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挑战(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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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挑战范文第1篇
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本刊记者获悉，北京市力争推动全市新一代信息技术及应用产业产值5年后达到9000亿元。而在去年，深圳新一代技术产业的产值就达到了7825亿元，预计2015年深圳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规模将超过1.2万亿元。
国家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司司长綦成元在日前召开的“第五届中国云计算大会”上表示，在信息社会的大背景下，信息技术不论是现在，还是在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是孕育全球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源泉。尤其以云计算、物联网、下一代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日益成为发达国家构建竞争新优势、抢抓经济科技发展的战略重点。
信息技术的新一轮发力，与智慧城市建设的推动不无关系。相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投入智慧建设的城市已近百个，智慧城市已由概念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未来还将有更多的城市启动智慧建城战略。
智慧城市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知识社会创新2.0环境下的城市形态。其必须通过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维基、社交网络、Fab Lab、Living Lab、综合集成法等工具和方法的应用，实现全面透彻的感知、宽带泛在的互联、智能融合的应用以及以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为特征的可持续创新。显然，信息技术是建设智慧城市的核心要素。
近年来，我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势头迅猛，无论技术研发还是服务能力等方面都进展显著，不过也面临不小的挑战。綦成元就云计算目前发展情况指出，“存在重建设、轻应用、政策环境不够完善、产业技术亟待提升、信息安全挑战严峻等问题。”
应用不够
随着一些智慧项目建设的逐渐深入，越来越多的城市对“智慧建设”有了更形象化的认知：通过充分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能够对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的回应，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城市生活。
美好蓝图的诱惑，我国很多城市都掀起地方政府与信息技术产业战略合作的高潮。
在这方面，吉林省长春市走在前列。去年12月19日，长春市人民政府与中国联通吉林省分公司签署信息化建设战略合作协议，合力加速长春市信息化水平跃升。相关领导还在致辞中表示，长春要在中国东北部率先建设“智慧城市”，努力打造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面向未来的智慧城市，全面提高城市信息化水平。
言犹在耳，今年3月发生在长春的盗车杀婴案，令其努力打造的智慧城市形象备受质疑：几万个监控探头竟形同虚设，有何智慧可言？
治安防控系统是智慧城市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指出：“监控系统里面包括各种各样的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能把获取的信息和数据通过网络传输到智能分析中心，最终为城市决策服务。”
相比长春，美国波士顿的安防系统堪称“强悍”。今年4月发生在该地的马拉松爆炸案，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就被警方成功侦破，茫茫人海中，波士顿警方正是从监控视频中获得了嫌疑人的录像和照片。
高文强调，智慧城市不仅仅是安装了多少摄像头，更重要的是如何将视频传感、物联网系统和网络，以及整个决策系统构造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在这个系统里，还有很多子系统，包括有可视化的治安防控系统、应急联动子系统、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等。如治安防空系统可以通过各个卡口、电子警察、一些监控、技术防范等子系统实现治安防控；发生自然灾害、公共突发事件后能第一时间启动的应急联动系统；城市管理系统则包括汽车定位、地理信息、身份验证、物品识别、数字通信等，把这些子系统连接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信息系统。“这个完整的信息系统才叫智慧城市。”
可见，建设智慧城市的重点，不仅是完善了多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还在于如何将这些信息技术真正串联应用起来，为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城市的管理提供服务。
不过，从我国当前智慧城市建设整体情况来看，重建设、轻应用现象日益成为普遍问题。为此，国家层面已开始发力。近年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工信部联合开展了云计算服务创新发展试点、云计算示范工程等相关工作，推动云计算服务创新、关键技术研发和特色应用示范。同时，还研究制定了《关于促进云计算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拟进一步完善云计算发展的宏观政策环境。
数据的存储难题
根据公开资料统计，到2012年3月，全国已有13个省市自治区规划出30个左右10万台服务器以上规模的大型数据中心建设项目。
云计算数据中心建设热潮的背后，源于大数据价值的释放。国外一个最典型的案例是：美国Target百货公司上线了一套客户分析工具，可以对顾客的购买记录进行分析，并向顾客进行产品推荐。一次，他们根据一个女孩在Target连锁店中的购物记录，推断出这一女孩怀孕，然后开始通过发放购物手册的形式向女孩推荐一系列孕妇产品。这一做法让女孩的家长勃然大怒，但事实真相是女孩隐瞒了怀孕消息。
表面看似毫无关联的购物记录，经过数据的对比分析，却能从中发现最真实的结论，并挖掘出潜在的商业客户，大数据的价值不可小觑。
具体到智慧城市建设，很多实践者认为，大数据将像血液一样遍布智慧城市的方方面面，从政府决策与服务，到人们衣食住行的生活方式，再到城市的产业布局和规划，直到城市的运营和管理方式，都将“智慧化”或“智能化”。
随着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我国也迎来大数据时代。仅以腾讯为例，其每天产生的数据量就非常惊人——微云存储档数在30亿的级别；QQ空间从移动端发出的在5.3亿之间；空间相册上传峰值达到3.6亿张。
不过，拥有海量数据并不代表能挖掘出大数据的价值，如何从数据海洋中找出最有价值的部分，这对于我国尚在起步阶段的大数据应用而言，显然还是个不小的挑战。
高文指出，存不下和找不快是当前应用的两大难题。存不下即指，数据源源不断地产生，源源不断地往系统里面灌，除非不断增加存储设备，或者把里面的信息摘取出来放在另外的地方，否则，数据最多存三个月就可能被覆盖或永远清除，他认为“这是很可惜的事”。
找不快则影响到大数据的使用效率。“到现在为止，（我国）分析和编码还是分开的，这就造成在编码的时候不能分析，在分析的时候就不能编码，一般是先编码，而后从采集端送回局端再解开进行分析，这样就把宝贵的时间丢掉了。”高文说。
作为全球最大的计算机软件提供商，微软公司在大数据应用方面已有很多成功实践。该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张亚勤指出，城市就是大数据，如何将城市里各种不同的数据连在一起为对象服务，“这是很大的问题。”
在他看来，城市“智慧化”不顺利，很大原因在于数据分散，形成了数据孤岛。“城市里的各个部门都只做自己的事情，包括IT方案、数据和决策行为都没有联系在一块，是分散的，买了一些服务器和软件，但既没有融入到政策制定过程中，也没有将数据打通。”
如何才能驾驭和整合大数据，Teradata天睿公司高级解决方案总监姜欣表示，如果大数据落地，一定需要统一的大数据架构与云计算的商业模式进行结合，发挥三个平台之间的能力，而且进行互联互通。他强调，“大数据平台不能变成孤岛，只有通过统一数据架构，并且利用云计算的方式对外提供服务，才能够创造更大的业务价值。”
云端安全
云制造是当前我国智慧城市应用的新模式与新手段。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伯虎解释说，云制造是一种基于网络的、面向服务的智慧化制造模式。它融合与发展了现有信息化制造技术及云计算、物联网，面向服务、智能科学、高效能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构成制造资源和制造能力的服务云池，并进行协调的优化管理和经营，进而智慧地完成制造全生命周期的各类活动。
据本刊记者了解，目前国内云制造应用示范包括：面向航天复杂产品的集团企业云制造、面向轨道交通装备的集团企业云制造、支持企业业务紧密合作的中小企业云制造和支持产业集群协作的中小企业云制造，正在进行的佛山、襄阳等智慧城市中的智慧制造规划。
云制造的推广应用为城市及行业的智慧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信息技术全方位的渗透，信息安全问题也日益凸显。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研究员冯登国指出，面向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等安全目标，亟需从关键技术、标准规范、测评监管等不同层面构建适应云安全保障目标的技术与服务体系。“无论是SaaS（软件即服务）、PaaS（平台即服务）还是IaaS（基础设施即服务），都急需保护。”
据奇虎360副总裁、首席隐私官谭晓生介绍，2011年恶意软件的数量达到最高峰，360可以收将近700个恶意软件样本，现在下降到320万左右，看起来情况是好转了，实际上并非如此。根据360在2012年监测的每月新增钓鱼网站数量分析，攻击手段发生了转移，病毒木马在安全软件剿杀之下数量变少，但与网页联合作用的方式开始增多。
奇虎通过“360网站安全扫描”产品扫描了中国1/9的网站，得到的数字相当惊人——扫描网站中的60%存在漏洞，漏洞发现的总数超过6000万。其中，30%的漏洞是高危漏洞。
谭晓生认为，解决安全问题的出路是云+端+边界联手防御，这也是业界目前的共识。也就是说，把病毒、木马整合到一起放在云端，以实现云端防御。对于企业安全防御，也是这个思路，“应将云端防御技术进一步扩展”。
不过，微软首席安全架构师李雨航认为，在大数据环境下保护隐私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通过大数据分析，很多新的隐私会通过分析成倍地增长，这种隐私是平常在数据中看不见，但是经过大数据的分析会出现。
这一点，在上述美国Target百货公司通过数据分析挖掘客户消费需求的案例中已鲜明体现。而在我国，虽然大数据的价值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和应用，但随着社会的信息化推动，各类智能手机、平板计算机、移动终端的爆炸式增长，已经带来了复杂的安全问题，如个人数据、隐私泄露问题日益严重。据腾信对470万个APP的抽查发现，71%能获得用户信息。
而这只是我国信息安全问题的冰山一角，国际网络斗争更加尖锐激烈。专家普遍认为，我国现有的安全技术与管理措施还不足以有效应对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安全挑战，亟需加强自主研发和管理力度。
李雨航则建议“做一些协议方面的工作，但需要整个行业一起来探讨，如何去做则需更多的合作。”
名词解释
云计算
（Cloud Computing）：
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计算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共享的软硬件资源和信息可以按需提供给计算机和其他设备。云计算服务通常提供通用的通过浏览器访问的在线商业应用，软件和数据可存储在数据中心。
大数据
（big data）：
或称巨量资料、海量资料，指的是所涉及的资料量规模巨大到无法透过目前主流软件工具，在合理时间内达到撷取、管理、处理、并整理成为帮助企业经营决策更积极目的的信息，具有Volume、Velocity、Variety、Veracity的4V特点。
物联网
城市挑战范文第2篇
【关键词】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资源
资源型城市因为其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在我国城市发展史上曾经辉煌一时并为城市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随着技术变革的推行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资源型城市曾经的资源优势光环逐渐退去，某些城市陷入发展的瓶颈，因此，资源型城市发展必须围绕转型进行。
一、发展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
党的十将科学发展观写进，作为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指针，是关于发展的基本观点与根本方法，是被实践证明的科学理论，资源型城市要发展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于城市的资源状况，牢牢把握转型发展不放松。
二、资源型城市发展的机遇
资源型城市发展面临着机遇是不言而喻的，主要是城镇化的机遇。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和可耗竭性决定了资源型城市转型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新型城镇化势必将迎来新一轮人口“入市潮”，也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带来更多的机遇与挑战。
1.新型城镇化之“新”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带来重大机遇
所谓“新型”，是指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城乡互促共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个性鲜明的城镇化，主要体现在“人”的城镇化，需要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降低城镇准入门槛。资源型城市需要聚人气。而资源型城市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将发挥重要作用。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单一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即靠挖掘或者初加工资源来刺激经济发展，只能造成低效率、高污染，高耗能的重复建设，更不能再抱有资源枯竭时国家会“买单”的希冀，“等靠要”只能导致城市的整个经济结构遭受重创。
鼓励民营和私营经济在资源型城市活跃起来，让民营和私营经济的从业者落户城市。从投资需求角度来看，农民市民化后，需要大量增加城市工商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即使按年人均3 万元来计算，这对于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也将是不小的贡献。也只有农民市民化后，他们才能将城市的生存和发展与自己紧密联系在一起，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和转型的基石也才能更加牢固。
2.政策机遇
资源型城市在历史上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随着党的十的召开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推进，国家对资源型城市的支持力度逐步加大，2013年12月03日，国务院正式《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首次界定了262个“资源型城市”，他们将作为维护能源资源安全的保障地、推动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主战场。国务院通过了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建设意见，在国家层面上对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做出详细指导和政策支持，全面引导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国家的支持成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最大动力和重要机遇。
三、资源型城市发展的挑战
1.新型城镇化的“新”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带来的挑战
资源型城市转型是城市发展摆脱自然资源约束的长期过程，是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文化转型、政治转型等多领域系统变革与创新的复杂系统工程，转型的目的是要实现支柱产业多元化，确保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受历史和体制因素影响，资源型城市财政收入状况最终呈现出递减趋势，面对脆弱的基础设施和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资源型城市本身缺乏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财力和能力，对教育、文化、科技、卫生、社会保障和福利等社会事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明显不足。西方发达国家在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往往不惜从财政收入中斥巨资来对城市内部原有产业改造升级和为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提供援助。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对资源型城市转型进行管理和规划，大胆进行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发展新兴产业和替代产业。我国资源型城市数量众多，政府不能通过使用大规模经济援助的方式，帮助资源型城市实现转型。只能发挥政策和法律的作用，积极引导资源型城市转型，培养资源型城市的内生动力，使得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不断提高，使其真正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2.新型城镇化需要让农民“进得来，住得好，用到位，留下来”，改善城市常住人口的生活质量成为关键性环节
这需要用法律措施保障资源型城市顺利转型，不仅要加快对涉及资源型城市发展的基本法修订，加快制定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性企业退出法律法规，构建更加合理的税费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变全体城市居民以资源型产业为主导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要在城市转型运转的相关规制下，在中央设立一个专门负责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工作综合指导部门，从全局角度差别化地加强对各资源型城市进行分类指导。另外，通过明确责任，强化执法监督机制，让法律真正得以贯彻。
综上所述，资源型城市转型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和复杂的系统工程。各个资源型城市的特殊性决定了政府是城市转型中的主导力量；政府转型是实现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必然要求；同时，资源型城市本身要抓住机遇，分析实际情况，克服挑战，实现转型。
参考文献：
城市挑战范文第3篇
关键词：机动化；城市规划；土地利用混合度；公共交通；交通影响评价
2009年，中国汽车产销双双超过1300万辆，首次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最大的新车消费市场。我国城市机动车拥有量迅速增加，尤其是私家车的增长速度更是惊人，小汽车正日益成为城市居民的主要出行工具。这昭示着机动化时代已经来临。
1机动化时代对城市规划的挑战
城市进入机动化时代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我想很多人都能够脱口而出：提高了人们的办事效率、提供了舒适的出行方式、提高了人们的幸福指数等等。然而机动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正逐渐显现，“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逐渐成为“成长中的烦恼”。新一波交通拥堵来势凶猛，很多城市正沦为“堵城”。同时，全球汽车消耗的石油已占石油消耗总量的1/3，城市大气污染中，机动车尾气污染贡献率达20%-50%，我们的生存环境正在遭受严重的破坏。
当然，我们无法阻止机动化时代的到来，既然无法阻止，就要想办法化解它的负面效应。城市规划是城市的发展计划，也是城市建设发展的蓝图和管理城市的依据。所以，如何治疗“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这两大“城市病”是城市规划义不容辞的责，如何任构建一个“绿色、畅达、和谐”的交通环境成为了机动化时代对城市规划的新挑战。
2造成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的原因
也许有人会说，造成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的的原因当然是因为“汽车太多了”。但我们的汽车真的有那么“多”吗？美国每千人汽车保有量高达820辆，汽车普及率为82%。日本汽车普及率大约为54%。截至2009年底，我国的千人汽车保有量只有46辆，汽车普及率不到5%。应该说，我国的汽车普及率还有一个很大的成长空间。“为什么在普及率这么低的情况下，还是会产生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这才是我们城市规划工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2.1 路网规划存在的问题
2.1.1道路网密度低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人均道路面积一直处于低水平状态，道路面积的增加没有跟上机动车的增长速度。国内城市道路网密度与国际先进城市相比差距很大，我国大城市市区正处在从中心区向郊区扩散过程中，近几年城市道路建设的增加，主要分布在新开发的市区和郊区，相对来讲，中心区的道路面积率反而略有下降。加上各级路网系统性差，断头路很多，又加上混合交通干扰严重，使路网整体性功效无法得到有效发挥。
2.1.2路网等级结构不合理
长期以来在道路网规划建设中，各城市往往只重视快速路和主干道网规划建设，忽视城市次干道和支路网的规划建设，导致我国城市道路网等级级配不尽合理。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经验表明，从快速路至支路，路网合理的级配结构应为“金字塔”形。而我国大中城市路网结构却为“倒三角”、“ 纺锤”形，普遍缺少支路或次干路，其中支路网密度指标同国标差异很大，远小于《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3-4km/km2的要求。路网级配不合理，就会导致城市道路交通功能的紊乱。交通生成点与干路系统缺乏过渡性连接设施，城市交通集中在几条贯通性干路，也不利于不同出行距离交通的相互分离，更不利于不同类别道路系统交通功能的发挥。普遍表现为城市交通该快不快、该畅不畅、该达不达。
2.1.3路网节点不通畅，交叉口通行能力差
我国传统城市道路设计缺乏交通工程理论的指导，交叉口红线、车道数与路段上完全一样。这样设计的结果，交叉口由于相交道路间的交通流要相互等待或避让而导致通行能力大打折扣。加上交叉口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相互干扰，交叉口的服务水平严重下降。由于路口节点不畅而导致路网整体运行效率大打折扣，同时也造成道路网资源的严重浪费。
2.2 城市空间布局和土地利用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及单个城市的用地规模发展迅猛，城市人口与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不断扩张。在制定城市的总体规划时，由于自然地形等因素，往往将城市分成若干个片区，各片区之间的功能定位不同，发展也不平衡。城市新区的商业、服务业等公共设施用地规划常常不足或者开发建设相对滞后，与城市中心区集聚了大量的公共设施形成鲜明对比。导致城市中心区成为面向周边新市区居民的工作与服务中心，新区居民的出行具有明显的向心特征，早晚上下班（上下学）高峰时间，老城与新区之间双向客流交通不平衡，潮汐式交通现象明显。这一现象在老城与新区之间具有天然屏障相隔时，将导致老城与新区相交地区的交通瓶颈，交通供需矛盾日趋严重。
规划区内的就业岗位和居住人口的关系决定了该区域跨区交通出行量的多少。如果工作单位附近的住宅少于工作人员对住宅的需求，受市场供求关系的调节，房价就会上涨。许多人只好住到远处房价低的地方，由此引起大量长距离的上下班通勤，从而造成交通拥堵。
2.3公共交通不完善
交通服务是以人为本，以运人运货为根本目的，而不是为了运车。私人小轿车是城市中单位乘客运行成本最高的客运交通工具，也是运送单位乘客环境代价最高的客运交通工具。从国外发展的经验也可以表明，轿车（个体交通）不能成为城市交通的主体。大容量城市公共交通工具与私人小轿车相比可以在城市有限的道路空间中充分发挥城市交通设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单位时间内通过道路断面的乘客量最大，占用街道和停车用地少，综合客运成本低，能源消耗低，环境效益好。然而，中国城市公共交通还不完善，主要表现在：
（1）出行分担率低。特大城市公交分担率不超过30%，大城市公交分担率不超过20%，一般城市则不足10%。而东京、伦敦、中国香港等高达40-60%。
（2）服务水平低。主要表现为：速度慢，乘车换乘不方便，路线不合理，密度低，甚至有些地方存在公交盲区。
（3）公交基础设施缺乏统一规划。城市公共交通线网构成主要以公交枢纽站为依托，实现点与点的连接。我国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薄弱，缺乏统一规划，特别是在旧城改造和新区开发时没有把公交设施配套纳入统一规划，给交通营运、管理和居民出行带来不便。
3我们如何应对挑战
面对城市进入机动化时代的挑战，城市规划工作者应如何应对？如何用城市规划的手段解决“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两大难题？令人欣慰和幸喜的是，党中央及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方针，提出了构建“两型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等目标和战略。这为我们选择有效的对策指明了方向。
立足城市规划角度应对挑战，应该从“路网规划、土地利用、公交策略和交通影响评价”四个方面入手。
3.1优化城市路网
要使现代化城市交通控制系统（UTCS）和智能化交通系统（UTIS）发挥功效，必须具备足够的路网密度。提供足够的路网密度要比单纯追求干道的车道数、宽度重要的多。但现阶段很多城市的路网骨架已经形成，有些老城区新增道路和拓宽道路的难度较大，还要通过优化道路等级结构、优化道路节点等措施来疏导。
第一，城市路网要持续扩容。城市道路是容纳机动车辆的硬件设施。要维持道路交通基本畅达，首先还要在较长时期内维持道路建设较快发展。我国的《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 50220-95）是1995年颁布的，其中对于大于200万人的大城市的道路网密度指标规定为：5.4-7.1 km/km2。但当时制定标准时对于未来机动车的迅猛发展估计不足，显然如果我们再按照这个标准去制定和审核道路系统规划是不合适的。我们应该在现有标准的基础上，参照国内外先进城市的经验，适当提高路网密度标准。对于城市总体规划已经批准实施的城市，在下一步制定分区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时，要及时修正。
第二，要优化路网等级结构。我国城市道路分为快速路、主干道、次干道、支路四个等级。快速路和主干道共同构成城市的主骨架和主动脉，城市次干道的功能是为主干道和快速路承担交通分流和集散，支路如同人体的毛细血管，主要是为地区或地块的出入交通或通达交通服务的。合理的城市道路网络应该是各类道路各司其责，有机结合。针对我国目前大部分城市过于注重城市快速路和主干道建设而忽视次干道和支路建设的情况，今后要重点加强次干道尤其是支路的规划建设。将区域内部的交通流在本区域内解决，减少对主干道的冲击。
第三，优化路网节点设计。针对我国道路系统交叉口的通行能力与路段的通行能力不相匹配的问题，我们建议对有条件的交叉口进行渠化改造。交叉口渠化对路网整体使用效能改善具有特殊意义和明显效益：理论计算和实际应用均表明，如果对一个城市路网所有干道交叉口都进行渠化，该路网容量指标至少可提高30%以上，甚至可达53.5∼65.5%！可见，交叉口渠化对经济还不十分宽裕、人口密集，土地资源寸土寸金的中国城市而言，其意义非同小可！在我国许多大城市老城区、中心区，由于受自然、人文、环境、经济等因素制约，进行道路大幅度加密及现状道路全线拓宽已不大现实，所以必须高度重视交叉口渠化改造，通过增加交叉口的车道数来弥补时间资源的损失，从而提高交叉口的通行能力。
3.2提高土地混合利用程度
一个区域土地混合利用程度高低，决定了这个区域居民跨区出行的次数、出行方式的选择和出行距离的远近。过去盛行的单一用途的分区规划方，把有机的人类活动人为地生硬地分割开来，例如把住宅区、商业区、办公区等隔离开来。人为造成各区之间大量交通量。现在人们已认识到这个错误，从而要求改变以前按用途来划区的城市规划方法。在这方面国内外城市都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例如，美国制定了“聪慧式发展”指导方针，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在规划区内力求就业数与住宅数的平衡(Job-Housing Balance)。再如，中国的济南市大力发展的“城市综合体（HOPSCA）”项目，所谓“城市综合体”是将城市中的商业、办公、居住、旅店、展览、餐饮、会议、文娱和交通等城市生活空间的三项以上进行组合，并在各部分间建立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助益的能动关系，从而形成一个多功能、高效率的综合体。这种形式的土地利用混合程度很高，有效的将大部分交通流在本区域内部消化掉。
作为城市规划工作者，在制定和审核城市规划时，就要注意对各区域的土地利用进行合理配置，减少跨区域的通勤、通学和购物出行。
3.3推行公交优先策略
城市公共交通是解决机动化时代由个体机动交通所引发问题的有效方式。在相同的时间、空间条件下公共交通的运送能力是小汽车的5倍～10倍，而人均占用道路面积仅是小汽车的1／10至1／20，是一种运送效率高、节省资源的交通方式。城市规划是塑造城市空间形态的公共政策。通过城市规划，可将城市空间发展与交通系统进行有效的整合，从而创造出公交优先的都市环境。
3.3.1倡导交通导向的城市发展模式
TOD即交通导向的城市发展模式。它提倡城市形态以公共交通作为运行支持系统的紧凑布局，城市主要功能应分布在步行可到达公交站点的范围之内。TOD模式还可通过规划手段使公交设施特别是大容量公交设施的建设给周边土地带来增值，为城市建设和环境的改善提供资金支持。渥太华、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库里蒂巴等都采用了ToD发展模式并成为世
界城市发展的范例。我国地少人多，资源紧缺，TOD模式是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发展模式。
3.3.2编制公共交通规划
每个城市都要编制公共交通规划，对于公共交通设施建设用地优先安排。城市公共交通规划确定的停车场、保养场、首末站、调度中心、换乘枢纽等设施，不得随意挤占或改变土地用途。
3.3.3设置公交专用道
公交专用道的设置是从道路使用权和通行权这两方面来实现路权优先的有效措施。首尔的公交专用道建设使用以后，公交的行驶速度提高了近20％，乘客数量增加了20％-30％；巴黎采用公交专用道后，不但公交的运营速度得到了提高，而且节省油耗达6％～7％，并减少了20％-40％的废气污染。此外，公交专用道的建设运营成本还大大低于轻轨等其他快速交通系统。
3.4建立“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报告”制度
随着城市的发展，大型和超大型的建设项目越来越多。这些项目往往能吸引大量的人流和车流，如果开发的强度过高，将导致整个城市道路网局部甚至全局的交通供需不平衡，在某些区域形成交通死结，化解不开。而建立“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报告”制度，可以评价和分析建设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或实施过程中，新增的交通需求对周围交通环境产生影响的程度和范围，在满足一定服务水平的前提下提出对策，缓解项目产生的交通量对周围道路交通的压力。
4结语
机动化时代的到来不可避免，城市的交通环境和自然环境都面临巨大挑战。作为一名城市规划工作者，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对症下药”，还要“未雨绸缪”。充分利用城市规划的手段，从道路规划、土地利用、公交导向和规划审查等方面，切实解决当前面临的“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为创造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1周干峙.当前我国大城市交通问题的原因、趋势与建议
2杨涛.机动化带给我们什么
3钱林波.城市土地利用混合程度与居民出行空间分布的关系研究 ――以南京主城为例
4林红， 李军. 出行空间分布与土地利用混合程度关系研究――以广州中心片区为例
城市挑战范文第4篇
【关键词】智慧城市 大数据 机遇
一、智慧城市涵义
智慧城市是把新一代信息技术充分运用在城市的各行各业之中的基于知识社会下一代创新（创新2.0）的城市信息化高级形态。智慧城市基于互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大数据、社交网络、LivingLab、综合集成法等工具和方法的应用，营造有利于创新涌现的生态，实现全面透彻的感知、宽带泛在的互联、智能融合的应用以及以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为特征的可持续创新[1]。
二、大数据是智慧城市的核心因素
智慧城市是一个必要的阶段，从智慧城市信息化的发展角度来说，城市的智慧的本质是数据处理的智慧，其实在过去，任何一个行业，从来不会需要处理像智慧城市产业跨部门、跨区域和跨类型的数据的复杂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的智慧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大的数据系统，全市实现智慧的功能，必须采取措施来支持大数据，实时、全面的数据收集和系统的实施。
智慧城市是构建在物联网技术的基础上，所以智慧城市构建和物联网的构建是类似的事情，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即获取层，传输层，交流层、应用层。数字城市的概念比以前最大的区别是，智慧城市成为人们心目中智慧获得的信息处理层，它也可以被认为是数字城市在对跨部门的大数据综合处理提升。城市数字化的智慧，关键是要实现数字化信息处理的智慧，其核心是引进一个大型的数据处理技术[2]。
首先，大数据给政府强有力的决策支持。在城市规划，通过城市地理、气象信息等自然和经济、社会、文化、人口和其他人文和社会信息挖掘，城市规划能提供强大的决策支持，以及加强科学性和前瞻性的城市管理服务。在交通管理，通过实时挖掘道路交通信息，可以有效地缓解交通拥堵，并快速响应突发状况，提供决策城市交通的良性运转提供了科学依据。在安全领域，通过挖掘大数据，可以发现人为或自然灾害、恐怖袭击，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和安全能力。
其次，大数据将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质。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智慧应用包括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家居、智慧安防等，这些智慧化的应用将极大地拓展民众生活空间，引领智慧城市大数据时代智慧人生的到来。大数据是未来人们享受智慧生活的基础，将改变传统“简面”的生活常态，通过大数据的应用服务将使信息变得更加泛在、使生活变得多维和立体。
最后，大数据处理将决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掌控数据就可以支配市场，意味着巨大的投资回报。过去很多企业对自身经营发展的分析只停留在简单业务信息层面，缺乏对客户需求、业务流程、平拍营销、市场竞争等方面的深入分析。如果决策者只依靠业务现状与主观经验对市场的估测进行决策，将导致战略与决策定位不准，存在很大风险。
三、大数据在未来发展中遇到的挑战
大数据是构建智慧城市的信息引擎，但从大数据对智慧城市的推动来看，需要分三个阶段来具体实施。首先要进行数据的整合，其实不仅仅是智慧城市，其他各个行业都开始了数据整合；其次是数据的挖掘，这也是大数据管理的重点所在，需要软、硬件的高度配合与协作，也是当今IT企业争相角逐的“赛场”；最后就是需要把大数据变成可操作的行动，从而指导决策和运维。如果从大数据的内涵来看，国内数据还远远没有达到大数据或者智慧城市的目标，目前还只是智慧城市和大数据发展的初级阶段，一旦进入跨行业、跨部门的数据整合阶段，才意味着智慧城市进入快速发展阶段[3]。
与此同时，信息安全也将成为大数据应用推广的“拦路虎”。大数据时代，数据资产化成为趋势，企业内部运行数据和客户资料成为宝贵的数据资产，而且很多智慧城市应用涉及公民财产安全甚至国家安全，数据价值更高，因此信息安全问题成为大数据时代智慧城市建设的首要难题。当前，政府、企业、个人的数据安全意识也开始增强，2012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决定》，该决定将政府、企业、个人信息数据上升到极其重要的法律保护位置，同时对惩处威胁信息安全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客观来看，一些核心软硬件产品依然被国外巨头控制。未来国家的扶持力度将会进一步加大，国内企业将面临更大发展机遇。
四、结论
2008年以来，智慧地球理念即在世界范围悄然兴起，许多发达国家积极开展智慧城市建设，将城市中的水、电、油、气、交通等公共服务资源信息通过互联网有机连接起来，智能化作出响应，更好地服务于市民学习、生活、工作、医疗等方面的需求，以及改善政府对交通的管理、环境的控制等等。在我国，一些地区在数字城市建设基础上，开始探索智慧城市的建设。可以说，建设智慧城市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成为信息领域的战略制高点。
参考文献：
[1]鲁义轩. 新一代无线城市建设借WiMAX之力[J]. 通信世界. 2009（16）
城市挑战范文第5篇
城市的发展与建设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和作用。建国60年来，我国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城市社会经济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国的城市建设也面临着诸多的矛盾与挑战。总体说来，中国在城市建设中出现了竞争、攀比，大规划、大圈地之风越刮越烈，全面突击加快城市进程的局面；在城市发展模式上，贪大求洋、严重照搬照抄西方，缺少中国的特色，更不能适应未来中国发展的需要。这就要求中国的城市发展与建设需要有一种全新的思维，才能实现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及中国社会的和谐。
一、中国城市化呈加速的趋势不可逆转
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为中国的城市化增加了持续的动力。未来中国主要的经济发展趋势就是城市化。建国60年来，我国城市化水平大幅提高，城市个数由建国前的132个增加到2008年的655个，城市化水平由1949年的7.3%提高到2008年的45.68%[1]，中国城镇人口已突破6亿大关，达6.07亿人[2]。2008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辖县）年末总人口3.76余亿人，比1949年增加3.36余亿人，增长8.5倍；2008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总面积（包括市辖县）469.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比重达48.9%[3]。
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逐步提高，城市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日益显现。2008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辖县）地区生产总值186279.5亿元，占全国GDP比重的62%，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辖县）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000亿元的城市43个，其中20个城市超2000亿元，依次为上海市、北京市、深圳市、广州市、天津市、佛山市、杭州市、东莞市、重庆市、南京市、武汉市、沈阳市、大连市、成都市、苏州市、青岛市、无锡市、济南市、宁波市、哈尔滨市。2008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辖县）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16892.7亿元，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59%；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21296.7亿元；占全国地方财政支出的43.4%。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333639.8亿元，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138543.8亿元，分别占全国的71.6%和63.5%[4]。
尽管如此，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还是比较滞后。据测算，2014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可能超过50%，2020年将达到60%以上[5]。尽管中国目前城镇人口比重比1980年的18%增长了许多，但世界城镇人口比重平均水平是55%，发达国家是84%，美国更是高达95%[6]。日本50年代的时候有50%的人居住在农村，在2005年的时候，日本的农村人口只占到全国的3%，韩国不到7%，台湾的不到6%[7]。要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中国至少还有近2.2亿农村人口需要进城，未来中国城市化的空间依然广阔。尽管我国城市化率将以每年平均增加约1%左右的速度增长（每年有大约1300~1400万人口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但通过对历史长时间序列比较研究发现，我国目前的城市化率水平只相当于美国1910年、日本1960年和韩国1970 年的水平，未来我国城市化具有很强的潜力[8]。这就是说，中国的城市化将支撑中国未来实现现代化的总体进程。
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规律表明，我国将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从发达国家走过的城市化的发展道路看，从起步开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早期、中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城市化水平在10%至30%以下为早期阶段；城市化水平在30%至70%之间为中期阶段；城市化水平在70%以上为成熟期阶段。城市化中期阶段所耗用的时间，一般比早期阶段所耗用的时间少，如英国在城市化中期所耗用的时间比早期阶段少一半，也就是说，在城市化的中期阶段将是加速发展的时期[1]。它们之间有一个统计上显著相关的S型曲线关系。根据这个S型曲线和世界各国数据，即相同经济发展水平下，中国城市化水平偏低世界平均水平12.8%。这表明中国目前的城市化发展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2]。所以未来中国城市化的空间依然广阔。而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已超过40%，但与国际相比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可以预料，此阶段是我国城市化水平进入发展的最快时期。更进一步地，随着改革的深入，长期的城乡隔离的二元结构将会改变，现行的户籍制度将根本改革，影响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将基本消除，过去在一定程度上被压抑的城市化潜能将得到释放。这就是说，中国城市化呈加速的趋势已成不可逆转之势。
二、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困难与挑战
城市化水平并不等同于现代化水平。因为城市化水平高低不等于现代化，不一定是城市现代化的唯一指标。现代化讲的是一个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方面的整体变革，包括教育、制度、城市化水平、市场体制、政府治理、民主与法制、社会与诚信水平等等。现代化不仅是一组城市所拥有的物质性指标和数据，更是一种合理结构，包括了对自己城市的喜爱，对落后地区贫困人民的关怀，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3]。所以，如果认为只要将我国的农业人口大多数转变成为城市人口，城市得到扩张，城市工业化水平提高就可以代表现代化，是十分片面的。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的城市化水平1978年为17.8%，2002年为39.1%，(2007年底为44.1%)，对比国际上而达到同样的城市化水平，英国用了120年，美国用了80年，就算经济发展迅速的日本也用了30多年，而我国只用了22年[4]。快速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系列困难与挑战。
首先，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对资源的需求远超过资源供给能力，导致资源环境和体制性问题的产生及发展的失衡。我国人口多，耕地少，水资源、能源矿产稀缺，环境承载力较弱，人均资源相对紧缺。我国适合城市化发展的平地面积只占12%，合115万平方公里，人均平地面积和日本一样，等到人口高峰时甚至将少于日本[5]。但全国不少大城市却掀起了一般“大规划”之风，并有越刮越烈的漫延之势，“围地、扩城”、“再造新城”、“新区”的规划设计屡见不鲜。这虽然加快了“城市化”，但由于过度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生态和环境状况严重恶化，造成了空气污染、噪音污染、交通拥挤、用地用水短缺等一系列环境问题。比如一些城市地下水严重超采，全国垃圾堆放累积总量已高达70亿吨，甚至有近200个城市出现垃圾“围城”的局面[6]。由于城市化高速发展致使城市空间结构长期不合理，城市道路和城市交通流量以及各种管线的消耗大幅度增加，导致生态系统超载严重，从而降低了城市化的可持续性。
另外，一些反映公平与效率的方向性、体制性问题也逐渐暴露，坚守我国耕地红线的任务十分艰巨。中央三令五申，一些地方政府却执意铤而走险，未批先用，以租，化整为零，占优补劣等违法用地花样不断翻新。对于违法用地行为查处力度不强，遏制土地违法犯罪的体制还未理顺，机制不全矛盾十分突出。另外，政府将投资主要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并持续扩大对城市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使城市的公共物品供给比农村要好得多；“圈地”产生了大量资金，不少农民却陷入了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境地。当然，城市偏向政策可能在特定条件下有利于发挥集聚经济的作用，有可能加快城市化进程。但实际上，越是将资源层层往上集中，下面就越会被抽空，从而越是失去发展的机会。因此如何选择一种符合中国资源与生态环境实际的健康城市化发展道路，如何使人们能够公平地享有人类发展水平提升所产生的财富，是中国在进一步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其次，城市化过程中与原住民之间的冲突。随着经济的飞快发展，城市改造力度的加大，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旧城改造房屋拆迁对实现城市规划目标，推进城市环境面貌更新，改善城市居民居住条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城市房屋拆迁中仍然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方面，在监督机制缺位的局部地区，不规范、不文明的拆迁行为时有发生。另一方面，房屋拆迁本身不仅仅是拆除房屋，还是对历史形成的财产关系的一次强制性调整。这种调整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动迁居民带来了一些困难，有些困难甚至是无法克服和逾越的。特别是2003年以来，拆迁纠纷和群众上访急剧增加，拆迁矛盾越来越激烈，恶性事件时有发生，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与此同时，也致使许多原本支持房屋拆迁的旧区更新的居民，出现了明显的思想变化，由“盼拆迁”转变为“阻拆迁”和“怕拆迁”。在城市化进程中原住民被边缘化，城市化形成两种相向的运动：原住民不断向外搬迁，而他们的祖居地不断被外来的暴发户、官员及精英取代。在上海坊间更流传多年“内环以内说英语，中环以内说普通话，到了外环才说上海话”的说法。部分原居民因此心态失去平衡，这已影响到城市化进程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第三，城市化过程中与流动人口或外来新移民的矛盾与冲突。随着经济的发展，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意欲离开农村流入城市，30年来数亿流动人口在城市化过程中实现了就业、创业和发展的梦想，也造就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但由于对城市的生存环境完全陌生，他们聚居的地方，一个是地下室，一个是城中村，还有一些城市边缘地方的一些农村的房子，在极少数地方也出现私搭乱建，成为一种贫民窟的雏形。这就是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带来的所谓“贫民窟悖论”[1]。而流动人口的本质特征带有浓厚的地域性，与当地原住民易产生矛盾，也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与此同时，随着城市的规模在迅速地膨胀、增加，流动人口在增加，城市管理就出现了新问题，这些新问题都是传统的城市管理方式所解决不了的。用户籍制度管，这些人都没有户口，用单位制度管，这些又都是流动人口，没有归属，这些东西都不奏效了。大量流动人口的涌入给正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地区带来了管理上的压力。正是为了破解城市管理难题，1997年国务院法制办进行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改革，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管理机构而组建的综合执法部门――城管应运而生。但由于目前国内城管人员大多仍采用现场执法、管理粗陋的执法方式，与市民、小商贩的正面冲突的“城管暴力事件”频频发生，其本身存在的合法性与必要性频繁遭受社会质疑。弱势的商贩在强势的城管突袭面前，小贩大多采取的“敌进我退，敌来我跑”是游击战，但偶尔他们也会在走投无路时争个鱼死网破。而一些市民特别是小商贩批评城管人员普遍素质低，并形象地称之为“三强”突击队，即强拆房、强拖车、强拉财物，城管俨然成为一种连累当地政府形象的“地方团练”。
另一方面，由于城乡分割的管理制度和GDP导向的政绩考核制度，农民工长期被排斥在公共服务的门槛之外。整体的收入水平严重滞后于本地居民，社会保障缺乏，教育培训严重不足，居住环境差，更被排除在公共住宅、参加高考制度之外。农民工及其家庭子女因此遭遇角色认同困境。农民工不能在城市定居，就要在家乡保留承包土地和宅基地，奔波于城乡之间，过着“候鸟”式的两栖生活。“城市不开门，农村不断根”，农民工家分两地，付出往返流动的成本，造成家乡建房及生活设施投资的常年闲置，造成社会资源重复与浪费。这种不彻底的转移方式也不能使土地向务农劳动力稳定流转集中，从而加剧土地资源的紧缺。同时，农村青壮年的黄金时间用在城里，而将培养教育他们的成本，以及他们退回农村结婚、生孩子、培养下一代劳动力和自己养老的成本都留在农村，实际是把人口红利留在发达地区和城市，从长远来看，这样会进一步加剧城乡、区域差距的扩大。稳定就业的农民工不能在城镇定居，他们的流动性的加剧也使企业不能形成稳定的、不断积累经验和技术的产业大军，也对企业的人力资本积累、技术改进和产业升级造成种种不利影响。而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他们越来越被边缘化。流动人口问题成为各城市解决城中村问题、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社会稳定的共同难题。
目前正处在第一代农民工向第二代农民工快速转换的后期，也就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城务工的农民逐步退出城市，他们的子女，即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力量。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调查数据，目前，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满16周岁以上的青年农民工已经超过1亿人[2]。新一代农民工代表着农民工的主流。这些二代农民工子女越来越多在流入地出生或成长，接受流入地学校、社会的教育和风俗、文化的熏陶，对于流入地的归属感、认同感很强。而且新一代农民工已经丧失了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技能，对土地的情结弱化，对原籍地的归属感、认同感则比较淡薄，思想观念、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已日趋城市化，渴望成为“新城市人”。他们正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城乡双向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由“寻求谋生”向“追求平等”转变。但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管理制度，城市昂贵的居住、生活成本，以及户籍制度中仍然存在的较高的户口迁移落户门槛，又使得他们要求实现本地化的难度很大。这就导致农民工子女对原籍地和流入地都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游离于两地的社会体制之外，陷入角色认同的困境，不平等、被侵害、被剥夺感比较强烈。必须看到，大量农民工长期处在城市的边缘，不被城市认同接纳乃至受到忽视、歧视或伤害，融不进城市社会，享受不到应有的权利，不仅他们自身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护，也会导致农民工对城市社会普遍怀有一种疏离感和责任匮乏心态，定会累积很多矛盾。一旦这些人没有相对稳定经济来源或常迫于生存压力以及受不良因素的影响，极易滋生违法犯罪念头。这一问题解决得好，将成为流入地发展的合力和动力；解决不好，必会成为社会压力[3]。
最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及城市化过程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及新情况与政府服务、管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会越来越明显。城市化水平就是非农业人口占全社会总人口的比例。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增长，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从而带来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引发了城市户籍问题、治安问题等公安部门管理问题；就业问题、农民工问题、教育、医疗、卫生、计划生育等社会问题；住房、城市基础设施配套、交通问题、住房问题等城市建设问题，而城市建设又带来城市用地选择、管理（收购、储备）问题。与此同时，农村人口急速、大规模地向城市迁移或转移，又会考验城市的就业吸纳能力和基础设施承载能力。这些所有的新问题、新情况均考验着政府的管理统筹能力。
不仅如此，城市化过程将有大量中产及知识精英以及集团总部、跨国公司的出现，而且为了提高本城市的竞争力，各城市政府甚至往往不惜血本吸引高端人才、高新企业及跨国公司的聚集。但他不仅对城市的硬件设施包括公园、绿地、道路交通、城市照明、自然环境、学校、医院、社会治安状况、发展规划等公共物品供给状况以及信息网络、科技馆、博物馆、文化馆等社会文化设施建设有较高的要求，而且对政府的服务、教育水平、公共卫生服务、制度、城市化水平、市场体制、政府治理、民主与法制、社会与诚信水平等等软环境要有较高的要求。
一个良性的城市化是使城市真正成为广大市民舒适的家园过程――既要满足人们衣、食、住、行、学、休闲等生存需求，还要满足生态环境和精神心理需求，注重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和整体素质，致力于创造良好的生产和人居环境，实现经济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社会发展相协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全面提高，人得到全面发展。
三、中国城市建设发展的新方向
经过前面的分析，我们了解到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化加速的趋势不可逆转，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亦不可避免。我们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不应脱离中国国情，贪大求洋、照搬照抄西方。我们需要以全新的思维和解放的观点来看待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几项建议。
首先，解放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统一城乡的社会保障。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不利于人口的流动，不利于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从而不利于中国的更进一步发展。在此基础上，完善并统一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只有这样，才能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崛起成为真正的世界性超级大国。不过，有人问，解决14亿人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的钱从哪里来？笔者要反问一句，当今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仅次美国最大的经济体，此时还不能解决全体中国人社会保障问题，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解决？中国政府现在面临的是最廉价资源、最便宜、最富活力的劳动力及最稳定国外发展环境。此时最有利的时候解决不了，人口老龄化、经济发展放缓后就能解决？根本就是不可能！那么中国的钱去哪里了？政府心里最明白，大量钱被无效甚至是挥霍而浪费了，这是中国现在或即将面临的所有问题的根本与关键所在！解决这些问题说困难也困难，说简单也简单，就是政府的机构与体制和公共财政透明化改革。
其次，城市化过程既要讲发展，又要讲国情。人口多，耕地少由此产生的交通模式，必然要求发展公共交通，而不提倡过度的私人交通；住房模式，也是发展高密度、小户型的住宅，限制低密度的别墅；同样，产业模式必然要求是节能减排的。中国的城市化就是要把现在的14亿，未来的16亿的70%，甚至80%或90%转变为市民，那么政府从现在就要着手考虑他们的生存问题――衣、食、住、行问题。据《经济参考报》报道，北京、上海的人均收入还不到东京的1/10，而房价已比肩东京[1]。大楼大街大广场大住宅的发展脱离了我国的土地等资源禀赋和人均实际负担能力，城市办公和居住条件甚至超过了人均GDP是我们5倍10倍以上的台湾地区、香港特区乃至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2]。房价的过度上涨必然积聚资产泡沫，未来一旦泡沫破灭，房价大幅下滑，不仅会影响与建筑有关的众多实体行业，冲击就业，影响经济增长；资本市场的危机同样是难以避免，首当其冲是银行“房贷”风险，再波及到其他金融领域，最后是实体经济，一场中国式“次贷危机”恐怕就难以避免了。到时天价房市的神话破灭让全国老百姓的所有财富化为泡影，一文不名！与此同时，高房价让许多人沦为房奴，在沉重的房贷压力下，消费无法增加；同时高房价改变了人们的预期，增加了预防性储蓄需求，人们不敢消费，内需无法启动。在高房价推高下的商务成本，损害了高端服务业和创新产业在我国的发展。最为根本的是高房价不利于民生和社会保障，甚至人才流失。
居住权是人们的基本需求，居者有其屋是生存的基础和根本，但高房价的结果会剥夺多数普通民众的居住权，这在民生和社会保障上是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同时还有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和安全，最终阻碍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在这种情况下，降低房价，保障民生住房成为政府的首要责任。大规模发展廉租房成为城市发展的必须。英国早在1919年出台《住宅法》便确定了以公营住宅为核心的住宅政策，国家干预住宅市场，即由政府投资建造公房，然后低租金租给居民居住。二战后，政府采取了以集中建设出租公房为重点，增加住房供应的政策，以应对由于战争破坏，英国住房严重短缺问题。在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甚至中国的香港均有公共住宅建设与制度。这说明公共住宅制度是可行的，也是政府调控的手段。需要强调的是，不仅要保证农民工、外来人口有房可住，还要保证外来人口及征地、拆迁户生存的空间，也就是有能挣钱的地方。有的地方仅仅局限于规模的扩大，比如行政区升格，但这只是一个“壳”。
城市，不仅有“城”，还要有“市”，才能称得上“城市”。光有“城”，仅仅是个空壳，是个框架，如果没有市场，没有人口和贸易，就不叫“城市”。要形成大市场，必须拥有充足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必须有相当的经济发展作依托。如无二、三产业支撑，过热的城市化建设势必造成“有城无市，有场无市”，最终就会出现“空壳城市”现象[3]。城市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和标志，而城市化应该反过来加强城市的竞争力及其市场规模。而中国城市化是大楼大街大广场大住宅发展的结果，这排斥了资金不足的个体、私营、外来人口的生存空间，脱离了中国的国情。中国国情要求中国的城市规划充分考虑这些弱势者的生存与发展，要给他们留有足够的空间。说得更通俗点，就是要求政府通过立法将大楼、大住宅区的一至三层，或大街、大广场适当的地方留给小商品、小吃部、小维修、小服务的行业来经营。这样，一是维护弱势者的生存空间，二是降低了生活成本，保障了民生，发展了第三产业。这样，城市下层及外来流动人口能依靠自己劳动有尊严地生活，能让城市的白领、城市上层及高端商户有方便、周到的服务，能让外来游客及商人吃好，住好，玩好，从而城市才能达到真正和谐。再从我国产业结构来看，2008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的结构比重为3.2：50.6：46.2[4]。不仅远低于2000年的世界平均水平67.1，而且低于重债穷国（Heavily Indebted Poor Countries）的46.3[5]。这是我国现代化与世界隔着代差的结构上的明证，也是我国城市化的努力方向。这就是说，一个城市如不能将中下层及外来人口融入第三产业，就根本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
第三，中国的城市化要回归传统。有人说城市化就是水泥化，而城市要经济化就是要CBD化、开发区化。这实际上是中国的城市发展之败笔。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了清明时节，北宋京城汴梁以及汴河两岸的繁华景象和自然风光，从中可以看到当时京城商业贸易的繁荣。在画作中，其中不同行业的人，从事着各种活动。有固定摊贩，货摊上摆有刀、剪、杂货。街道两旁的空地上还有不少张着大伞的小商贩。有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公廨等等。商店中有绫罗绸缎、珠宝香料、香火纸马等的专门经营，此外尚有医药门诊，大车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容，各行各业，应 有尽有。在中国历史各朝各代传统的社会中，大量的流动和固定商贩是不可缺少的，它繁荣着社会的经济和维持着社会的稳定。政府一般的政策都是容忍、允许或是支持的。而在西方早在中世纪的德国有一句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 只要农奴逃到城市里居住超过101天，他们就自由了！这就是说，城市应该是对所有人开放的。即使在最发达的美国纽约市，目前也有1.2万多名有执照的街头小贩集中在百老汇、唐人街、炮台公园等地。在拉美国家，非正规经济部门就业人数占经济活动人口的50%―60%，其中流动商贩占很大比例[4]。在新加坡、泰国、法国、韩国等地，也都可以看到流动商贩的身影。中国的邻居越南比较贫穷，大多数人家晚上都要在路边摆一个小摊子，卖点米粉、香烟、茶水等，补贴家用，有的人家甚至全家就靠一个小摊子维持生计，只要摆在街道两旁划定的线内，垃圾收拾好，客人的摩托车停放整齐，就可以放心经营。现今中国，大量农民涌入城市谋生，城市本身的大量职工又成为失业贫民。当下一些地方只关注了城市化“光鲜”的一面，而没有给由来已久的城市“马路经济”一个合理出口。不能根本解决底层百姓的生存危机，摊贩不可能消失，矛盾也将一直存在并恶化。因此，解决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市民及外来流动人口生计或冲突唯一可行政策就是解放马路经济，地摊合法化。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也认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国际化，不是要消灭小商贩、地摊。只搞一些大马路、高楼、霓虹灯等，是一种“变态”的现代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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