是有质的区别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美学为基础的"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的更高阶段。因此，我认为这个"分-合-分"的发展趋势，兆示着一种更高意义上的整合。
同时美学的各种问题也已全方位展开。尤其是从美的本源开始转向美的本体等基本理论问题，人们开始怀疑起已经认定的"实践美学"，并出现了积淀与突破的矛盾冲突。再者"实践美学"由于自身的理论问题，随着学术研究的深人，话语权的转移，日益暴露出其致命的矛盾即理性与感性、社会与个体的对抗。于是，这个"合"也预示着走向新的分化。
第三阶段是从80年代末至世纪末，即"新的分化"的阶段，这一阶段至今还在延续。随着经济社会文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美学自身的研究的矛盾，"实践美学"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如何解决现实中人的生存问题，美学必须重新思考。再加上美学由80年代的意识形态功能而走向90年代的非意识形态的边缘，使美学更有必要重新定位。为此大规模出现反实践美学，超越实践美学的浪潮，"实践美学"再度成为焦点。由此，整个美学的转型开始了。由原来的过多地关注美的根源而转向更为根本的涉及到美学存在的合理化的美的本体问题，导引出了生命美学、生存美学、虚无美学、否定美学、体验美学、和合美学等。另外，生态美学、环境美学体现出了科学主义美学的复兴。这一阶段特别引人注目的有二大现象：一是以潘知常为代表的生命美学。他们从美学形上结构出发，为推动美学的整体建构，积极干预生活，关注人的现实生存状况，对当下以大众文化(市场文化)为代表的具有反美学性质的现象进行大量的批判，这一点可以从他的{反美学)等一系列著作中见出。再一个就是从审美文化人手对美学进行重新定位，以期寻找到美学干预生活的话语权。这是目前大多数学者所极为关注的，也可能是未来美学的一个基本趋向，即从纯理性思索走向美学的理性与感性的谐和。不过这一阶段总的特色是平等对话，多元并存，为更高意义上的整合作准备。
总之，中国美学百年就是中国美学走出古典、走向现代。走向成熟辩证发展的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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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未来走向
世纪之交的中国美学正处于重大转型时期，我认为中国美学在21世纪将获得更大的发展。在新世纪主要有四大走向。
1．从新的分化走向更高的整合：这个整合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指导，消融中西美学传统，关注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的整合。
2．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人们对美学的把握不再囿于或哲学、或社会学、或心理学等单一的、片面的认识。
3．从他律走向自律的辩证和谐：美学就是美学．美学除了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外，更多地考察自身的现状及其发展。
4．从纯理性思索走向美学的理性与感性的谐和：从学院美学走向生活，关注人的当下生存。目前对审美文化的研究可视为其开端。
中国美学百年是在努力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美学体系的目标下，正不断走出古典、走向现代的一百年。中国百年美学几个主要倾向．还暗示出20世纪中国美学中所存在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斗争，关于这一点将另文撰写。
走进美国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一、怎样评估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学所走过的路?
从20世纪末到 目前 ，有两个说法值得重视：一个是“失语症”论，一个是“全盘西化”论。这两个观点之间也有密切联系，正因为认为当代文艺学是“全盘西化”了，才会推断其患了“失语症”。对此我已发表过文章对它们提出不同看法，这里再稍作补充。
先看全盘西化论。这种观点认为，“文革”以后我国文艺理论界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现代性西学东渐，人们争先恐后、毫无保留地 学习 、引进并运用西方现代文论话语体系，从而导致“文论失语症”；不仅如此，这种情况贯穿于20世纪中国追求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所以，百年中国文论的发展历程总体上是“全盘西化”的过程。wWW.lw881.com
对这种全盘西化论我持完全相反的看法。我认为，20世纪中国文论，绝不是全盘西化的过程，而是既不同于古代传统文论、又不同于西方文论的现代文论新传统的建构、生成过程。这个新传统离不开20世纪整个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这一大的系统工程，是这一系统工程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不能离开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孤立地看待中国现代文论的现代性诉求及其 历史 建构，不应该将之从这个大系统中割裂出来。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实践过程，而不是全盘西化过程。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意识形态和学科建设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现代文论，其构建过程与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基本方向上是一致的，因而不可能是全盘西化的过程。中国的现代文论在生成过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同时又不断学习、借鉴西方文论的经验和理论 内容 ，并在大的 政治 气候和 时代 背景下，关心中国现当代的文学问题，从而形成了不同于西方文论的新传统。在此，是不是全盘西化，关键要看是否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是否为了解决本国的现实问题，而不在于是否学习和借鉴了西方。而全盘西化论者却恰恰是在这里将两个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了。
另外，全盘西化论者把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的建构历程说成是“毫无保留地学习、引进并运用西方现代文论话语体系”过程，是缺乏事实根据的。百年中国文论的演进历史充分证明，我们借鉴、运用西方现代文论，从来都是从我们现有的期待视野出发有选择地进行的。梁启超提倡小说革命就是针对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中小说地位不高，而现实生活中小说在唤醒民众方面又具有超出其他文学体裁的优越性这一现实才提出的。“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的主张，就既是文化革命的策略，也是现代文论的主张，都立足于现实中国的现实问题。至于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突破“人性论”的禁区、“文学是人学”主张的重新确立，一直到用“审美意识形态”来概括文艺的本质特征，鼓吹文学重振人文精神、体现人文关怀等等，更是直接针对现实的文学现象。这种建立在始终直面中国文学、文化现实问题的现当代文论传统，虽然不断有对西方的学习、借鉴，却很难说它不是中国的而是西方的。全盘西化论不顾事实的说法是很难叫人接受的。
再说“失语症”论。其倡导者认为中国现当代文论没有自己的理论、没有自己的文论话语和特有的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学术规则，是谓“失语”。
在我看来，虽然失语症论者意在反对西方中心论，要为中华民族文论在整个世界文论格局中争取一席之地，其用心无疑是好的。但实际上它仍然没有跳出以西方话语的习惯视野来看待、衡量当代
二、如何看待 中国 当代文艺学学科的深层 问题 ?
失语症论也好，全盘西化论也好，其实都反映了当代文艺 理论 的困局。如何才能走出这个困局呢?在我看来关键之一是要解决当代文艺学学科内部构架的失衡问题。
当前文艺学学科的三大基本构件中，文艺理论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存在着不和谐。由于种种原因，90年代的文艺学建设的重点不在文学理论上，而在文论批评史上，中国古代文论史和西方 现代 文论史取得较大的实绩，超过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也与文学理论脱节，独立行走。这种情况表明，文艺学学科中，作为主体部分及文论史和批评基础的文学理论处于话语权缺乏的尴尬地位。
这种学科内局部失衡的情况说明，我们的文学理论既对中外文论的 历史 和现实缺乏审视、 总结 、概括、吸收，也对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现实状况关注、参与不够，因而文论史和文学批评这两个部分就与主体部分的文学理论缺乏互动、交流和相互吸收，也使文学理论缺少新的生长点和强大的活力。
所以，文艺学学科的深层问题在于其中文学基本理论缺乏与“史”和批评的互动、互通，由此既缺乏吸纳传统文论并实现现代转换的内在动力，又缺乏吸纳当代新的西方文论并加以中国化的消化能力，还同与文艺现实联系较为紧密的文学、文化批评有所隔离，因而造成文学基本理论在文艺学学科体系中的降格和孤立。造成这种现象的除非学术原因外，就理论本身而言，在于缺乏现代性的视野。事实上，新世纪文学理论的突破，除了在学术界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90年代形成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文艺观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外，我主张应该有多方位的新的突破，并能够在比较大的范围内得到认同。这个多方位的突破包括文学本质论的突破、文学创造论的突破和文学接受论的突破。就文学本质论的突破而言，新世纪文论已从反映论文学观进入价值论和主体论文学观，又达到文学审美意识论的高度，已经形成了突破。但在文学创作论方面，对中外文学创作的新鲜成就和经验关注较少、总结不多，尤其是在创新的文学创作形式和手法面前束手无策，更谈不上理论的提炼、概括和对创作的指导，理论与创作实际严重脱节，从而沦落到许多作家认为理论可有可无的地步，这是值得深思的。中国古代的文论、诗话、画论名著，虽然没有严密的逻辑体系，但都与当时的文艺创作紧密联系，因而获得了理论的生命，有些至今读来仍觉得大有深意。这对我们当代文论的 发展 和推进是很有启示的。再就文学接受理论而言，也存在着与实际脱节的问题。我们当前面对每年正式出版1400多部的长篇小说和绝大多数小说少有读者问津的尴尬局面。巨大的 经济 利益和 社会 效益之间的反差，原因是什么?出路在哪里?都迫切希望得到理论上、特别是现代接受理论的回答。而我们在这方面还做得很不够。要充分认识到，文学理论上的全方位突破是一个艰苦的、长期的建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几声呐喊和尖刻的几篇批评就能奏效的。相反，当代中国文论走出困局的唯一正确的途径或必由之路，仍在于立足于如何解决当前中国文学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并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同时，达到理论、批评、文论史三方面的协调和统一，形成整体突破。
总之，我认为，中国当代文艺学走出困局的关键恐怕还在于我们所有文艺学学者共同下功夫，走自己的路，努力在文艺学学科三个部分互通、互动、加强交流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的现实，解决现实的问题，这样才能够达到对文学基本理论的全方位创新和突破。
三、当代中国美学有无自己的传统?
随着20世纪80年代几部中国美学史类著作的问世，中国美学似乎已经横空出世了，若再要问有没有中国美学，就显得十分可笑。但在当代美学 研究 中，学者们并非都能如此看待。新世纪以来，关于中国美学的“断裂说”有之，“重建说”亦有之，意在否定当代中国有自己的美学，同时更是否认有自己的美学传统。我对这个问题的总的看法与我在前面对当代文艺学的看法一致，即认为不仅中国有自己的美学，而且已经形成了与古代美学传统相对的现代美学传统。但这个新的美学传统与当代文论的传统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这个异则表现在都具有对古今中外审美理论的兼收并蓄，也表现在对自身发展的不断反省上。这个不同却表现在与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关心 政治 、关注现实相比，现当代美学理论却受审美超功利性特点和形而上特点的制约，相对地离现实较远，离技术和 应用 较远，更多地关注审美活动自身的研究。
走进美国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建设美丽中国；中国梦；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青年学子的责任担当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1 — 0012 — 02
2012年以来，多次向全世界宣示了“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1〕，“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2〕。他还强调，为了实现这样的中国梦，就必须坚持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3〕。去年五四青年节，他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讲到，“现在大家都在谈中国梦，都在思考中国梦与自己的关系，自己为中国梦应尽的责任”〔4〕，“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5〕。去年7月，他又在《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3年年会的贺信》中明确提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6〕
从城乡规划专业的视角来学习理解这一系列关于建设美丽中国和实现中国梦的重要论述，我认为，要想构建生态文明、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中国梦，必须坚持走中国道路、大力弘扬中国精神、积极凝聚中国力量；青年学子必须勇于担当，有所作为。
一、要构建生态文明，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中国梦，就必须坚持走中国道路，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规划建设之路
中国道路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所要走的发展道路，是关于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外交、民族、宗教等各个方面建设的科学道路。城乡规划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注定了有中国特色的城乡规划建设道路必然是中国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里讲的建设美丽中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的城乡规划建设之路，并不是说我们要闭门造车，不用学习借鉴国外关于城乡规划建设、环境污染治理的先进理论和科学方法。科学知识是无国界的。发达国家进行城市化建设和现代化建设比我们早很多，城市化率和发达程度比我们高很多，仅以城市化率为例，我国目前刚过50%，而发达国家已达到70%甚至80%。在这方面他们有很多建设经验和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过程之后，他们在解决这些问题上有许多有价值的经验，这些关于城乡发展的科学创造都是人类共同的财富，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我们要学习国外的理论，但绝对不是照搬照抄，因为外国关于城乡规划建设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并不一定完全适用于中国，独特的中国国情，独特的自然地理，独特的文化传统，决定了我们必须走中国特色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我国有些地方尽管在城乡规划方面学习了国外的理念，运用了西方的规划模式，甚至请了国外设计团队来进行规划设计，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的重要原因之一。实践证明，只有坚持走中国道路，不照搬照外国的理论、不照抄国外的做法，充分结合中国各地城乡规划实际，尊重当地文化，才能避免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才能摆脱目前“千城一面”、“欧风一片”的状况，建设出独具特色的美丽中国。
这些年来，虽然城市发展的“中国范式”成为国际规划界热议的话题，但就总体而言，中国城乡规划理论的本土化建设进展还比较缓慢，〔7〕或者说，我们的城乡规划理论还不充分具有中国特色，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短腿。因此，中国的规划工作者应“增强文化自觉”〔8〕，在学习消化外国的基础上，着力推进城乡规划理论的本土化建设，发展自己的知识框架和理论语言，建构中国化的城乡规划思想、理论体系，建构有本土色彩的分析架构、解释框架。
二、要构建生态文明，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中国梦，就必须大力弘扬中国精神，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所谓中国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精神，这是全体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是我们发展进步的精神源泉和强大动力。
中国梦的实现，需要积极向上的价值观的引领。中国精神不但能为中国梦的实现营造良好文化氛围，还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个体正能量和最大限度地汇聚中国力量。因此说，中国精神既是中国梦实现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条件，也是中国梦的核心价值和深层底蕴。中国梦的真正魅力，就在于伟大中国精神；实现中国梦的不竭动力，就缘于中国人的崇高精神追求。
走进美国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一、文化外交研究述评
文化外交，一般指以文化表现形式为载体来促进国际相互理解与友好的文化交流活动，也是国家从对外关系的工作格局与部署出发，以文化表现形式为载体或手段，在特定时期、针对特定对象开展的国家或国际间公关活动。这一概念最早在20世纪40年代由美国外交史学家拉尔夫•特纳(RalphTurner)提出，后又经美国外交史学家弗兰克•宁科维奇(FranckNink-ovic)系统阐述。1990年，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国际政治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SNye)在《外交事务》发表《软实力》一文，进一步提升文化外交的重要性，并提出风靡世界的“软实力”的概念。荷兰政策学家彼得•冯•汉姆(PeterVon-ham)2001年10月在《外交事务》中撰文认为国家的品牌化就是如何在国外销售国家的形象，强势的品牌国家在吸引外资、吸引人才和产生政治影响力方面是非常有利的。品牌国家的经营过程，既可以强化外交，也可以帮助国内发展，并使其成功地融入国际社会。2003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弥尔顿•C•卡明斯(MiltonC．Cummins)博士在《美国政府的文化外交》项目中对美国70余年来的文化外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简要地总结了美国政府文化外交的深层模式和发展趋势。我们的文化外交的研究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多数著作主要研究他国的文化外交。福建师范大学王晓德教授2000年出版了《美国文化与外交》，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对决策者思想的分析，认为美国文化价值观一直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产生着影响。当美国作为一个实体开始发展与外部关系时，文化因素便在美国对外关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给美国对外关系打上了带有本民族文化特征的烙印。2002年计秋枫、冯梁等撰写了《英国文化与外交》，介绍了英国外交的人文历史背景，近代英国的开端，殖民帝国与世界霸主之梦，英国外交的保守性，帝国的衰落与英联邦文化关系等内容。一些青年学者开始介绍国外研究理论和方法，研究美日等国的文化外交和我国文化外交政策。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胡文涛在他的博士论文《美国对华文化外交的历史轨迹与个案分析》中，研究了文化外交的定义和相互性、诚实性和长期性等三大属性，论述了文化外交的思想缘起、文化外交中的教育改造功能、文化与权力和文化与国际秩序的关系，以及文化外交行为体多元化的特征。北京大学的李智博士在《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一书中界定了文化外交的定义，借鉴了美英等国的文化外交战略，并为我国的文化外交决策提供了若干建议。对外经贸大学彭新良博士在《文化外交与中国的软实力》一书中从多轨外交、建构主义国家利益分析和传播学等角度，对文化与外交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结合文化外交实例对中国的文化外交战略与体制进行了初步探索，提出了一些创见性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外交学院的梁晓君在《塑造新中国形象———试论的文化外交》中总结了总理塑造新中国形象、改善国际舆论、打开新中国外交局面的文化外交经验。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缪开金在《中国文化外交研究》一文中探讨了文化外交的基本概念和两重性。国内学者在文化外交的定义、特点、理论体系、研究范畴上众说纷纭，没有取得一致的见解。到目前，研究多侧重于某一方面，大多集中于探讨定义、归纳特点，区别文化外交和对外文化交流的功能。文化外交的定义暂时还没有一个权威标准，文化部副部长孟晓驷认为，“文化外交”可以定义为围绕国家对外关系的工作格局与部署，为达到特定目的，以文化表现形式为载体或手段，在特定时期、针对特定对象开展的国家或国际间公关活动［1］。彭新良认为文化外交就是:“国家以维护本国文化利益及实现国家对外文化战略目标为目的，在一定的对外文化政策指导下，借助包括文化手段在内的一切和平手段来进行的外交活动。”相对于这些争论，大家对于文化外交的主体仍然是国家则意见一致。而国内外在文化外交的建构主义理论及国家角色理论上，广存争论。
二、国家角色理论的争议
中国的快速发展近年来引起全世界的瞩目，从影响力的扩展到对能源需求的增加等等，“中国能否走和平发展之路?”成为国际社会西方部分人渲染的话题。因此，帮助全世界正确理解中国的发展成就及未来发展走向，是文化外交的重要意义之一。在这里，搞清楚“国家角色”的定位，是研究文化外交的重要关联问题。国家角色是国家身份的类型之一，最先把角色概念用在国家对外政策领域的加拿大学者凯尔•霍尔斯蒂(KalHolsti)将国家角色定义为“外交政策制定者对于适合本国的总体决策、承诺、规则的总体概括，同时还包括了处于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在连续性基础上应尽职责的总体概括。”［2］一般来讲，国家领导人根据他们对自己国家角色的认识所采取的外交行为被称为“国家的角色行为”，“它包括对世界的态度、决定、反应、作用和对外承诺的总体规律。”与之相对，亚历山大•温特(RalphD．Mershon)认为国家角色不是基于内在属性，只能存在于和他者的关系之中。但是同时他也不得不承认国家角色依赖于文化，国家要在国际社会结构中占据一个位置是国家获得角色身份的先决条件。［3］国家角色在国内的研究相对薄弱，兰州大学丁志刚教授在《全球化与国家角色》一文中从国家和国家职能方面探究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角色问题，认为国家职能至少出现三个明显的变化［4］。外交学院张清敏教授认为，国家特性决定国家角色，领导人对自己国家角色的判断是影响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变量。他运用国家特性和国家角色的理论视角，分析中国的国家特性，认为目前中国的国家角色是“发展者”。［5］夏建平根据建构主义的分析框架认为中国的内生身份、类属身份、角色身份以及集体身份的形成是一个明显的建构过程，这种建构是在国内、国际体系以及与相关国家的互动三个层次同时进行的:相对保守内敛的文化造就了中国爱好和平的传统，在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实践中，最终采取合作而非对抗的方式达成了与体系的身份认同，并在亚洲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6］。
三、从“和平崛起”到“和平发展”的中国文化外交研究
21世纪初，中国文化外交的环境和中国外交战略取向，即耳熟能详的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的嬗变。2003年10月，“和平崛起”作为新的国家外交发展观由前中央党校副校长郑必坚在博鳌论坛上首先提出。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时，首次使用“和平崛起”的字眼。2003年12月23日，国家主席在纪念诞辰110周年时，以国家最高领导的身份明确提出，中国“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和平崛起的国家角色观在文化上涵盖了中国传统的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在新世纪面临新形势重新确认国际社会的和平特征，并且表明中国的发展是和平中的崛起，不是威胁和崩溃。［7］［8］2011年1月20日，国家主席在华盛顿出席美国友好团体举行的欢迎宴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再次阐明中国外交的和平发展观。在讲话中强调，我们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继续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中国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搞军备竞赛，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军事威胁，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我国学术界对于中国文化外交研究，现有的论著只能说是星星点点的探索，缺乏从理论到实践的梳理和总结。
走进美国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美国中国学家奚密没有把“归化”与“异化”对立起来,或者说,她放弃执着纠缠于两者谁是谁非,努力调和两者的紧张关系,提出了“选择性的亲和”的理想方案。她在《现代汉诗:翻译与可译性》里说“,可译的中国”必须到“选择性的契合”或者说“选择性的亲和”里寻找。以现代汉诗为例,她说,首先,译者与其翻译作品之间最明显的契合是它的“新”,即“高度原创性的前卫作品”;其次就是读者、作家、诗人、翻译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建立广泛的、在知性与美学共鸣基础上的“接触”。她的结论是,“翻译既不是对‘同’的确认,也不是对‘异’的追求。它是相遇,是亲和,是一种开启新世界的方法”。④其实,不管是谈“归化”,还是谈“异化”,还是谈“选择性的亲和”,它们还都只是在封闭的纯翻译学的“小天地”里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这一“综合工程”的“大问题”。其视野的狭窄,观念的陈旧,显而易见。也就是说,传统翻译学理论已经解释不了,也解决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这一庞杂的问题。我们首先有必要走出以上那些认识上的误区和盲区。从“译介学”的视角,分析制约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的综合因素。与传统翻译研究不同的是,译介学“它以文学译介为基本研究对象,由此展开文学传播、接受、影响等方面的研究”。⑤这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西方兴起的“文化转向”在翻译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一个成果。它突破了纯粹的语言学研究视野,“转而讨论跨越语言界限的文本生产所涉及的诸多因素”;⑥也就是说,它不再追究“应该如何翻译?”、“什么是好的翻译?”、“翻译的原则是什么”诸如此类的老生常谈的问题,而是“把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是,去探索‘译本在做什么?它们怎样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反响?”。⑦
美国华盛顿大学伯佑铭教授认为,“中国国际综合实力、意识形态差异、影视传播、作家交流、学术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地域风情、民俗特色、传统与时代内容,以及独特文学经验和达到的艺术水平等,都是推动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重要原因”。⑧质言之,中国现当代文学域传播,不仅仅是如何翻译,翻译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要综合考虑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内因和外因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诸多文本之外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的因素中,首当其冲的是,传媒的介入和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电影化、电视剧化助力了它的域外传播,比如,电影《红高粱》、《人到中年》、《活着》、《边走边唱》(《命若琴弦》)、《大红灯笼高高挂》(《妻妾成群》)和电视剧《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张洁)等。谈到自己的作品在国外的影响,莫言说,客观地讲,有张艺谋的功劳在里面。1987年,《红高粱》在德国得了金熊奖,很多人先是看了电影然后找小说、找作家。80年代末,早一点被翻译出去的作家都沾了张艺谋的光,他的电影开路,后面的小说跟上去。⑨这一点是不能否定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把电影、电视剧的助力强调到极点。其实真正能持续影响读者的还是小说本身的魅力,像莫言的《酒国》、《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作品并没有被拍成电影或电视剧,但它们在域外的影响不比《红高粱》低。尤其是近年来,域外翻译家、出版社和经纪人开始摒弃意识形态、文化隔膜和流行“跟风”,理性化地、审美地关注中国的作家和中国的文学。比如,葛浩文对毕飞宇、苏童等作家作品的翻译就是例证。此外,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与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国立大学合作正在建设中的中文翻译网站“译道”,专为翻译提供中国文学作品的作者和译者介绍以及翻译时间等信息,可以用中英文进行查询。它将大大便利于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与研究,等等。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之大背景下,政府着力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外译介和对外宣传。中国作家协会开展的与文学对外译介相关的工作有:一是中国作家百部精品工程,由中国作协组织推荐作品,如果国内外翻译家有兴趣,可以补助翻译出版费用;二是国家图书推广计划的工程,中国作协也接受汉学家、翻译家的申请;三是互译出版,中国作协与某个国家或当地文学组织相互出版文学作品,具体作品由双方商议决定,方式是各负其责;四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作协资助在域外出版的当代中国小说选有:俄文版4卷、英文版5卷、波兰版3卷、韩文版1卷、捷克版1卷、德文版1卷,涉及100位中国当代作家的中短篇小说;五是从2009年起中国作协在境内举办了中美、中法、中德、中西、中意、中澳、中日韩论坛活动。国务院新闻办每年都会提出“对外译介推荐书目”。由国务院新闻办主导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中国文化着作翻译出版工程”也加大了支持中国作家和作品的创作推广力度:2006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正式实施,通过资助翻译费用鼓励国外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图书的计划;2009年“中国文化着作翻译出版工程”启动,以资助系列图书为主,不仅资助翻译费,同时资助出版费用和推广费用。2005年国家新闻出版署设立中华图书特别贡献奖,已有22人获奖。2005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设立主宾国,至今有法国、俄罗斯、德国、希腊、西班牙、印度、荷兰、韩国等为主宾国,并在“文学之夜”等主题活动中提供中外作家交流的机会。高等教育出版社与美国老牌Springer出版社联合推出英文版的季刊FrontiersofLiteraryStudiesinChina,先由编委会从近年来中文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挑选出优秀者,翻译成英文,然后交美方出版社定稿。在此基础上,有人建议:一是建立“中译外”基地,如翻译夏令营、工作坊、翻译研讨班等;二是通过网络形成了几个翻译圈子,如着名的PaperRepublic(纸上共和国)等。三是设立域外译介奖。
许多中国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怀有深厚而真挚的情感,有个别人为此停止乃至放弃原有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外译介和研究中来。因此,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等相关部分应因势利导,募集“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译介”专项基金,奖励那些翻译、评论、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国外翻译家、图书评论员、媒体记者和中国学家,以资鼓励他们及时翻译中国文学的最新力作,撰写新书推介文章,并发表在域外主流媒体上,像当年拉美国家打开美国市场那样。真正要使翻译出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域外得以广泛传播,乃至有产生深度的接受和影响,落地生根,就必须把“走出去”方略与“中国学”建构联动起来。也就是说,鉴于目前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和“中国学”建构的有限性、零散性和可能性,我们有必要进行如下的多维度思考:既要建设好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工程;又要开展好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推广活动,让自我传播与他者传播相融,把文化认同与文化改写结合,使小众话语与大众话语互渗,同时,要处理好本土经验与普世价值、文化自信与文化自省、仿造性与原创性的关系;⑩还要分析外媒的相关报道;最后要研究现代文学的域外传播史与接受史。因为悠久的汉学传统,良好的汉学环境,以及领先的综合国力,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的坚实基础。像法国那样有着深厚汉学传统的国家,18世纪就掀起了“中国热”,还由此催生了世界的“中国热”。那时,法国的启蒙思想运动是全世界的榜样,而中国的道德哲学,乃至康熙皇帝又是法国的楷模。也就是说,经由法国,汉学在世界进入了一种良性互动的传播轨道。正是有了这样的氛围,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基本上在法国都有译介。另外,像美国这样的世界超级大国,面对中国的崛起,在21世纪加紧了对中国的研究,而在美国译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可以同时影响到整个西方国家。因此,为了使中国现当代文学更好地“走向世界”,必须把“走出去”的战略考量与夯实“中国学”基础结合起来予以通盘考虑,以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域外传播得更长久,更有实效。质言之,我们需要从翻译层面、译介学层面、国家与社会支援层面以及中国学学科层面规划中国文学域外传播的战略方案。至此,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与“中国学”建构的探讨并没有停止。在此基础上,有的专家又作出了如下进一步的提醒。他认为,不要以为仅仅“依靠文本翻译输出、文学史扩容或者文学教学课程”,中国文学就能顺理成章地走向世界,更不能以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就真的成了世界文学了,要“重新理解和建立关于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新观念”,要把中国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文学来反观自身,也就是说,只有以这种“文学外位性的普遍理解”,克服民族文学僵化的片面性和封闭性,中国文学最终“才有可能在鲜活的存在层面真正成为世界文学的有机部分”。
简而言之,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不仅仅是浅表上的、空间上的“扩容”问题,而是深层次的、时空兼备的、灵活的“融入”问题。看来,重新梳理、反思我们现有的文学观念、翻译观念和译介学观念,从观念的改变着手,才不至于出现方向性错误,更不至于最终导致将西方文学永久放在“超经典”的光荣榜上,相应地,把中国文学始终钉在第三世界文学/弱国文学的耻辱柱上。对此,陈思和作了更为深入的反思。他说:“这时候‘走向世界’就成为文学界的一个时髦话题,这个语词里隐含着时代的焦虑与渴望:所谓‘走向’,即意味着中国至今尚未走进‘世界’,尚未成为世界的一个成员,那么,是什么样的‘世界’既排除了中国又制约着中国呢?(与此相伴的是当时的流行语‘落后要挨打’‘开除球籍’等,都反映了类似的时代情绪。)显然,在现代化的全球性语境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成为一种时间性的同向差距,中外文学关系相应地趋向于这种诠释:中国的现代文学是在世界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中国文学惟有对世界文学样板的模仿与追求中,才能产生世界性的意义。虽然在影响研究中也注意到民族性的关系,但所谓‘愈是民族的愈具有世界性’的格言,使用的仍然是‘世界’的标准,潜藏其背后的依然是被‘世界’承认的渴望”。
今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及此前许多现代中国作家获得国际各级各类文学奖项后,是否意味着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代西方文学不存在“时间性的同一差距”了?是否能够就此证明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代西方文学已然处于“空间性的同一位置”上了?说到底,有没有一个所谓的终极的“世界文学”?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同一性的“世界”标准?面对“中国走向世界”、“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时代呼声,以及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纷纷建立,有的学者认为这些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系列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即中国文化走出去,到底是为了向世界解释中国崛起的意图?还是要另立一个足以与西方抗衡的主流文化标准?还是与西方携手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的东西文化秩序?我想,后者才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理想境界。俗话说的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以上这些思考纯属“远虑”或者说“愿景”。而愿景终归是愿景,现实终归是现实。现实是在中外文学的输出与输入中,我们的文学赤字惊人!如果我们暂时还达不到双向、多向交流,那么在“走出去”不畅达的情况下,进一步“请进来”仍是必要的。这样以退为进、攻防并举的目的是,进一步促使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互相聚首,尤其是让世界文学理解中国文学,长此以往,中国文学“走出去”就顺当了。也就是说,增强沟通、对话与理解,在“走出去”的同时也不要忘了“请进来”。因为,我们既在世界中,也在世界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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