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垃圾分类意见(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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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垃圾分类意见范文第1篇
鲁家山垃圾场并非北京市“十一五”规划中确定要建的四座垃圾场之一，北京市原来规划的四座垃圾处理中心可能会瘦身为三座，到2015年三座垃圾分类处理焚烧中心将解决北京市40%的生活垃圾
北京第二座垃圾焚烧场将在两年后开始运行。
10月24日，北京市规模最大的垃圾分类处理焚烧场――鲁家山垃圾焚烧发电场在昔日首钢鲁家山石灰石矿区奠基。出人意料的是，鲁家山垃圾场并非北京市“十一五”规划中确定要建的四座垃圾场之一。
此前，北京市在规划中将建成北部阿苏卫、东部高安屯、西部六里屯、南部南宫等大型垃圾综合处理中心。但由于选址困难，及周边群众对垃圾焚烧不理解，目前只有高安屯垃圾焚烧场建成投入使用。
但是垃圾围城的现实迫使北京市不得不做出选择，7月底，北京市市政负责人面对媒体强硬表态：“北京要再不建焚烧场，垃圾真的处理不了了。”鲁家山垃圾场就是北京市今年新选址的垃圾场，据《北京日报》的报道，原需一年的各项前期审批、准备工作，仅用三个月便全部完成，使整个项目得以提前开工。
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北京的样板间？
在此前针对垃圾焚烧处理的争议声中，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是北京唯一一座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大型生活垃圾焚烧厂，目前已运行两年，它的运营现状也成为北京使用焚烧作为垃圾处理方式的样本。
走近这家垃圾焚烧发电厂，想象中的扑鼻臭气、冒着黑烟的烟囱并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干净宽敞的马路、郁郁葱葱的树木、湛清碧绿的草坪、清澈的鱼塘、假山石围成的小型瀑布景观，还有池塘内一群戏水的野鸭。组织宣教科的科员杨漾告诉记者：“这可是‘纯’野鸭，自己飞来的，一只就招来一群。”两座圆拱形的灰白色建筑便是垃圾焚烧厂，绘有红色火焰图案的烟囱内并未冒出明显的烟气。
焚烧厂平日实行封闭式管理，在厂区入口处，工作人员刷卡才可进入大门。记者在杨漾的引导下，得到厂区管理部门的批准才得以“放行”。焚烧厂建设投资近9亿元。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总经理助理王勇告诉记者，焚烧厂与北京市政府签有协议，每日向焚烧厂额定配送垃圾450车左右，日处理垃圾1600吨。
王勇说，现在所焚烧的垃圾为居民生活混合垃圾，由于刚入厂的垃圾，水分含量非常大，约为55%，所以垃圾在焚烧前必须在垃圾池内存放5～7天，使垃圾充分发酵，渗掉水分，以此来提高其热值。
对于是否会因炉内垃圾燃烧不充分而导致二恶英排放的问题，循环经济产业园管理中心党总支书记郭团会告诉记者，现在投放给高安屯焚烧发电厂的垃圾都是朝阳区比较优质的垃圾，所含可燃物本身就比较多。朝阳区一些试点社区已开始展开垃圾分类工作，将干湿垃圾分开，从源头上提高了垃圾的热值。此外，还有一部分垃圾是经过小武基垃圾分选站分选过的。垃圾的热值得到了保证，已经不需要投放油等助燃剂，因此也不存在工厂偷工减料的可能性。
王勇证实，现在入厂垃圾有500吨是经过分选的。
在厂内的中控室，记者看到10块屏幕分别监测着卸料平台、垃圾坑、料斗、炉内燃烧等操作环节。中控室的张值长说，通过监测，可以看到目前炉内的实时燃烧温度为883℃，“我们通常将温度控制在900℃左右，因为只要温度达到850℃以上，就没有二恶英的排放。此外我们还通过活性炭的吸附作用，来吸附二恶英和重金属。”
在厂区门口，树有一块LED电子显示屏，用以对外公示包括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氯化氢、一氧化碳、氟化氢、粉尘、黑度在内的7项污染物排放数据，王勇告诉记者，排放数据已和北京市环保局联网，进行实时监测，24小时不断更新。对于二恶英的排放监测，由于国际上还没有实时监测的技术，目前主要由北京市环保局委托中科院二恶英实验室进行检测。北京市环保局在厂内安装有二恶英在线取样仪，对二恶英排放情况进行在线取样，通常一个月化验一次，三个月实地检测一次。目前厂内二恶英的平均排放数据是0.05纳克。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副总李义达解释说，他听闻这样的排放量相当于烤羊肉串排放的量，后来他曾去检测单位求证，但没有得到准确的数据。
据郭团会介绍，焚烧厂采用BOT的运营模式，即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特殊的投资方式，包括建设（Build）、经营（Operate）、移交（Transfer）三个过程。
目前焚烧厂的收入有两部分，一是政府补贴的每吨150元的垃圾处理费；二是回收发电，政府回收一度电的价格为0.595元。目前焚烧厂年处理生活垃圾53.3万吨，年上网电量1亿多度。在不考虑日常运营成本的情况下，粗略计算焚烧厂每年可收入1.39亿元，每年运营成本则占去一半，投资回收期至少需13年时间。
三座垃圾焚烧厂将成北京垃圾处理主力军
从2009年7月份开始，北京高安屯垃圾焚烧厂首次设置市民开放日并实时公布其污染物排放数据后。10月14日，北京环卫集团下属的7座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也定期于每周四开放，邀请市民亲身参观。
在开放的背后，则是北京垃圾围城的现实与垃圾处理场的环保之忧已越来越引发大众的关注。来自麦子店社区的居民代庆国写道：“通过这次参观，想象中垃圾处理应该是很脏、味很大的。可是我们所到之处，看见是干净，没有一点异味，很满意。”在组织宣教科科长王振军出示的“园区对外开放参观人员意见反馈登记表”中，大多数参观者对园区环境、管理现状给予了积极评价，迄今已有3300余人来“眼见为实”了。
也有周边居民仍对焚烧厂持不乐观的看法。家住柏林爱乐小区的赵蕾是高安屯周边反建焚烧厂的居民代表，她曾先后三次进厂参观。尽管厂区干净、优美的环境也让她感到欣慰，但她仍有疑虑：“垃圾分类还是没有真正实施，我们并不是非要反对垃圾焚烧这门技术，而是强调在分类没有做好的前提下，焚烧坚决不能进行。”
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王维平曾因支持垃圾焚烧而被居民冠以绰号“王焚烧”。但王维平却说，他既不是“主烧派”也不是“反烧派”，他认为对待垃圾焚烧应公正客观。在他看来垃圾焚烧技术已历经百年，技术在不断完善和提高，迄今已经成为垃圾处理的主流技术之一。
“垃圾焚烧作为一门技术，没有问题。但客观上垃圾焚烧目前同样存在着环境污染的风险。”王维平说，因为迄今为止，我国垃圾焚烧厂的选址标准、工程标准、工艺设备标准、操作运行标准均未制定，唯一落实的只有环境污染控制标准。
王维平说：“从管理角度看，多数的标准还未制定，缺乏监管机制，环境污染的风险就存在。现在的垃圾焚烧厂多是企业运作，而企业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有可能为省钱该装的设备不装，该用的耗材不用，而我们的监管机制又没有形成，就带来了最大的风险。”
王维平认为，为降低垃圾焚烧可能带来的二次污染风险，应呼吁国家建设部、环保部等相关部门尽快出台有关标准，建立执法监督的机制。
垃圾焚烧的第二个风险，来自焚烧炉的起炉、停炉过程。王维平说，焚烧炉的启炉停炉通常各需要5、6个小时，而全世界任何一种焚烧技术设备在启炉停炉的过程中都达不到烟气排放的标准。所以现在要求焚烧厂一但启炉就不能停，至少持续燃烧半年时间，避免在启炉、停炉过程中造成污染。据王勇透露，目前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就是每6个月停炉一次，用来检修设备，维持设备的正常运行。
王维平告诉《小康》，北京现有垃圾填埋厂将在约三年半的时间内全部填满，根据北京市的规划，未来40%的生活垃圾将通过焚烧方式处理。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日后还将扩建，达到日处理垃圾3000吨。鲁家山垃圾焚烧厂的日处理量的规模也有3000吨。此外正在准备建设的还有位于北京南部的南宫垃圾焚烧厂，日处理量2000吨，目前设备谈判、资金落实已到位，正在进行环评，预计两年内投产。
北京市现日产垃圾1.7万吨，三座垃圾焚烧厂加起来日处理垃圾8000吨，在2015年基本能实现北京市规划目标。
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才是垃圾处理的上策
在王维平看来，北京市垃圾处理的上策在于重心前移，即把关注重点放在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中。“与其忍受巨额投资，大规模建设垃圾处理厂，长期背负沉重的运营负担，就不如少产生垃圾。这是垃圾对策的第一要务。”他说在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已明确规定垃圾对策的第一要务是减量化。
如何减少垃圾？王维平说：“比如限制包装、净菜进城、旧货交易、废品回收、垃圾分类。”据他考察，在日本和欧洲，通过这些做法都达到了垃圾年产量0或负增长。在日本东京，1989年垃圾产量曾达到高峰，通过垃圾减量，到2009年，东京垃圾产量已减少了44%。
“但在我们国家，一直没这么做。究其原因，是因为部门分割。比如旧货交易归发改委管，限制包装归商务局管，各项工作都不是一个部门管理。以前，垃圾减量化工作作为法律规定的垃圾对策的第一要务实际上没人抓，所以垃圾的产生量与日俱增。”王维平说。
垃圾的资源化则是指将垃圾当作可以回收物，在经济容忍的情况下，合理、合算的情况下，将垃圾回收作为再制造的工业原料。“不仅可以减少末端的运输、处理费用，从而减少环境污染的风险，同时可以再生资源，把大量自然资源留给后代使用。”王维平说。
北京垃圾分类意见范文第2篇
最近一段时间，以广州番禹区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停建风波为起点，群众反垃圾焚烧抗议活动似乎有“遍地开花”之势。以环境污染和担忧健康为由，北京、广东、江苏、上海等地先后发生了多起类似。
垃圾焚烧发电产业的形象已经跌入谷底，新建和在建的垃圾焚烧项目或将会遭遇更大的阻力。而城市垃圾却不会因此停止增长的步伐，垃圾围城仍在加速。
据记者了解，目前北京共有13个垃圾处理系统，现有生活垃圾处理设施16处，日产垃圾量为1.84万吨，现有的垃圾处理设施日处理能力仅为1.04万吨，垃圾处理设施全部超负荷运行，超负荷率达到67％。
当前对于城市垃圾有三种技术较可靠的处理方式，即卫生填埋、焚烧发电和堆肥。在北京市处理的生活垃圾中，填埋、堆肥、焚烧的比例为90：8：2。最多再过四五年，垃圾填埋场将不堪负荷，垃圾将无处可埋。
2009年9月1日，北京市政府出台的《北京市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中，要求为满足今后50年发展的需要，结台北京生活垃圾产生量的预测和垃圾成份的特点，在北京东南西北四方位选址规划4个大型生活垃圾综合利用循环经济园区，预留用地，择机建设。此外，意见还明确提出了要“加强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厂，到2012年全市垃圾焚烧比例达20％，2015年达到40％。”
垃圾焚烧发电-――这可能是北京在垃圾围城局面下一个无奈的选择。
但垃圾焚烧发电更面临着“繁荣的魔咒”：在很多市民看来，一座新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建成，或许会导致若干生命的消逝和一个城市社区的萧条。
显然，垃圾焚烧发电被套上了追魂索：上马项目越多，遭遇的阻力越大。人们需要对垃圾焚烧做出理性判断，尽快确定一条垃圾减量化的有效路径，以解城市垃圾之困。
焚烧增加还是减少二英?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聂永丰最近麻烦缠身――因为主张用焚烧解决垃圾问题，聂永丰被人冠之以“因为密切的利益关系而为垃圾焚烧摇旗呐喊”，更为糟糕的是，他甚至接到恐吓电话。
与聂永丰同为“主烧派”的另几位专家也为此苦恼不堪。他们的烦恼缘于前段时间席卷全国的垃圾焚烧民意危机。北京市规划的5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至今都未能开工建设，而居民的反焚烧也由单纯的反对选址演化为反对焚烧路线，但由于其关键元素“二英”无法在线监测，使得焚烧项目推动者和反对者呈胶着状态。可以肯定的是，这场波及全国的“反烧”浪潮越来越接近日本、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曾经经历过的反烧浪潮。
二英，这些被称为世纪之毒，被定性为一级致癌物的化合物群体也在短短数年之间迅速成名，同时也与垃圾焚烧项目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反烧派”专家的质疑里，二英是首当其冲的罪魁祸首，比如他们提出公众关注的焦点――垃圾焚烧所排放的二英“致癌”问题。
在这次质疑的浪潮中，被舆论称为“反烧派”领军人物的中科院环科所退休专家赵章元，又一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至今网上仍有很多深受垃圾之害的居民在论坛里积极联系赵章元。这些市民眼里赵章元的威望很高，他代表的是深受垃圾苦楚的那部分百姓。
新闻媒体关于此争论连篇累犊的报道也起到了推波逐浪的作用，比如一些媒体报道，世界发达国家出现了垃圾焚烧炉数量减少的趋势(全世界拥有垃圾焚烧炉数量最多的日本也从高峰期的6000余座下降到1280座)，由此推断出美欧日等国近年来兴起了“禁烧风”，以此说明垃圾焚烧排放的二英问题在发达国家中亦不能彻底解决。
“垃圾焚烧不是产生二英的唯一途径，甚至不是主要途径；相反，填埋和堆肥所产生的二英是焚烧的几千倍，对人体危害更大，为什么要选择危害更大的方式呢?”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对记者解释，无论是先前北京六里屯还是广州番禺垃圾发电项目遇阻事件，很大因素是先前此地为比较大的垃圾填埋场，对当地民众的身体健康已造成影响，居民对建设垃圾电厂存在心理障碍。比如记者在调查中就了解到，很多居民反对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很重要程度上是在担心一直不能消散的臭味和建设后的焚烧厂将污染北京饮用水和周边环境。
从2000年就提出“坚定不移、排除干扰、发展生活垃圾焚烧处理”的徐海云也是坚定的“主烧派”，“中国就是发展晚了，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多矛盾。”他告诉记者，我们忽略了大量生活垃圾露天焚烧和填埋场自燃向大气中排放的二英。国外研究表明，1吨垃圾露天垃圾焚烧或在填埋场自燃排放的二英，是同样垃圾经过现代化垃圾焚烧排放二英的几千倍。比如日本，垃圾焚烧完后，排放到空气中的二英仅为1％，飞灰中剩余30％左右，二英含量较焚烧前大大减少。
德国研究表明，当垃圾被运往焚烧厂时，二英含量每公斤就已达50纳克。生活垃圾经过焚烧后，空气中二英排放量只相当于原有含量的1％，向环境中所有介质排放量为17.63纳克，相当于原有含量的35.3％。这也说明经过垃圾焚烧，垃圾中原有二英的64.7％得到分解，因此，通过垃圾焚烧处理，环境中的二英净含量是大大下降的。因此，无论是德国、日本还是美国的环境当局，近几年都公开宣布，现代化的生活垃圾焚烧厂污染排放已经很低，已经不是二英的主要排放源。
“垃圾焚烧中只要保持800℃以上的高温，稳定燃烧，二英的总排放就会显著减少。”徐海云告诉记者，发展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实际是削减二英排放的措施，目前反而被说成是“罪魁祸首”。“美国一年要烧3000多吨垃圾，总的二英排放仅为12克，中国民间烧柴，产生的二英更多。”
在徐海云看来，北京地少人多，填埋与堆肥成本很高，所以走垃圾焚烧发电之路是刻不容缓的，但同时他表示民众心理是可以理解的，“大家都知道应该建公共厕所，但都不希望它们距离自己家太近。”
至于媒体所报道的“发达国家出现了垃圾焚烧炉数量减少趋势”的现象，威立雅环境集团中国区总裁周
小华告诉记者，欧美及日本等国的垃圾发电站数量的确在减少，但这是“关小并大”的结果，事实上规模十分稳定。如德国垃圾电厂数量和处理能力一直在增长，从1990年到2005年，焚烧增长量占80％-90％，目前已增至70余座，年处理垃圾超过1800万吨。
数据显示：日本的生活垃圾焚烧厂数量在下降，但连续运行的规模较大的生活垃圾焚烧厂无论是数量还是处理能力也是在不断增加。正是因为那些小规模的垃圾焚烧厂不能连续运行，达标成本高等原因，才导致关闭，并因此建设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厂。美国近十多年的确没有新建生活垃圾焚烧厂，但美国生活垃圾年焚
烧量一直稳定在3000-3300万吨，仅次于日本，排在世界第二位。
“很显然，经过几十年的实践，焚烧已成为主要发达国家对垃圾进行减量化处理的重要手段，其所用的技术是可控的、稳定的、安全的；所谓二英超量排放的问题早已解决。相反，垃圾焚烧技术成为二英的减排技术。”徐海云如是说。
技术不是问题
“同样是垃圾焚烧，为什么在德国出现垃圾供不应求、要从别国进口垃圾来焚烧，而在我国却产生巨大争议，甚至酿成全国性的社会事件?”记者了解到，群众之所以反对建垃圾焚烧厂，疑问无外乎集中在：现有的焚烧技术是否成熟到垃圾焚烧厂建在家门口而不会对健康造成危害?
关于技术是否成熟可控这个问题，接受记者采访的企业、专家和技术人员的答案难得的一致：不管从国际还是国内来说，垃圾焚烧的技术都是成熟而可靠的，还有很多新技术层出不穷。但他们也谈到，由于垃圾成份的地域性很强，因此在选择技术的时候，还要参考本地的实际情况。
从世界各地成功的经验来看，垃圾焚烧技术已经得到彻底的研究，实地测试并建立了完备的体系；目前常用的技术主要有两种：炉排炉技术和循环流化床技术，而这两种成熟的排放控制技术也使世界各国的焚烧厂不再被看做二英污染源。
由于各国垃圾中有机物含量不同，因此选用的技术和工厂的管理运营方式也要符合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比如炉排炉技术就是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垃圾焚烧领域中的中坚技术，这是由欧洲国家垃圾中有机总量比率低(30％-35％)固定垃圾热值高(平均热值超过1万千焦／千克)决定的。
中国的垃圾含水量较欧洲国家高很多，有机物含量占家庭垃圾总量的比率达到60％-80％，固体垃圾的平均热值只有4000-6000千焦／千克。这样的垃圾难以自行燃烧，需要进行前期处理，例如干燥，焚烧前分类以及矿物质燃料混合处理等。具体到北京，周小华谈到，这些年来，随着北京经济的发展，北京的垃圾成份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除了进入垃圾的塑料(约占15％－16％)、纸(11％-12％)增多以外，高湿度的厨余垃圾也明显增加了。据记者了解，除生活垃圾之外，每天北京要产生3000-5000吨污泥，污泥的大量增加和末端资源化问题也日益成为困扰这个城市环境建设的难题；此外还有1200吨泔水和总量为1000万吨的农林废弃物。
记者了解到，炉排炉技术目前多用于混合垃圾焚烧，为高温燃烧，大口大口吃垃圾，投资较高，但运营维护费用较低，循环流化床容量小，高温燃烧，用于PDF成型燃料焚烧，一般应添加20％左右的煤进行助燃，投资较炉排炉较低，但运营维护成本要高一些。总体说两者各有优势，但都符合两个基本指标：技术的稳定性和对污染控制水平的合格性。
近几年来，由于国家逐渐放开公用事业市场化发展，吸引了很多社会资本投资垃圾处理领域：仅2007-2009年，国内共有19起投资环保行业，其中投向垃圾处理的占12起，抢占垃圾商机的不仅有巴菲特，很多国内企业也纷纷下血本投入，致使新技术层出不穷，尤其是在设备制造上，很多关键设备都实现了国产化，大大降低了投资成本。
“应该因地制宜选择适合北京市情的技术进行焚烧。”大多数被采访者观点惊人的一致：应该因地制宜采用已被实践证明了的、成熟的技术，政府提供一个能够成功运营的平台就可以了。“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再去折腾了。”
成熟技术自不必说了。记者了解，针对北京的垃圾处理，也产生了一批新兴公司，这些公司大多具有自主研发的新技术，其中部分经过了稳定的燃烧试验，已被证明稳定有效。但是，在成熟技术和工艺当道的情况下，新技术和新公司很难挤进去。比如专吃餐厨垃圾的北京嘉博文公司，也是花费数年艰辛，才逐渐挤进这个拥挤不堪的市场。或许，新旧技术之争也会伴随着垃圾焚烧的逐渐普及而此消彼长。
垃圾焚烧选用新技术还是成熟技术?记者认为，选择的标准应以是否更加适合北京垃圾现状、能否稳定正常运营、能否取得更好的处理效果。比如记者接触到的采用流化床工艺的一种名为“复合致密型生物质燃料发电”技术，这种技术是在华电集团支持下，北京新日月生物质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专为北京垃圾量身定做的。它将生活垃圾、城市淤泥、餐厨垃圾和农林废弃物分别进行干化处理后，混合对滚成型，制成生物质成型燃料，添加助燃剂用于发电后，体积较原来减少90％，减量80％，灰渣基本不产生有机物，可直接做肥料填埋。不仅解决了生物质成型无法解决的高成本、低热值等问题，还大大节省了运营成本。
同时，这种新技术解决了几个领域的一些老的瓶颈问题：一是解决了生物质成型无法解决的高成本、低热值问题；二是解决了城市淤泥的资源化作为污水处理产业链中一个老大难问题；三是为北京每天产生的800－1000吨餐厨垃圾缺口找到了一个合理有效的处理途径；四是使用一种叫做“中立风压扬长法”的技术，使处于混合状态的生活垃圾进行很好的分类，有效分离出刚性物质和软物质。
据华电集团北京热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宁民兴介绍，采用这种技术焚烧垃圾所产生的二英排放，仅为日本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居民在垃圾焚烧厂附近居住，也是安全的。更难能可贵的是，经权威测试，在不需要国家补助的情况下，只要享受现有政策基于这一技术的垃圾处理运营，其利润率能达到8％左右。而目前国内大部分垃圾焚烧发电厂如果没有国家补贴，基本都处于亏损状态。
由此可见：不管是原先较为稳定的老技术还是层出不穷的垃圾焚烧新技术，都能为垃圾焚烧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可是为什么仍然有人质疑呢?徐海云认为，这主要是目前缺乏严格的监管机制和检测手段。比如，现有炉排炉工艺尾气中二英排放是否达标，如何确保检测数据的连续性；又如，在目前电价补贴政策下，现有流化床工艺掺烧燃煤的比例需要严格的监管，否则难保不向小火电方向发展。监管到位，才是取信于民的基础。监管问题不解决，垃圾处理厂仍然危机重重。
源头分类是关键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主烧派”和“反烧派”也会产生交集：就是他们都认为垃圾处理应从源头减量和源头分类做起。即便是赵章元也说过这样的话：他不是否定垃圾焚烧技术，只是他认为应该慎烧，要在做好垃圾分类的基础上焚烧。
我们知道，垃圾处理的目标是减量化，源头分类、焚烧都是减量化的手段。
以赵章元为代表的反烧派认为：通过源头细化分类，垃圾减量化可达90％多，甚至完全利用而达到零剩余。在源头分类这一手段没有利用好的情况下直接动用焚烧的手段，是不恰当的。
徐海云谈到，垃圾焚烧发电的前提就是垃圾分类，但垃圾来自千
家万户和每一天，分类总是相对的，不管如何分类，到最后总要有混合垃圾，这就需要利用焚烧的手段进一步减量化。
看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种判断：“主烧派”和“反烧派”的分歧并非不可弥合：分歧在于对源头分类所能达到的减量化程度看法不一；但双方都认为，源头分类才是关键。
某绿色组织的中国项目成员就告诉记者，与焚烧相比，他们更加倾向于首先加强源头的治理。比如建设一个垃圾焚烧发电场动辄数亿元，但北京每年投入到垃圾分类中的资金才区区几千万，在源头分类没有做出实质性努力之前，如何做好垃圾焚烧呢?
一些垃圾处理企业也在用行动探索着他们的忧虑：他们在对垃圾焚烧新工艺和技术的研究中，十分重视把好分类关。在采访中，宁民兴就告诉记者，中国的垃圾分类远不如国外，所以如果在垃圾焚烧之前不做分类，垃圾焚烧成本高、效率低、所产生的有害物质也更大。同时他认为，鉴于目前的实际情况，要求垃圾分类达到欧洲或者日本的水平，还得有多年的努力和探索。
事实上，北京这几年来在垃圾分类上作了不少尝试，但结果都收效甚微。如何做好源头分类工作，这是摆在城市管理者面前的一个大难题。
在周小华看来，目前除了20－30％可回收的垃圾之外，把北京所有的垃圾仔细分类是不现实的。一是因为居民尚未普及分类意识；二是能分选的垃圾交叉污染很多，回收成本也较高，目前仍然没有很多社会企业去做这个。
“可以一步步完善。”周小华认为北京不妨先尝试将干垃圾和湿垃圾分开，干垃圾利于焚烧，提高热值，热效率也会大大提高，对炉子的损害也大大降低；而对于湿垃圾的处理，全世界范围内目前都不算很成功，但北京可以少部分尝试厌氧气化，并小面积推广。
按照北京市的统计数据，全市生活垃圾产生总量619万吨，再生资源回收量达374.72万吨(来源：政协北京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大会书面发言材料之七十一)，如果加上餐馆的厨馀垃圾约40万吨(这部分垃圾事实上已经回收利用，当然回收利用过程中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还有堆肥处理近20万吨，垃圾资源回收利用率实际达到40.5％。徐海云认为，如果按照相同口径，参照发达国家的生活垃圾的处理比例的统计方式，北京的生活垃圾处理比例大致为：40％回收利用，60％为卫生填埋。
与世界上一些国家相比，北京的这个数字并不低。徐海云认为我们的差距在于：北京没有把有机物分类回收作为一个主要方向，而生活垃圾中有机垃圾占到60％!
“当前北京市生活垃圾中最突出的是餐厨垃圾分类。”徐海云谈到，北京市对餐厨垃圾的处理方式只是将其通过分选，直接进行堆肥处理；或者仿效少数发达国家生活垃圾管理模式进行家庭餐厨垃圾分类，这两种模式在北京推广都不现实。
徐海云指出，实际上目前北京市生活垃圾(环卫部门收集的)成份，最大的组成部分往往是水。一吨水通过下水道进入污水处理厂的处理成本是1元左右，而通过垃圾收运处理要200元以上，如果仅汉将家庭中高水份的西瓜皮、汤、果皮等垃圾粉碎通过下水道排除，成本低，又不会增大下水道和水处理系统的负荷，再辅助密闭化垃圾收集，生活垃圾含水量降低到40％左右是容易实现的。而大幅度提高垃圾热值，有利于垃圾焚烧处理，以北京市600万吨生活垃圾年清运量计算，减少20％的水分，相当于至少节约2.4亿元垃圾收运处理费用。
“其实很多人并不清楚什么是分类收集。”徐海云举例：发达国家都有废纸单独收集的垃圾桶，但国内大多数居民都会把旧报纸和废纸板作为废品出售。因此，尽管我们废纸的平均回收率只有发达国家的50％左右，但单独分析，废纸板、旧报纸、书刊等回收率要高于发达国家。“我们生活垃圾中水分高、热值低，根本原因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造成的，比如我们去农贸市场而不是去超市购物导致餐厨垃圾多；人为将汤水放入垃圾袋以及垃圾敞开收集混入雨水等，这些习惯都需要我们慢慢改正。”
“要破解垃圾源头分类的难题，首先要选择好最有效的路径，然后做出系统性，制度性的安排。”徐海云表示，垃圾分类不是简单放几个不同垃圾桶就可以实现的，这需要在法律的框架下建立持续的宣传、督导体系，建立分类收运与处理系统，无论是城市管理者还是每一个市民，都需要在其中承担管理的责任、支付处理的成本。
“最重要的是，现有生活垃圾处理场地需要从法律上给予保障，这不仅是这个垃圾场服务范围内全体居民的利益，也是垃圾管理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垃圾管理的细化将需要更多的用地，如各类垃圾资源化利用所需要转运、仓储、加工。如果现有生活垃圾处理场地因为部分人为不当利益被挤走，就有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垃圾处理设施无处可选。”
这里我们不妨借鉴一下国外的经验。周小华谈到，欧洲就通过一系列制度上的安排从源头减少垃圾：以德国为例，玻璃瓶在生产之前企业是要预先支付一笔钱用于回收，通过奖励政策鼓励“绿色包装”；在政策春风下，各种企业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减少垃圾，也由此在产业链上产生了一些新的投资机会和新的公司，比如致力于各种包装物回收的绿点公司，仅在德国它们就有2万多成员单位；此外，德国的有机物分类处理费用也从市民中收取，尤其是餐厨垃圾，要购买专用的垃圾袋分装，这笔费用折合每户每年150欧元，有了一定的经济压力，市民对分类就自觉多了!
这场持久战的结果是：到2006年末，德国回收、焚烧、填埋的比重为68％
31％
0.7％，成为欧洲乃至世界上垃圾减量化处理最成功的国家。
我们从德国的案例看出，通过源头细化分类，垃圾资源化大致可达到70％，这基本上是目前所能企及的最高水平了，剩下的30％通过焚烧，垃圾的减量化达到了99％。这也应该是目前垃圾减量化处理的最佳模式了。
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产生的垃圾量是巨大的，显然，我们既不能把包袱甩给兄弟省市，也不能把包袱留给我们的后人，这就需要我们的城市、我们每一个市民，都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做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把垃圾减量化进行到底。
“68％、31％、0.7％”，这应该是北京的目标。
效率与监管如何平衡
2009年以来我国多个城市对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进行了BOT招标，近期签约的有：光大国际投资的济南市第二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焚烧发电厂)BOT特许经营项目、中国节能投资公司下属可再生能源公司投资的成都市祥福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特许经营项目。前者占地面积120亩，投资9亿元，施工工期为18个月，计划建设4台日处理能力为500吨的焚烧炉，是目前国内一次性建设规模较大的垃圾焚烧项目，特许
期限25年。后者该项目总投资概算约8亿元，规模为日处理城市生活垃圾1800吨，年处理能力65万吨。
与众多招标信息相辅相成，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企业都对垃圾焚烧发电表示出浓厚兴趣，华电、大唐、威立雅、清华同方、中科通用等不同所有制的企业纷纷下水。据宁民兴介绍，华电即将投建的垃圾发电焚烧项目预计投资9.36亿，建设周期为一年，预计年发电4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7.4万吨，预计可消灭污泥49.5万吨，生活垃圾22万吨，餐厨垃圾4.95万吨，节省标煤10.2万吨。
在专家眼里，各企业抢滩垃圾焚烧发电站不仅出于战略布局的要求，还有着现实的经济考量。记者了解，垃圾发电行业属于由公共财政承担的政府公用事业，企业的收益来源于政府方面的补贴。据一位电力专家介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等法规，国家除保证垃圾发电的电量全部上网外，还给予每度0.25元的补贴，同时免征增值税，并给与三年免征所得税、后三年减半的优惠，再获当地财政部门的垃圾处理费补贴，目前大约是每吨150-300元之间。
“诸多优惠政策落地，垃圾发电企业基本不会亏损。”这一点得到了宁民兴的证实。他认为垃圾焚烧发电是公益事业，有政府相应的补贴，不仅不亏，而且收益稳定。
因此连外资都对北京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跃跃欲试，周小华谈到，威立雅在广州、上海以PPP模式分别与当地政府合作，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同时希望能与北京市政府以PPP模式合作一个最先进的垃圾末端处置设施。
在很多企业眼里，北京垃圾处理的市场化程度一向很低，基本由政府大包大揽，这样做固然很好地兼顾垃圾处理的公益性，但容易造成规划脱节严重滞后。最典型的如高安屯垃圾焚烧厂，由于从规划到投入使用历经十年之久，当年的规划早已不符合现实情况，比如最近的办公楼距离垃圾焚烧厂不到2公里；垃圾填埋场的恶臭和医疗垃圾焚烧厂对周边居民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据记者了解，目前上海垃圾处理项目多采用BOT模式，广州市场化程度高，部分项目采用PPP模式，而北京多为政府运作。单就记者采集到的三地垃圾处理费用来看：目前广州不到30元／吨，由企业运行；北京60元／吨，由政府运行；上海BOT填埋居多，全成本(包括投资)76元／吨。显然，单从运营成本来说，北京远高于广州和上海。
再看看其他国家是怎么做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的市场化比例不是很高，政府管理占50％左右。比如法国，由于公共设施由政府控制，一般采用政府投资企业运营的模式(PPP)；而在德国，由最初政府自己做逐渐变为私有化，目前仍有一半垃圾处理项目由政府来主持；在英美是完全民营化，经费也是由民营企业自行筹集，但他们建立了有效的监管体系，因此得以有效运营；日韩则是完全政府化。
“近年来，日本和欧盟也开始提市场化运作，他们的衡量标准只有一个：企业能否做，能否高效运作”。周小华表示，垃圾处理的公共性决定了它的完善也是一个多方兼顾的过程，目前的现实应该是一个混合方式，“完全依靠政府的力量肯定是不够的，政府应该放开眼界，寻求一种1+1>2的机制。”
然而，经济有效并不是衡量这个事情的唯一标准。事实上，在垃圾处理上如何引进市场化的因素，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而争议的焦点，就在于效益和监管之间如何平衡。垃圾处理属于公用事业，监管的责任在政府，市场化程度高了，效率上去了，监管的成本也上去了。
因此，主张由政府或以国企担纲垃圾处理主角的呼声依然强势，这一方观点认为：从这几年BOT模式在北京的推行来看，效果并不理想。作为一种公益性很强的项目，国有企业应该在市政工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落实到垃圾焚烧发电，徐海云认为这是一个技术、智力密集型项目，其中还牵涉到民生问题，完全由政府做有问题，完全市场化也有问题。两者应该结合起来。比如垃圾处理外部性很强，完全市场化对社会责任感不强的企业，政府既要做过程监管，又要做责任监管，监管成本偏高。
“比如，我们可以尝试政府投资，引进大企业进行管理，并不断总结既有工程管理模式的优缺点：以技术、经验、效率为衡量标准，适合市场的，应该市场化。完全政府化，有效率问题。”
徐海云谈到，欧洲经济繁荣时规划了很多垃圾焚烧厂，这几年垃圾量不断下降，回收提高，焚烧量少，负荷不满，如果是企业投资，没有那么多垃圾企业也要支付那么多垃圾焚烧费，这也是不合理的。不妨借鉴欧洲和日本从经济角度推动垃圾市场化的做法。
将垃圾压力转为创新动力
近期是垃圾焚烧的多事之秋。
与征地、拆迁、司法等引起的相比，因垃圾焚烧而起的对社会稳定所构成的威胁更大。其一，涉及的人数更为庞大。由于垃圾焚烧厂多建于居民区周边，涉及到的人群动辄几万甚至数十万，如此大规模的群体反对，对社会稳定的威胁绝非一般事件可以比拟。其=，由于涉及生命健康，往往呼声一起，应者云集。这种群体性恐慌与激愤更容易被放大，牵涉者往往同心同德，一致对外；尤其是在精英聚集的地方，他们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也往往会因此调用自己的资源，容易升级和扩大，形成对峙；其三，持续时间很长。
我们知道，欧盟和日本都是在环境保护上十分严厉的国家，那么，既然他们都能接受高比例的垃圾焚烧，为何在环保水平还远低于欧日的中国，刚起步的垃圾焚烧反而遭遇了更多反对呢?
一种观点认为：焚烧是过时的垃圾处理方式，欧目的高焚烧率只是反映了其过去的观念和政策，而现在焚烧方式正在被抛弃，焚烧炉也在大量关闭。徐海云认为这种观点纯属“莫须有”，的确有很多小型焚烧炉被关闭了，但也新建了许多规模更大的新焚烧厂；总炉数的减少其实反映了新建焚烧炉的处理规模更大，因此总的焚烧率并未降低。
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外在垃圾处理技术上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最新技术和严格的监管可以确保不给附近居民带来损害。而中国不具备这些条件……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了这样几个问题：政府和公众掌握信息的不对称：比如反对者认为国际上盛行“禁烧风”，而政府和权威专家却是“主烧”的支持者；粗放落后的垃圾处理设施让公众心生恐惧，北京的几大垃圾填埋场依旧恶臭漫天，根据填埋扬的运行情况，居民们实在对焚烧厂能否达到欧盟标准没有信心；监管体系没有建立，政府和民众之间没有一个好的沟通渠道。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人们的种种担忧和争议，尽管在表面上都指向处理方式、技术和标准，实际上隐含着对管理者一种深深的不信任，对监管能力和实施能力的不信任，和对事前审评、事后检测中信息真实度的怀疑。
可见，垃圾焚烧项目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项目，它对社会配套机制高度敏感。发达国家可以采用垃圾焚烧，是因为它们有成熟的法治监管，舆论监管和民众参与。而中国的各项体制改革还在进行之中，权利的制衡以及公众参与的透明度还存在较多缺陷，对垃圾焚烧的有效监管暂时还没有能力做到。
当然，硬币的另一面，也有着不一样的风景。
周小华认为这些事件体现了普通市民对环保知情权上的关注，同时使很多人了解了垃圾处理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是需全民共同支持的事，政府在决策上要有沟通。应当把这些争议事件作为推进制度创新的契机。比如，通过意见收集和诉求表达的过程，强化业主委员会代表业主利益的功能，通过政府与业主代表互动将利益协商机制常规化和制度化，通过诉讼明确洁净空气权利的边界和代价，等等。
北京垃圾分类意见范文第3篇
在《垃圾强制分类制度方案》正式出台前夕，张宝顺的发言颇有造势之功。去年6月，《垃圾强制分类制度方案（征求意见稿）》，根据这个方案，到2020年，我国重点城市生活垃圾要得到有效分类，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覆盖率达到90%以上，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5%以上。
假如这一目标能得到实现，将会从源头上解决城市化过程中的垃圾围城问题。据统计，在城市一个人平均要产生2公斤城市垃圾，以北京为例，北京人一天产生的生活垃圾用卡车要绕北京三环一圈。可以想见，垃圾运力的增长始终跟在城市的增容、垃圾的增量后头被动追赶。不从源头上彻底解决，垃圾围城必将成为一个怪圈。即便运力跑得够快，现在的垃圾填埋和焚烧等方式，难免会污染土地、水源和空气。各地因为垃圾场选址出现的各种冲突不断均由此来。
要实现这一源头控制，《垃圾强制分类制度方案》的出台不过是垃圾革命的一个开端。在我们的近邻日本，垃圾分类是从幼儿园开始抓起，而每一个社区新住户的进入，都会得到一本关于垃圾分类的宣传手册。据报道，东京大田区的分类手册足有30页、518项条款。详细程度足以逼疯异乡人。譬如：破碎玻璃需要用报纸包好并注明内有破碎玻璃；牙膏皮要挤空剪成每段30厘米；化妆水喷雾罐要用尽后在罐身打孔漏气，防止久晒发生爆炸；报纸纸箱都要折叠整齐；牛奶盒要洗净、剪开摊平晾干；厨余用油则要购买专门的凝固剂使得废油成为固体，用报纸包好后放到可燃垃圾中扔掉。至于各种垃圾在哪一天回收也有严格规定：塑料类一星期两次、金属类两星期一次、家电和废旧报纸是每月一次。
没有这样严苛的分类制度设计、持续的宣传教育和后续的产业布局，岛国的弹丸之地早就垃圾围国。而我泱泱大国，宣传多年的垃圾分类不过是简单粗暴分成两个垃圾桶，可回收与不可回收。就是这两个垃圾桶，还在一辆垃圾车到来时再次被混为一谈。垃圾分类是个系统工程，绝不是分成2个桶还是4个桶应付差事的表面文章。
多年前，我们曾经推出过轰轰烈烈的以旧换新业务，一批批旧家电被统一运往政府扶持的循环利用工厂。但随着以旧换新这一业务的中止，那些应运而生的工厂又纷纷饿死，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根据新的《方案》（征求意见稿），可以料想大型资源循环利用企业会应运而生，再生资源的规范化、专业化、清洁化处理和高价化利用会一时风头无两，但要把这股热潮常态化却是一个不小的课题。譬如，国家是否会对相关企业进行长期性减税甚至补贴？这些企业的原料来源如何得以保障？
北京垃圾分类意见范文第4篇
一、认真抓好《关于进一步加强首都环境建设的工作意见》的落实，不断提升城乡环境建设整体水平
一是不断提高首都环境建设基础保障水平。进一步强化首都环境建设委及办公室和各区县、乡镇环境建设机构建设，明确工作职责；进一步理顺部门职责交叉程序建设，明确城市管理问题主责部门管理规范、工作流程和工作介入点；积极推进城市管理重心下移，推动基层城市管理机构建设和联合执法落实；建立完善环境建设资金保障和资源配置机制，依据新时期城市管理改革要求，完善市区两级财政投入机制，推进环境建设以奖代补等制度建设。配合推进环境建设综合考评和网格化管理体系建设，加大首都环境建设办关于综合考评及城市环境网格化管理协调力度，科学确定综合考核评价项目，推进环境建设网格化管理全覆盖，建立健全环境建设督查反馈机制，逐步完善举报、反馈、督查、绩效考核和群众评价等机制，切实推动城市环境管理再上新台阶。
二是大力开展环境建设四大惠民工程。第一，深入开展群众身边环境集中治理工程。认真总结三年来城市道路环境建设达标工作，按照贴近市民、深入生活的要求，把市级达标道路与区域环境建设提升工程紧密结合，区级达标道路与街巷胡同整治紧密结合，进一步修改完善城市道路达标标准，优化验收流程和指导形式，科学确定达标数量，协同部署，一体建设，集中治理，整体提升。第二，扎实开展中心城区环境改善工程。按照郭金龙书记和王安顺市长关于“加大中心城区胡同环境整治力度”要求，认真研究“大杂院里听民声”、“楼宇社区问民计”、“田间地头访民需”相关意见建议，2014年在东城区、西城区确定30至50条街巷胡同，根据调查摸底情况，结合推进城市校园周边、老旧小区、集贸市场周边、旅游景区及公园周边环境建设，明确三至五年目标任务，建立工作标准，提高设施建设水平和管理水平，并按以奖代补方式给予资金支持，不断提升中心区域环境水平。第三，积极开展郊区农村环境整治工程。按照首都环境建设城乡一体化要求，总结延庆、顺义等区县农村环境建设经验，研究制定关于提高农村环境建设水平的指导意见，提出村庄建设指导标准和工作内容，把农村环境建设逐步纳入城市环境建设中并提供相应资金支持。第四，着力开展群众环境建设参与工程。加强首都环境建设热线宣传和资源利用，加大资金投入，强化数据分析，建立与其他热线的资源整合交流，有效解决群众实际需求。同时加大“门前三包”落实力度，明确标准、内容和检查奖惩的依据和标准，研究推进环境建设公共服务领域的社会组织建设，完善城市环境公共服务工作。
三是积极推进其他重点环境整治建设工作。第一，统筹推进环境建设重点项目。在2013年试点工作基础上，2014年拟在全市范围继续组织开展区域环境综合提升工作，每区一个，共拟定16个区域提升项目。第二，继续开展铁路沿线环境整治。部分铁路沿线积重难返的脏乱差问题，单靠某个部门难以解决，明年拟以京哈线北京段为试点，与规划、铁路等多部门联动，深层次研究铁路沿线痼疾顽症治理，通过拆、改、建等综合措施，力争对常规的环境整治有所突破。第三，全面完成环二环绿道建设。督促协调西城尽快完成绿道2期（白纸坊桥至永定门桥）环境建设工作，协调加快东城段绿道建设。通过生态护岸改造、亲水性建设、挖掘文化内涵等方式，对滨水景观进行提升，完整建设环二环滨水绿道，最大限度发挥滨水绿廊的休闲、景观、生态功能。第四，深入推进环境乱象集中治理。起草印发2014年城乡环境建设集中治理行动方案。深入开展街面秩序、经营秩序、旅游秩序、交通秩序、市容环境等方面的脏乱现象治理，强化工作统筹协调，强化牵头单位作用和区县主责地位，调整完善工作机制，根据三年工作目标的要求，实现年度目标任务。第五，努力做好APEC会议环境保障和国庆65周年环境布置。结合中央和北京市APEC筹备小组工作方案，制定印发全市环境治理、环境保障和环境布置工作方案。继续强化进京第一印象区域（铁路沿线、机场地区、高快速路沿线）、重点区域（会议、驻地、活动区域）、旅游景区和繁华商业区的环境建设，全面遏制突出问题，提高城市环境水平。根据中央和市委、市政府要求，提前着手国庆65周年环境保障和环境布置的设计、招标工作，并结合APEC会议安排做好城市环境布置，彰显隆重热烈的节庆氛围。
二、认真抓好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不断提升垃圾全过程科学管理水平
一是大力推进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按照《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和《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三年实施方案（2013-2015年）》关于第二阶段（2014年1月-12月）进度要求，全力推进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主要推进项目有：建成南宫生活垃圾焚烧厂项目1项，续建3项，开工建设12项。餐厨垃圾处理设施建成董村餐厨垃圾处理厂1项，开工建设6项。垃圾渗沥液处理设施开工建设4项。
二是切实抓好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行管理。生活垃圾产生量增长率城区控制在1%，郊区控制在2%，保持生活垃圾产生量的缓慢增长势头。进一步提高生活垃圾焚烧、生化处理能力比例，力争达到45%。在完善市属垃圾处理设施在线监控系统基础上，建设全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在线监控系统，推进生活垃圾登记排放系统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IC卡计量系统开发项目（二期）等信息化管理项目建设工作。开展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定额管理工作，包括劳动定员和费用预算定额等方面内容，从而完善北京市市容环卫相关标准规范。
三是继续推进非正规垃圾填埋场治理。根据《北京市非正规垃圾填埋场治理三年实施方案（2013-2015）》，2014年应完成100处治理任务，完成总量的40%。2014年非正规垃圾填埋场计划开展治理103处，其中新增项目72处，结转项目31处。
四是深入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按照“十二五”时期规划目标，2014年北京市居住小区垃圾分类达标率达到70%以上。2014年将继续在全市选择相当比例数量的居住小区开展垃圾分类试点工作，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已开展的近3000个居住小区垃圾分类成果，继续完善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的全过程管理体系。在全市16区县开展垃圾分类居民奖励试点工作，开发居民奖励管理系统。切实提高专业化收集运输和处理水平，构建垃圾分类技术物流体系。进一步深化垃圾减量垃圾分类的宣传工作。重点在全市中小学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继续发挥垃圾减量垃圾分类工作专家库和绿色宣讲团的作用，把“社会大课堂”、“区县行”、“社区行”活动持续深入进行下去；继续办好“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网”，提升市民垃圾分类知晓率；在16区县各建至少一个垃圾减量垃圾分类宣教基地；继续组织开展好“周四垃圾减量日活动”和“垃圾文明一日游”活动，争取直接受众达到十万人以上。
五是积极推进餐厨垃圾和废弃油脂规范管理。依托朝阳区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试点工作，全面开展餐厨垃圾规范收集、运输和处理工作，力争全市餐厨垃圾规范收集率和资源化处理率达到45%以上。继续深化和完善餐厨废弃油脂统一收运、定点处置工作，采取“疏堵结合、重点突破”的方针，全面推进餐厨废弃油脂综合监管和资源化利用工作，力争全市餐厨废弃油脂规范收集率达到100%。大力推动每日就餐人员规模1000人以上的党政机关建设餐厨垃圾就地处理设施，实现餐厨垃圾就地资源化处理。进一步推进餐厨垃圾和废弃油脂管理信息化建设，逐步建立餐厨垃圾价格收费体系。
六是全面加强道路清扫保洁工作。2014年纯电动环卫车辆比例达到30%，继续增置多功能清洗车辆，城市主干道开始实施再生水冲冼，每月对城六区道路尘土残存量进行监测，并及时公布监测结果。
七是着力加强建筑垃圾运输规范管理。按照《进一步加强建筑垃圾、土方、砂石运输管理工作提出如下意见》，进一步抓好建筑垃圾运输规范管理工作。2013年前全市建筑垃圾运输车全部实现密闭化，2014年6月全部安装定位系统。完善建筑垃圾、土方、砂石运输行业管理制度，自2014年7月1日起，凡不符合北京市建筑垃圾、土方、砂石运输专用车标准的车辆不得从事运输。实行建筑垃圾、土方、砂石运输企业从业管理制度。严格办理建筑垃圾消纳许可，并在施工现场进行公示。实行建筑垃圾、土方、砂石运输通行证制度和运输企业信用管理制度。
八是努力提高公厕服务管理水平。继续推进旱厕改造工作，改善群众如厕环境。按照《市行业公厕服务管理工作标准》，继续加大对行业公厕的检查分类指导力度；修订出台《北京市公厕建设标准》，加强公厕宣传工作，推动公厕建设管理水平再上新台阶。
三、认真抓好燃气热力安全供应保障工作，不断提升市政基础设施安全稳定运行水平
一是积极推进气热等市政设施建设。继续推进陕气进京四线北京段工程、东北热电中心供气工程等重点工程建设，增强本市燃气供应保障能力。建立天然气资源供需预测和调度运行响应机制，扩展热电气联调联供监控平台功能。统筹规划新增热电厂、煤改气、冷热电三联供等大型用气项目，落实天然气资源。全面推进农村地区瓶装液化气供应网点建设。
二是切实加强燃气行业安全监管。启动燃气行业立法工作，完善行政许可制度。加大资金投入，继续坚持和完善燃气供应企业综合评价和气质抽测制度。选择部分企业进行燃气行业安全生产和用户服务标准化试评，取得经验后在全行业推广。推进燃气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开展天然气供应企业的评级试点，组织开展燃气供应企业服务质量监督评价。整合北京市液化石油气充装站点，对餐饮经营单位实行液化石油气专业配送。建立燃气使用安全审查和社会公示制。
三是加快推进供热改革步伐。开展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改造，推动热费制度改革。落实北京市与财政部、住建部签订的《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工作协议》，力争完成8500万平方米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改造。加快推进热费制度改革，研究制定热计量用户采暖费“暗补”变“明补”政策，调动用户参与热计量改造和节约用热的积极性。力争出台特殊群体冬季采暖补助政策。积极推进供热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工作。
四是全力做好冬季供热保障。实施老旧供热管网改造和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工程。在优先安排老旧小区综合整治、管线老化、供热不达标小区的基础上，继续实施200个小区老旧供热管网改造任务。完成1600蒸吨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在做好热源供需平衡的基础上，协调做好热力、燃气、电力三方的联调联供。
五是健全完善地下管线综合管理体系。进一步加强地下管线综合管理，统筹地下管线数量、运行现状、管理机制等情况，通过建立和完善地下管线管理组织体系、基础数据信息管理体系、隐患排查治理管理体系、安全服务管理体系、应急处置与管理体系、法规标准保障体系等，形成“综合协调管理、部门分段负责、行业和区域监管、权属主体负责”的地下管线运行综合协调管理体系，提高地下管线安全运行的保障能力。
六是深入推进“城市生命线实时监测物联网应用示范工程”建设。依托“城市运行监测平台”，围绕“城市生命线”系统，加快项目实施，建立“日常监测”和“特殊应对”机制，实现燃气、热力、供水、排水、电力五大示范企业数据集成和共建共享。
七是强化落实行业安全生产责任。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和 “一岗双责”的要求，落实安全管理责任。组织开展市政市容系统安全生产检查，排查治理隐患，落实安全生产各项规章制度和技术规范标准。加强燃气、供热、环卫行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和监督。重点开展公共服务用户燃气使用安全专项检查，健全和完善重大活动服务保障工作机制，强化城市公共设施安全应急管理，保障城市安全有序运行。
四、认真抓好基础保障机制建设，不断提升城市环境精细化管理水平
一是提升健全统筹协调和责任标准体系。发挥首都城市环境建设委员会统筹领导和综合协调作用，落实首都环境建设办专兼职领导席位制度。健全市区两级环境建设统筹协调体系。明确各级政府环境建设属地主责，厘清部门间的工作职责，落实作业单位和社会单位环境责任制，提高管理、作业、执法、监督的效能。进一步健全首都环境建设标准体系。
二是不断完善执法协调和监督考评体系。加强市区两级城市环境秩序行政执法体系建设，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加强行政执法协调，整合区县执法资源，推动基层联合执法。发挥市行政执法部门联席会议制度重大执法事项统筹协调作用，加强对执法工作的督察。完善首都环境建设综合考评体系，进一步加大考评结果在行政效能监察、组织人事考核的比重。落实“月检查、月曝光、月排名”制度，每月在市政府会议曝光环境乱点，每季度在市委常委会进行曝光、通报。
三是切实增强资金保障机制建设。研究完善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建立健全补助机制，重点采取以奖代补、以奖的方式，加大对重点整治项目的支持力度。研究建立适应区域发展、持续提升环境水平的资金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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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付 乾. 城市生活垃圾直接收运模式研究及应用[D].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11.
[3]杨宏毅.垃圾分类与再生资源回收如何实现“两网融合”.[EB/OL].[2016-04-14]. .
[4]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EB/OL].[2016-02-21].http：///zhengce/2016-02/21/content_504436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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