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氏之子翻译(精选5篇)
推荐文章
杨氏之子翻译范文第1篇
关键词：《儒林外史》 章回题目 目的论 英译
一、引言
文章标题的翻译历来是翻译理论和实践中的难题，因为标题不单单是词素的聚合，更凝聚或暗含着整篇文章的中心内容。翻译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章回题目更是如此，因为其本身平行对仗、合辙押韵的特点以及作为章回题目所起的信息功能、美感功能和祈使功能，要对其进行全面翻译，对译者来说确实是个不小的挑战。本文通过对比《儒林外史》原文以及杨宪益和戴乃迭的英译本的章回题目，探讨杨氏在翻译章回题目时目的论对其翻译策略的影响。
（一）《儒林外史》简介
《儒林外史》为清代小说家吴敬梓所著章回体小说，小说通过描写形形读书人的精神状态和言行举止，展现他们的贪婪与堕落、伪善和丑陋、偏狭与迂腐、失落和苦闷，以此揭示封建科举制度的堕落和黑暗，讽刺和批判封建社会科举制度及其道德观。小说假托明代，实际反映的是康乾时期科举制度下读书人追求功名的现象和他们的真实生活状况。小说语言简洁、风格鲜明，是中国古典讽刺文学的杰作。小说共分55回（也有50回和56回之说），20世纪50年代，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及其妻子戴乃迭将其译成英文。
（二）章回题目
章回体小说是在宋元话本文学形式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文学体裁。一般来说，章回体小说将全书分为若干章节，每章节称为一回，每回都有一个题目概括本回内容，称为章回题目。作为中国经典文学独有的艺术形式，章回题目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从字数上看，基本上都是14个字，每句各7个字，如同一副对联，对仗工整；也有使用16个字的，上下联各8个字。第二，章回题目不仅出现在目录里，同时也出现在每回起始处，以唤起读者注意和阅读兴趣。第三，章回题目经过作者精心润饰，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不仅浓缩了本回故事情节，往往还透露出故事中的人物性格以及作者的爱憎情感和观点立场。
二、理论依据
（一）目的论
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于1978年提出目的论，他认为翻译就是在译入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以及译入语受众而产生的语篇，指出正是翻译的预期目的决定着整个翻译过程。目的论的理论基础在于：决定任何翻译过程的首要原则是翻译活动的预期目的（Nord，2001）。在目的论中，原文本的地位远不如其在之前的那些翻译理论中的地位。该理论认为原文本只是为译者和读者提供信息，翻译行为的预期目的而非原文本是影响译者做出某种决定的最重要标准，也正是以此为依据，译者决定原文本中哪些信息是有用的、充分的、应保留的，哪些是不必要的、可以删除的。
（二）目的论的原则
目的论有三大原则，按其重要性来说，第一原则就是目的原则。正如赖斯和弗米尔（1984）提倡的“目的决定方法”，目的原则认为翻译目的决定翻译行为。翻译行为可以有多个目的，但通常指译文的交际目的，即“译文在译入语社会文化语境中对译入语读者产生的交际功能”（Venuti，2001）。因此，译者应在给定的翻译语境中明确其翻译目的，并为实现这一目的灵活选用翻译方法——直译、意译或两者并举。
在这一原则基础上，弗米尔又提出了两个原则，分别是连贯性原则（coherence rule）和忠实性原则（fidelity rule）。连贯性指译文必须符合语内连贯（intra-textual coherence）标准，即译文对于其读者来说应具有可读性和可接受性，能够使读者理解并在译入语文化以及使用译入语的交际语境中产生意义。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将译入语文化考虑在内，并为使译入语读者更好地理解文本做出必要的改变。
忠实性原则也叫语际连贯（inter-textual coherence）原则，指原文与译文语际之间应连贯一致，因为译文是原文信息的另一种呈现，译文不可能脱离原文，两者之间必然存在某种联系。原文本和译入语文本之间的连贯性取决于译者对原文本的理解和其翻译目的。这就意味着：一方面，译入语文本必须具有可接受性；另一方面，译入语文本必须忠实于原文本。
目的论被普遍认为是德国功能翻译流派最重要的理论，它抛开了对等翻译的限制，赋予译者主体性更重要的地位，正因为如此，目的论解决了很多新的翻译问题并极大地拓宽了翻译研究领域。
三、对《儒林外史》章回题目翻译的研究
目的论的一大优势在于它使根据不同翻译目的对同一个原文本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成为可能。下文通过分析《儒林外史》中部分章回题目的翻译来考察翻译目的如何决定译者的翻译策略。
（一）称谓语的翻译
称谓语是指说话人在语言交际过程中用于称呼受话人而使用的人称指示语。称谓语往往鲜明地体现着作家的创作意图，寄托着作家的爱憎情感，并预示着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儒林外史》的章回题目中使用了20多个称谓语，这些称谓语是中国古代独一无二的，因此，如何将其译成英文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根据弗米尔的目的论，翻译的预期目的而非原文本才是翻译的中心，翻译的预期目的决定翻译策略。“杨氏翻译《儒林外史》的目的就是向英语国家的读者介绍中国清朝时期特有的士文化，尽最大可能展示原汁原味的、地道的中国文化。”（曾奇，2004）杨氏在翻译《儒林外史》章回题目的称谓语时，首先尝试在译入语中找到其相应的中文表达方式。例如：
（1）王孝廉村学识同科 周蒙师暮年登上第 （第二回）
Provincial Graduate Wang Meets a Fellow Candidate in a Village School. Zhou Jin Passes the Examination in His Old Age
（2）范学道视学报师恩 王员外立朝敦友谊 （第七回）
Examiner Fan Examines the List of Candidates to repay His Patron’s Kindness.Secretary Wang in the Ministry of Works Shows Kindness to a Friend
（3）鲁翰林怜才择婿 蓬公孙富室招亲 （第十回）
Compiler Lu Chooses a Brilliant Son-in-law，and Qu Xianfu Marries into a Rich Family
（4）汤总镇成功归故乡 余明经把酒问葬事 （第四十四回）
His Work Accomplished，Brigade General Tang Goes Home. Senior Licentiate Yu Discussed Burial Customs at a Feast
“孝廉”是明清时期对通过乡试的读书人的雅称，与西方国家的“provincial graduate”等同。“学道”也称“学政”，是古代主持院试的官员；第七回题目中出现的“员外”不是正式官员，而是较高贵的侍卫官。明清时期为帝王编撰和翻译书籍的官员称为“翰林”，杨氏将它们分别译为其英文对等词“examiner”“secretary”和“compiler”，非常贴切。“总镇”也叫“总兵”，是中国古代负责镇守边关的军衔，译成“Brigade General”清晰地表达出原文含义。“明经”是从乡试中择优选拔进入国子监学习的秀才，“Senior Licentiate”很好地传达了原文的文化含义，使译入语读者心领神会。
从上例可以看出，杨氏通过对等翻译某些中国古代称谓语，准确地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中国文化。
《儒林外史》中有些称谓语在英语中没有对等词，为了让译入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小说内容，杨氏直接用相应的人名代替。如下例：
（5）王孝廉村学识同科 周蒙师暮年登上第 （第二回）
Provincial Graduate Wang Meets a Fellow Candidate in a Village School.Zhou Jin Passes the Examination in His Old Age
（6）王观察穷途逢世好 娄公子故里遇贫交（第八回）
In which Wang Hui Meets a Friend in Need，and the Lou Brothers Come upon a Poor Acquaintance
（7）葬神仙马秀才送丧 思父母匡童生尽孝 （第十五回）
Ma Chunshang Attends the Funeral of an Immoral， and Kuang Chaoren Proves Himself a Filial Son
（8）圣天子求贤问道 庄征君辞爵还家（第三十五回）
The Son of Heaven Consults a Worthy Man，but Zhuang Shaoguang Declines All Posts and Goes Home
虽然上述译法有损原文作者想传达的意思，使译入语读者无法获得与原文读者等量的语义信息和艺术享受，但译文的最终服务对象是译入语读者，如过分尊重源语文化，不顾译入语读者的文化背景和接受能力，必然会损害译文的连贯性和可接受性。如此翻译不失为一种使译文更简洁、连贯的办法，而且也便于西方读者记住这些人物。
另外，杨氏出于忠实于原文的深层考虑，对一些称谓语进行了具体化的翻译。如：
（9）王秀才议立偏房 严监生疾终正寝 （第五回）
The Wang Brothers Deliberate How to Make a Concubine the Mistress of the House.Yan Dayu Dies
（10）王观察穷途逢世好 娄公子故里遇贫交 （第八回）
In which Wang Hui Meets a Friend in Need，and the Lou Brothers Come upon a Poor Acquaintance
（11）鲁小姐制义难新郎 杨司训相府荐贤上 （第十一回）
Qu Xianfu’s Wife Embarrasses Him by Asking Him For an Essay，and Instructor Yang，Recommends a Man of Worth to the Prime Minister’s Household
例（9）、例（10）中的“王秀才”和“娄公子”译成了“the Wang Brothers”和“the Lou Brothers”。
从语法上看，“王秀才”和“娄公子”都是单数形式，杨氏之所以将其译成复数，主要出于第五回和第八回中对正文内容的考虑。第五回主要讲述死了妻子的严大育想把小妾扶正，所以他同其妻子的两个兄弟王仁和王德商量，因此这里的“王秀才”指的是王氏两兄弟。同理，“娄公子”实际上指的是娄氏两兄弟娄琫和娄瓒。在第十一回，杨氏并没有把“鲁小姐”译成“Miss Lu”，因为这位鲁小姐已经婚配了，也没有译为“Mrs.Lu”，因为这样一来读者会误以为她夫姓鲁，为了不使读者疑惑，杨氏选择将其译为“Qu Xianfu’s Wife”。
（二）地名的翻译
从《儒林外史》章回题目中地名的译法可以看出杨氏翻译深受目的论的影响。现举例如下：
（12）爱少俊访友神乐观 逞风流高会莫愁湖 （第三十回）
In which a lover of Handsome Youth Seeks a Friend at Divine Pleasure Temple，and a Splendid Contest Is Held at Carefree Lake
（13）常熟县真儒降生 泰伯祠名贤主祭 （第三十六回）
A True Confucian Is Born in Changshu County. A Worthy Man Becomes Master of Ceremonies in the Temple of Tai Bo
（14）虞秀才重修元武阁 方盐商大闹节孝祠 （第四十七回）
Licentiate Yoo Repairs Yuanwu Pavilion. Salt Merchant Fang Shocks Scholars at the Enshrining of Virtuous Women
（15）国公府雪夜留宾 来宾楼灯花惊梦 （第五十三回）
A Guest Is Entertained One Snowy Night at the Palace. A Girl Has an Unlucky Dream at Welcome Pavilion
显然，上述几例中，杨氏采用了翻译地名时最常采用的音译法和直译法，将“常熟县”“神乐观”“节孝祠”分别译成“Changshu County”“Divine Pleasure Temple”“the Enshrining of Virtuous Women”。通过音译和直译，译文成功地保留了中文地名中所含的意象。但是也有例外，如：
（16）季苇萧扬州入赘 萧金铉白下选书 （第二十八回）
Ji Weixiao Takes a Second Wife in Yangzhou.Xiao Jinxuan Compliles a Book in Nanjing
（17）诸葛佑僧寮遇友 杜慎卿江郡纳姬 （第二十九回）
Zhuge Tianshen Meets a Friend in the Priory， and Du Shenqing Takes a Concubine in Nanjing
（18）庄濯江话旧秦淮河 沈琼枝押解江都县 （第四十一回）
Zhuang Zhuojiang Talks of Old Times at Qinhuai River.Shen Qiongzhi Is Taken under Arrest to Yangzhou
目的论认为，原文本只是为翻译提供材料，而不是其终极标准。因此，译者可以根据其翻译目的对原文本做相应的改动。“白下”“江郡”和“江都县”都是古地名，即便对中国读者来说都是陌生的，更别说西方读者了。因此，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杨氏将其译为更常见的地名“南京”和“扬州”。
（三）典故的翻译
《儒林外传》章回题目中包含一些中国文学、传说、民俗和社会风俗等典故。典故翻译是译者翻译工作中的难题，因为翻译这些典故也就意味着把中国的文化、文学和艺术介绍给西方读者。为了弥合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使译入语读者更好地了解原文语言文化，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尤为重要。如下例：
（19）王秀才议立偏房 严监生疾终正寝 （第五回）
The Wang Brothers Deliberate How to Make a Concubine the Mistress of the House.Yan Dayu Dies
“偏房”最初是指正屋旁边的房间，后来亦指小妾。作者采用归化法将“偏房”译成“Concubine”，恰如其分地表达出了这层意思。
（20）匡超人高兴长安道 牛布衣客死芜湖关 （第二十回）
Kuang Chaoren Meets Good Fortune in the Capital. Niu Buyi Dies Far from Home Wuhu
“长安道”出自五代无名氏《贺圣朝》词“长安道上行客，依旧利深名切”，旧喻名利场所，这里原文作者将“南京”比喻成“长安道”——追逐名利之地。显然如果杨氏按字面意思翻译成“the Chang’an Road”，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匡超人要去的是南京，是当时的首都。根据目的论的观点，译文必须有意义并能被译文读者理解和接受，所以，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以根据翻译目的对原出适当改动以提高译文的可接受性。杨氏在翻译时将其还原成“Capital”便于译入语读者理解。
（21）议礼乐名流访友 备弓旌天子招贤 （第三十四回）
Scholars Meet to Speak of Music and Ceremony. The Emperor Summons a Talented Man
“弓”和“旌”是中国古代士兵入伍时所用器具，后常用来指代入伍服役。显然，西方读者并不熟悉这一文化现象，若将“弓”和“旌”译成其在英语中的对等词“bow”和“flag”势必不能传达原文意思，因此杨氏在翻译时直接去掉这两个字，在不损害原意的基础上简化译文。
（22）翰林高谈龙虎榜 中书冒占凤凰池 （第四十九回）
A Hanlin Discourses on the Examinations. An Impostor Masquerades as an Official
“龙虎榜”出自《新唐书·欧阳詹传》：“举进士，与韩愈、崔群、王涯、冯宿、庚承定联第，皆天下选，时称‘龙虎榜’。”龙虎榜实为科举榜，我们熟知的欧阳詹、韩愈和李绛等都曾登上此榜。魏晋南北朝时设中书省于禁苑，掌管机要，接近皇帝，故称中书省为“凤凰池”。这等典故必然为西方读者所不知，所以杨氏巧妙避开了这两个文化词，仅译其本意。
通过例（21）和例（22）可以看出为了使西方读者理解小说内容，杨氏通过删减文化词，减少了译文中的文化内容，也改变和简化了原文文化内涵。
四、结语
目的论认为，任何翻译活动都是受其预期目的支配的，更准确地说“功能性目的译文本的生成总是和源语文本保持一定的关系，这一关系由译入语文本的预期目的或功能决定（翻译目的论）”（Nord，1991）。在英译《儒林外史》的章回题目时，杨氏采取了几种不同的翻译策略来实现其翻译目的，所有这些翻译策略都是必不可少的，又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哪一种方法可以独立解决所有的翻译难题。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研究深度和广度还不够，要深入考察目的论对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还应收集更多的例证。另外，本研究是在目的论框架下进行的，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若要进一步研究《儒林外史》章回题目的英译问题还应引入其他翻译理论。
参考文献：
[1]Newmark，Peter.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London：
Prentice-Hall，1988.
[2]Nida，Eugene A.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M].
Leiden：Brill，1964.
[3]Nida，Eugene A.A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Theories of Translation[A].in Richard W.Brislin（ed.）.Translation，Application and Research[C].New York：Gardener Press，1976.
[4]Nord，Christiane.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Theory，
Methodology and Didactic Application of a Model for Translation-Oriented Text Analysis[M].Amsterdam：Rodopi，1991.
[5]Nord，Christiane.Translation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6]Reiss，K.& Vermeer，H.J. Grundlegung Einer Allgemeinen
Translationstheorie[M].Tubingen：Niemeyer，1984.
[7]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8]任生名.杨宪益的文学翻译思想散记[J].中国翻译，1993，
（4）.
[9]吴敬梓.儒林外史[M].杨宪益，戴乃迭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
社，1999.
[10]徐珺.《儒林外史》英汉语对比研究：语言与文化[J].外语教
学，2003，（2）.
[11]曾奇.《儒林外史》英译本中俗语文化词语的翻译[J].外语教
杨氏之子翻译范文第2篇
关键词：昆曲 直译 异国情调 文化转化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3）05-0028-021 《长生殿》其文以及杨宪益戴乃迭的翻译
《长生殿》是由清代文人洪写的的一部戏剧。它以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情爱为主题，其用词融情入语，一唱三叹。洪在撰写时一力求雅，“凡史家秽语，概删不书”。音律也极为讲究，“审音协律，无一字不慎也”，昆曲的轻柔婉折和江南丝竹，加上帝王的情爱故事，《长生殿》在康熙年间红极一时，尤被士大夫阶层所喜爱。
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以翻译古典文学，传播中华文化遗产扬名译界。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历朝历代，各种题材，他们无所不译，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在翻译中以忠实为第一要义，“以忠实的翻译’信’于某种文化精神。”（陈宏薇：“从小说美学的角度看《孔乙己》英译文的艺术成就”，2002年第二期）他们的这种翻译原则在《长生殿》的英译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2 译本赏析
中国的传统戏曲“凡诗，赋，词， 曲，四六，小说，无体不备”。《长生殿》也是如此。要把它译为英文，会涉及到许多文化转化问题。杨氏夫妇采取了多种方法。在此一一分析如下：
2.1直译法
例：欢赏，借问从此宫中，阿谁第一？似赵家飞燕在昭阳，宠爱处，应是一身承当。休让，金屋装成，玉楼歌彻，千秋万岁捧霞觞。 （第一出 《定情》）
She will be the most happy from now on，
Like the Lady Swallow of Han；
All the emperor’s love will be hers，
In a chamber of gold to live，
In a tower of jade to sing，
For ever and ever to hand him a brimming goblet of wine.
这一段涉及到西汉成帝时期赵飞燕赵合德的故事，赵合德居住的昭阳宫一向用来比作受宠嫔妃的住处。“金屋装成”是指汉武帝筑金屋以迎娶阿娇的故事。在这一出中反复书写了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恩爱和盟誓。杨贵妃得宠之深，显而易见，因此他们将其直译为“Lady Swallow of Han”和”a chamber of gold”，是不会造成读者理解的困难的。
2.2直译加注释
例：（生）妃子，你看这池上鸳鸯，早双眠并蒂花。（第十一出《制谱》）
And see， my sweet， where the lotus on the lake
Has lulled to rest on the loving duck and drake.
鸳鸯在汉文化中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常被用作夫妇幸福美满的象征。而英语中的公鸭、母鸭“duck and drake”决无此意。杨氏夫妇既保留了原文的比喻，同时因为二者的内涵意义差距过大，因而加上了一个解释的词“loving”来表示它们是”loving birds”。
2.3意译
例：朕乃大唐天宝皇帝是也。起自潜邸，入瓒皇图。任人不二，委姚宋于朝堂；从谏如流，列张，韩于省阀。且闻塞外风清万里，民间粟贱三钱。真个太平盛世，庶几贞观之年；刑措成风，不灭汉文之世。（第一出 《定情》）
I am the Tang emperor. Since coming to the throne， I have appointed able ministers to govern my empire. All is quiet along the frontier， my people have had good harvests， and peace reigns throughout the world as in the Golden Age of old.
翻译中，一些若直译会造成阅读困难的地方杨氏夫妇也采用了一些归化的手法。在这段文章中涉及的历史典故，杨氏夫妇都采取了意译。开元名臣姚崇，宋，他们译为“able ministers”，太平盛世“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他们译为“the Golden Age of old”。“潜邸”是皇帝登基之前的住处，倘若直译，非加注释不可，他们就把“起自潜邸”意译为“coming to the throne”。
3 杨宪益戴乃迭翻译思想由来的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杨氏夫妇在翻译的时候，采用了直译意译同时并举且以直译为主的手法。在他们众多作品中，可以发现这是他们一以贯之的方法。
在他们的合作中，一向是以杨宪益为主导。他从小熟读儒家经典，虽然游学欧美各国多年，骨子里却更多的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他一生本着爱苍生的心态积极入世，耿介拔俗。他好诗好酒，自命“酒仙”，完全是一个中国传统士人的作派。而我国的翻译理论起源于佛经翻译，佛经的宗教性质决定了必须以忠实为第一要义。最早的佛经翻译家安世高就提倡“贵本不饰”，三国时期的支谦在其《法句经序》中多次提到“勿失厥义”，“因循本旨”的观点。东晋的佛经翻译评论家道安主持佛经译场，提倡“按本而传”。意译派的代表表人物鸠摩罗什虽然“辞旨婉约，文词流便”，也只是“曲从方言，趣不乖本”。到玄奘，更讲究“直译意译，圆满调和”。可见主张意译的人物也承认必须做到“不逾矩”才能“从心所欲”。其后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时期，一方面带有深刻的社会目的，“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另一方面还带着改造传统语言，输入新的内容和新的表现方法的任务，自然也把“信”字看的极为重要。即便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时期，尽量保存原文的内容，味道，风格和用词仍是占主流地位的思想。
杨氏夫妇采用的翻译方法也跟他们选取的文本有很大关系。他们以翻译第一流的中国古典文学为主，以传播中国文化为己任。中华文明光辉灿烂，经济发展领先世界上达千年。传统的中国文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有崇古的心理倾向，从韩愈提倡的古文运动，到明清时期的“文尚左迁”，对古代典籍一向有仰慕之情，因此很容易理解杨宪益坚持翻译的时候从本国文化出发，而不是从译入语的文化出发了。
另一方面，鲁迅的译学思想也对他们有很大影响。杨宪益在
他的自传中写道，他和戴乃迭都极为喜爱鲁迅的作品。从小熟读古文的他曾撰文反对白话文，却偏偏对鲁迅的文笔情有独钟，并提笔翻译了《祝福》等六篇鲁迅的小说。由于种种原因，鲁迅的译风在数十年来成为中国翻译界的主要风格，被称为“正译”。鲁迅在其译作《苦闷的沉思》的引言中写道：“如果还是翻译，…… 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辩起来，它算不得翻译。凡是翻译，它必须兼顾得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懂，一则保存着原文的风姿，但这保存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能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宁可译的不顺口。”（鲁迅：鲁迅全集，1956年版，第六卷，279-280页）杨宪益在1980年澳大利亚参加阿德雷德城艺术节的作家周活动时，也谈到了自己的翻译思想：“我认为翻译的时候，不能做过多的解释，译者应尽量忠实于原文。翻译作品可以多一点异国情调，因为翻译毕竟是翻译。”可以看出，他的译学思想和鲁迅如出一辙。
4 评论
杨氏夫妇翻译的中国典籍，注释都很少。照常理推测，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文化相去甚远，应该有很多注释。但是由于他们采取了多种方法，在保持原语文化的同时又照顾到了读者的理解。如果大量加注，必然影响阅读的流畅性。
另一方面，英译《长生殿》接近于纽马克所提出的语义翻译的范畴。他们的译文保留了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传播了中国的古典文化。但是没有充分发挥出译入语的优势，略显拘谨和平淡，从读者的角度来说，与西方读者的社会文化心理有一定的距离，不太利于读者的接受。
5 结语
白先勇先生曾经说过：“我们中国文化里头，有三种艺术让人痴迷――唐诗，书法，第三是昆曲，我再演绎一下，昆曲就是把唐诗的意境和书法线条的美，用具体的舞蹈音乐呈现再舞台上，中国文化最美的是诗境，有世界独一无二的线条美，昆曲把这两者融合了起来。”杨氏夫妇的翻译把昆曲这门最精致的艺术译介到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戏曲。他们忠实的翻译反映了他们对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不同的价值取舍，与原文可以并称为经典之作。
参考文献：
[1]程立，陈建华.英汉文化比较词典[Z].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2]郭著章等. 翻译名家研究[M].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3]洪著，杨宪益，戴乃迭译.长生殿[M].外文出版社，2001.
[4]林煌天.中国翻译词典[Z].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5]王宏印.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杨氏之子翻译范文第3篇
诗歌体现语言之精华所在，具有语言高度凝练、高度音乐化并蕴含极其丰富情感与美学价值的一种文学形式。“美”是诗歌的灵魂所及，是诗歌的生命所在。诗歌的唯美表现在其形体美、音韵美、意境美；对于一首诗，读者首先看到的是其外在形体美，必须悦目；而后是其音韵美，读起来悦耳动听；再就是要动人心弦，唤起读者的联想和想象，让读者融入诗境，感受诗情，享受诗之意境美。由此看来，读诗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欣赏美的愉悦心理过程。诗歌是文学中最唯美的体裁，语言凝练、优美、含蓄，富于意象，其无限追求美学与艺术的结合，使得诗歌翻译与众不同。“汉民族重意境、重传神、重风骨、重凌虚的审美情趣”。（张传彪，2005:14）中国人的思维总是跟形象、感性联系在一起，这对诗歌的创作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诗歌美学上，历代中国诗人追求“意境”，讲究“传神”，崇尚“托物言志”“触景生情”，强调形神统一、意象统一、情景统一。正因为如此，才有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美学追求，这就是汉民族诗歌美学的传统。在中国古代诗歌中，白居易创作的《长恨歌》以长篇叙事诗的形式，通过对唐玄宗李隆基与杨玉环之间曲折生动、离奇悲切的爱情故事的细腻描绘，演绎出一部唯美的宫廷爱情悲剧，被后人奉为中国古代长篇诗歌中的一首绝唱。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以下简称“杨氏夫妇”）和许渊冲先生都是翻译界的泰斗，他们翻译的《长恨歌》各具特色。本文欲对比赏析两位译者笔下的《长恨歌》，探讨诗歌翻译如何重现诗词中的“意美、音美、形美”，追求诗歌翻译美学的至高境界。
1诗歌翻译理论之美学观概述
我国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先生在其《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曾指出：“汉语具有意美、音美、形美三大优点。”许渊冲（1984）把鲁迅先生关于汉语的三美扩展到中国古代诗词的英译与英译研究中，他指出：“美是‘诗’的本质；似是‘译’的本质。以‘译’诗而论，则似是低标准，美是高标准。”这一精辟的论断标志着当代译家对文学翻译的美学认识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许渊冲（1984:60）在《翻译的艺术》中对“美”的阐述为：“三美中，意美最重要，属第一位；音美属其次；形美第三。传达原文意美是前提，在此基础上尽可能传达原文的音美；在传达原文意美和音美的前提下，也需尽可能传达原文的形美；努力做到三美齐备。如果不能做到全美，那么，首先可以舍弃形似，也可以舍弃音似；但无论怎样舍弃，都要传递原文的意美和音美。”许钧先生认为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意境、神韵、韵律及艺术效果的转换。且认为检验译诗质量的唯一标准是看它在译语中能不能成其为‘诗’（转引张传彪，2005:22）。评判诗歌翻译的好坏在于译作迁移或再现原诗的形式美、音韵美、节奏美、情感美和风格美的程度。（汪榕培、李正栓，2005:106）通过了解许渊冲和许钧等人的诗歌翻译美学理论，我们可以得出，译诗就是在译语中再现原诗的“美”。就译者而言，首先抓住原诗的“意”，然后完善原诗的“音”和“形”，才能翻译出好的诗歌作品。三者之中，“意”是诗歌的灵魂与精髓。“音”和“形”是诗歌的必备因素，同样不可小视。总而言之，就是尽最大努力争取英译在意、形、音三方面都尽量表现原诗的美。
2《长恨歌》两个英译本赏析
“三美”是许渊冲先生译诗的艺术追求。下面本文就从“意美”“音美”“形美”三个角度比较赏析《长恨歌》的两个译本：杨宪益和戴乃迭的Song of Eternal Sorrow（下文简称杨译）和许渊冲的The Everlasting Regre（t下文简称为许译）。（1）意美“三美”中，“意美”至上。的确，“意”是诗歌的核心成分。只有较好地传递“意美”才能给予译本读者想象的空间，提高译诗的品味。诗的意境，是中国古典诗Tl:e727-5038381NGLISHEQUARES歌一个极为重要的美学范畴和文化核心。对于诗歌的审美与诗性特征，清初文论家叶燮作过精彩论断：“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妙，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又焉能一一徵之实事乎？”（转引张传彪2005:17）可见诗歌含义隽永，意蕴深远。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深邃，声韵和谐，情境契合，使其在中国文学领域中大放奇光异彩，也为我们留下了无尽的精神宝藏。下面从“意美”的角度来举例分析杨氏夫妇和许渊冲对《长恨歌》翻译的差异。例1《. 长恨歌》杨译：Song of Eternal Sorrow许译：The Everlasting Regret我们首先看一下两种译文对《长恨歌》这一诗名的翻译。造成译文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对“恨”字的理解。杨氏夫妇所用的“sorrow”，意为“痛苦”；许渊冲选用的“regret”意为“遗憾”。我们认为白居易虽在诗的前半部批评和讽刺唐玄宗、杨贵妃纵情声色、耽乐误国，但在诗的后半部却是歌颂二人真挚的爱情。全诗由批判性记述史实转为抒情性描写悲恨，再到诗尾发出“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千古哀叹，因此全诗的基调格局为传颂唐玄宗、杨贵妃可歌可泣的爱情，惋惜因安史之乱而导致的二人爱情悲剧。这里的“恨”应理解为“遗憾”。所以许译的“regret”更合原文之意。此外，许译“everlasting”一词更是用得无与伦比。首先，该词后面的“-ing”后缀可以表示持续进行的语法意义，能表达出“长”之永远恒、无休止的含义；再次，从音韵的角度看，“-ing”属长鼻音，读来有余音绕梁的感觉。“Everlasting”一词音节较长，译出了诗歌悠长悲切的主题思想，体现了“长恨歌”中“长”字的深切悲痛意境。例2.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译：Appreciatingfemininecharms,TheHanemperorsought a great beauty,Throughout his empire he searched, For many years without success.许译：The beauty-loving monarch longed year after year,To find a beautiful lady without peer.“汉皇”指汉武帝刘彻。唐人文学创作常以汉称唐。白居易为了避讳，故意错置了诗歌中主人公生活的年代，译者因对原文理解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译法。实际上，原文从头至尾都没有点明男女主人公是唐玄宗和杨贵妃，只是靠与玄宗和杨玉环实际相符的实物描写，如“华清池”“骊宫”“马嵬坡”“西宫南内”“长生殿”等来暗示男女主人公的身份。因此，为了符合原文的实际，符合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更是为了符合“诗贵含蓄”的风格，译文也不应当直接点破唐皇。杨氏夫妇直译为“TheHanemperor”，对于不熟悉中国文化背景的译文读者来说，恐怕会误以为真是写汉朝皇帝。许译为“Themonarch”遵从了原文隐讳含蓄的表达，从诗人“以假乱真”的创作初衷来看，这样的翻译更加能反映诗人的意图。例3.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杨译：Glancing back and smiling, she revealed a hundred charms.All the powdered ladies of the six palaces, At once seemed dull and colorless.许译：Turning her head, she smiled so sweet and full of grace，That she outshone in six palaces the fairest face.“一”和“百”形成映衬，只“一笑”，就能生“百媚”。与杨贵妃对比，六宫所有嫔妃黯然失色、无法比拟。可见贵妃的绝色天香与万种风情，为后文写她受到独宠作了铺垫。原诗中“百媚生”的“百”不是数学上“百”的确指，而是汉语中常用的虚指。杨氏夫妇的译文译成了实数的“ahundredcharms”，但外国读者也许不了解汉语虚数的特点和内涵，那他们是否会把目光停留在数字上，质疑杨贵妃的容貌为何是“ahundredcharms”而不是“athousand”或“amillion”呢？相比较而言，许的译文“百媚生”意译成“fullofgrace”更贴切“。粉黛”本为女性化妆用品，这里运用借代的修辞手法，指后宫其他所有嫔妃。杨氏夫妇译为“All the powdered ladies”，按字面回译为“涂脂抹粉的小姐们”，显得过于生硬。许译“That she outshone in six palaces the fairest face”中避开了“粉黛”，而且“outshine”这个动词用得生动形象堪称妙绝，“outshine”表示“（在优点、美丽等方面）胜过，比……更出色”，把杨一枝独秀、艳压群芳的美貌描写得活灵活现。而且，原诗是把杨与六宫嫔妃相比，译文处理为把六宫中最美丽的妃子与杨贵妃对比，说其美貌使六宫最艳丽的女子也黯然失色。显然，六宫其他佳丽更没有资格与杨贵妃相比美了。诗歌翻译要尽力传递诗歌的“三美”特色。然而“三美”的地位并非平等的，许渊冲主张意美第一，音美第二，最后求形美。意美是诗歌的“深层结构”。诗歌翻译能否成功，主要是看能否传译原诗的意美。通过上文对两篇译文对原诗“意美”的传达进行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许渊冲用词斟酌，语言凝练，为再现原诗的“意美”的确颇下苦功。（2）音美当然，诗歌翻译即使百分之百地传译了原诗的意美，但无押韵，也无对仗，也不可能保留诗歌的风格与情趣。汉字不仅是语言的符号，也是艺术的符号，从而使中国古典诗歌具有了形象、感性、充满联想的“意美”。同样汉语所构成的平仄和押韵，使中国古典诗歌具有悦耳动听的“音韵美”。可见，诗歌既是文字情志之诗，也是声律音乐之诗。美国诗人Edgar A. Poe对诗下的定义：“诗是美的有韵律地创造”（桂清扬、吴翔林等，1985:316）。
我国著名美学家朱光潜（1998）也说：“诗是一种有韵律的纯文学。”诗词翻译中传达音乐美是很受译者重视的。在汪榕培和李正栓（2005:54）《典籍英译研究》中，一些翻译家对于诗歌英译中“音美”的重要性的看法——丰华瞻认为“无论汉诗或英诗，音乐美很重要”；许渊冲认为“译诗如不传达原诗的音美，就不能产生和原诗相似的效果，恰恰相反，用韵的音美有时反而有助于传达原诗的意美”；吕俊则表达得更清楚：“诗歌是意韵和谐，相得益彰的，我们如果译诗抛弃了韵，严格地说就是抛弃了诗。”许渊冲（1984:69）在《翻译的艺术》中也强调：唐诗的“音美”，首先在押韵。因此，唐诗翻译即使全部传译了原诗的“意美”，但如无押韵也不可能保留原诗的风格和情趣。押韵目的是传递原诗的“音美”，绝非要求和原诗“音似”。下面我们就通过例证，从“音美”的角度来赏析杨译和许译的《长恨歌》。原诗没有严格讲究对仗平仄，韵律变化也复杂多样。杨译没有考虑韵脚，形式自由，是英诗中的自由诗。而许在翻译时更“别有用心”，将原诗的前两句的意思倒置，使译文前两行押韵（“year”“peer”）。而且以下各行都是每两行押一韵，使诗读起来充满韵律感。虽然韵律手法与原诗不同，但是规范的韵律节奏鲜明，琅琅上口，更好地传达了原诗的“音美”。例1：悠悠生死别经年杨译：Thought she had died year before.许译：One long, long year the dead and the living were parted.原诗叠词“悠悠”体现唐玄宗思爱心切，不堪岁月的悲痛心境。杨译用“before”以长元音[o:]结尾，音调深远悠长，给读者以漫长的沧桑感觉。许译则采用与原作相同的手法，反复“long,long”来对应“悠悠”延缓节奏，展现原作的形式与音韵之美。例2：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杨译：In heaven we shall he birds, Flying side by side.On earth flowering sprigs, On the same branch!许译：On high, we’d be two lovebirds flying wing to wing,On earth, two trees with branches twined from spring to spring.许译不但用“lovebirds”完美再现了蕴含在“比翼鸟”中的意象性，比杨译的“birds”更胜一筹，创造性地添加了“fromspringtospring”，译笔生花，在意义上巧妙地加入了唐玄宗、杨玉环二人爱意之树常青、相爱生生世世的含义，也和上句“from wing to wing”在音韵上前后呼应，还构成形式上的对应，无论在意象、声韵还是视觉效果上都产生了绝妙的审美体验。以上两种译文各有千秋，杨译文如行云流水，挥洒自如，完全按叙事诗译，娓娓道来。许译则严格按照原诗的排行，且尽量照顾了原诗的韵脚，外国读者可感受到与中国读者同样强烈的节奏感。（3）形美诗亦“诗歌”。之所以称为“歌”，在于其节奏、音韵和音乐性。兼顾节奏、旋律、音韵优雅，使用最佳文字进行最优排列组合，便成为诗。（张传彪，2005:19）这里的“最优排列组合”，强调诗歌形式美是构成诗歌艺术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是诗歌的外壳（表现形式）；“神”是诗歌的内核（精气神韵）。“形”是躯体，“神”是灵魂；“形”是载体，“神”是思想。形之不存，神将焉附？翻译切不可得“意”忘“形”。传达原诗的形美，并不一定要求译作在形式上与原诗绝对的对等而亦步亦趋地直译，而是意境上要具有相同的感染力。从诗形上看，《长恨歌》是一首七言乐府诗，共120行。杨氏夫妇的译文长短不一，形式自由，洋洋洒洒一共有208行。而许译用词简练，形式工整，正好与原诗一样只有120行。相比之下，许译更能保持原诗的“身材”，在形美这点上与原诗更接近。
3结语
杨氏之子翻译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文化背景；思维差异；文化意象；翻译理论
一、文化背景的不同对翻译的影响
(一)中西方思维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汉民族的综合型思维方式，使得中国人注重整体和谐，强调“以多归一”的思维方式：句子结构上以动词为中心，以时间顺序为逻辑语序，横向铺叙，层层推动，归纳总结。形成“流水型”句式结构。西方民族的分析型思维方式，使得西方人注重分析方法，惯于“由一到多”的思维方式，句子结构以主语和谓语为核心，统摄各种短语和从句，由主到次，递相迭加，结构复杂，但形散而意合，形成“树权形”的句式结构。下面是《红楼梦》中的一个句子在霍克斯(David Hawks)和杨宪益两种英译本中的译法。
第一个肌肤微丰，合中身材，腮凝新荔，鼻腻鹅脂，温柔沉默，观之可亲。
霍译：The first girl was of medium height and slightlyplumpish，with cheek as white and firm as a fresh lychee and a nose as white and shiny as soap made from the whitest goose-fat.She had a gentle，sweet，reserved manner.To look her was to love her.
杨译：The first somewhat plump and of medium height. Her cheeks were the texture of newly ripened lichees， her nose as sleek as goose fat， gentle and demure. She looked very approachable.
仅从两个译文与原文的对比就可以证明上述观点。再比较两个译者的不同，霍译在第一句中仅用了一个with引导的伴随状语就一气呵成地将迎春姑娘的外表尽善尽美地表现出来，之后他又用一个简单句表达了她的性格。而在杨译中，他用了两个句子，按照由大方面到小方面的顺序描述了迎春姑娘的外表特征。可以说这两种译法只是译者的思维方式以及表达习惯的不同而已。由此可见，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在英汉翻译过程中，应该根据具体的情况，根据目的语的表达习惯和读者的审美情趣，对原文的表达形式作相应的调整，以使译文通顺，语意畅达。
(二)中西方文化意象的不同对翻译的影响
文化意象是凝聚在各个民族的智慧和文化中的结晶。在中国文化中“龙”备受推崇，与龟、凤、麒麟合称四录，龙代表帝王，象征吉利的动物，如：“龙眼识珠，凤眼识宅”、“龙投大海，虎奔高山”。西方人却认为dragon(龙)是邪恶的象征，认为龙是凶残肆虐人的动物，应予消灭。龙被称为怪物，恶龙。中国画上的龙没有翅膀，西洋画的龙却是有翅膀的怪物。如“dragon’s pond and tiger’s cave；dangerous place”(龙潭虎穴)。在文学翻译中也有这样的翻译，如《红楼梦》中有一句：宝玉满面泪痕泣道：“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单我有，我说没趣；如今来了个这么一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知这不是个好东西。”
霍译：“...And now this new cousin come here who is as beautiful as an angel and she hash’t got one either，so...”
杨译：“? Even this newly arrived cousin who is lovely as a fairy hasn't got one either，...”
在这里，当宝玉指到美丽可爱的林妹妹时，他说是个“神仙似的妹妹”。在汉语文化里，当指及某人漂亮时，我们会说真是“美若天仙”。这里杨宪益按照汉语文化中的意象将其译作“lovely as a fairy”，准确地体现了汉民族的文化色彩。霍氏将其译为“as beautiful as an angel”.我们知道西方文化的主源是希腊神话和圣经，angel在这些文化中是智慧与美丽的象征。霍氏考虑到读者的宗教背景和民族心理，采用了意译的手法将原文中文化转移为西方基督教文化观念，便于读者理解，因此这两种不同的文化来源造成了他们译文的不同。以上的翻译中，两位译者由于其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采用了不同的译法，杨氏虽忠实地翻译了原文，而且在译文中采用与原文同等的文化意象，但由于面对的是译语读者，因此，相比之下，还是霍氏的译文更地道，更易于接受。有时一个文化意象是无法译出的，在翻译时，需要加脚注注明，或给予必要的解释。如：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霍译：She had more chambers in her heart than the martyred Bi Gan；And suffered at the more pain in it than the beautiful Xi shi.
杨译：She looked more sensitive than Pikan [1]，more delicate than Hsi Shih[2].
[1]A prince noted for his great intelligence at the end of the Shang Dynasty.
[2]A famous beauty of the ancient kingdom of Yueh.
对于我们汉语读者来说，都知道“比干”是智慧的象征、“西施”是美人的象征，然而对于译语读者来说，却不一定知道他们是何许人，杨氏以加脚注的方法介绍了他们所处的文化背景，让译语读者充分了解到“比干’’“西施”等人物传说的深刻内涵，从而达到文化信息的转移，而霍氏的译文只会让人得知Bi Gan是martyred，Xi Shi是“beautiful”，而不知道其文化来源，因此，使原语的文化信息不能完全传递。
二、文化背景及语言表达差异中翻译的基本技巧
在汉英互译过程中，除了解汉英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知识外，如能对英汉两种语言表达上的差异有所了解，对于提高翻译技巧将会大有裨益。
(一)意合句转化为形合句
属于不同语系的英语和汉语在句法上各有特色，差异甚多。当代美国著名翻译家Nida在其Translating Meaning(1983)一书中提出：就英语与汉语而言，也许在语言学上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在于形合与意合的差异。英语重形合(bypotaxis)，句中各意群、成分之间一般都用适当的连接词(connectives)组成复合句，形式上比较严谨，但缺乏弹性；而汉语则重意合(parataxis)，即更多地依靠语序直接组成复合句，由于其句子成分用逻辑意义贯穿起来，结构灵活、简洁，不会引起误解。在汉英翻译中如果了解了上述差别，翻译在构句上就有了基础。例如：If one does not enter the tiger's den，how can he get a tiger's cub?“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是隐含“条件”从句的汉语意合句，翻译时，这个if的翻译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就违反了英语的表达习惯。在汉英翻译过程中，往往需要将意合旬转化为形合句。译者头脑中的形合、意合的意识是否成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翻译句的质量。
(二)力求避免词词对应是汉英翻译技巧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翻译是用一种语言文字来表达另一种语言文字所体现的思想内容。故在翻译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摆脱原文字面的束缚。例如：
第一，翻译注意词与词的机械对应。在汉英互译技巧上，要力求摆脱汉英两种语言原文字面的束缚。因为只有在少数情况下，两种语言中才有完全相等或近乎完全相等的对应。例如，“不要碰它”(“Don t touch it”)；“请填表格”(“Please fill the form”)等等。但在翻译实践中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些不正确的或机械的对应。例如，“精神文明”被译为“spiritual civilization”，单从表面上看，似无懈可击。问题出在“spirit”一词。Longman Dictionary第一解释为：“a person apart from the body；one's mind or sou1.”是指与“肉体”相对立的东西，除“精神”外，尚含“心灵”“幽灵”等意思。另外，在强调“spiritual civilization”时，仿佛只注重心灵的净化而不求身体力行。
第二，注意词与词的搭配。受到汉语字面影响而搭配不当的例子经常碰到。例如：“grasp manure”——“抓紧施肥(应译为Pay close attention to or attend to the question of manure)；“提高英语水平”——“to raise the level of English knowledge(应译为to improve one's English)”；“啊，好票子!”——“Ah，good tickets”(应译为Ah，good seats!)。搭配不当是逻辑上的问题，但大多数还是语言习惯问题，因此在学习汉英翻译技巧的过程中，必须有意识去熟悉哪些为惯用，哪些为很少用或不能搭配。否则，必然会出现上述“想当然”或“在意乱套”之类的翻译错误。
第三，汉英翻译中对修饰词的处理一般说来，文章中有修饰词并没有什么不当之外，但目前汉语里似乎用得较多。例如：不管大小会场常说“隆重开幕”，不管什么工作性质常说“胜利完成”等等。这里确实存在许多汉语修饰，改进文风的问题。因此，翻译时应加以推敲，决定取舍，不一定非全部照译，如果全译，既不符合英语习惯，反显得画虎不成反成犬，对原文的修饰只会起到相反的效果。
参考文献：
[1]蒋晓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阐发与新思考[J].中国翻译，2003，(05).
[2]李红满.回眸西方翻译理论发展的百年历程[J].中国翻译，2001，(05).
[3]Tymoczko， Maria. Translation in“Context: Early Irish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杨氏之子翻译范文第5篇
关键词：接受美学；翻译接受美学；目标语读者；译者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2-0101-02
一、接受美学与翻译研究
古典文言小说的语言既存在音韵、节奏等外在可感知的形式系统，也存在情趣、意境、哲理等内在理念的非形式系统，而这两种系统的相互渗透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使得古典文学翻译面临巨大挑战。接受美学进入我国并不算晚，早在80年代后期就有相关的研究成果。杨武能在《阐释，接受与再创造的循环――文学翻译断想》一文中就首次综合运用接受美学原理论述了“文学翻译活动的全过程包括译者作者和读者译者作者的阐释、接受和再创造的循环”[1]。穆雷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习语翻译，接受理论中的一些主要概念和研究方法被引入到习语翻译研究中，他也引用了许多实例进行对比和分析，探讨了涉及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差异的翻译策略[2]。马萧的研究成果也颇为引人注目，他站在译者和目标语读者的角度，在接受美学理论的基础之上考察了整个文学翻译的实施过程，着重研究了目标语读者对翻译过程施加的影响以及发挥何种作用，同时论证了语言与文化在翻译的过程中的可接受性程度[3]。这些学者都运用了接受美学中的重要原则和概念，探讨翻译中译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可见，接受美学和翻译研究息息相关，所关注的翻译问题范围也较为广泛，并且解决了翻译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因此，将接受美学引入古典文言小说的翻译研究切实可行，它会将研究目标转到目标语读者的审美接受和审美经验上。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这部作品的内容涉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俗等许多方面，但原著语言中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作者高超的语言技巧却给译者造成了巨大挑战。《红楼梦》的英译本中，最为完整和影响最深远的两部作品是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以及大卫・霍克斯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这两部译本问世30多年，无论是在译界还是在读者群中都褒贬不一。两位风格迥异的译者在翻译中都力图使译本易懂、通顺。比如霍克斯针对原作无定本的情况采取了“不符学术规范”之法，即以120回程高本为主，在翻译过程中随时根据此本出现的叙述逻辑矛盾综合其他版本文字尤其是80回抄本系统的文字，以便译本有一个周全的叙述逻辑与一个完美的故事展现[4]。接受美学指导下翻译观反对传统文论只重视原著作者和原著作品的做法，更多地把翻译中心转移到译作和目标语读者身上。翻译研究毕竟是作者―作品―译者―读者四元动态的连续过程，并不是静止、保守、封闭、互不侵犯的领域。
无论是从多元系统论还是从译者主体性出发，在接受美学的关照下，除了《红楼梦》的译者和译本，目标语读者尤其应当被列入翻译研究中，而在读者和译者文化多元的背景下，翻译研究还要关注多元文化元素。从接受美学理论角度出发，研究多元文化背景的目标语读者与译者、目标语读者与译本之间的对话与互动意义非凡，这使接受美学、翻译美学以及文化翻译学有机结合起来。
二、两种译本的接受性
对比杨宪益和霍克斯两种译本，许多学者都有这样的共识：杨宪益夫妇的译文忠实于原文，多采用异化手法，译本中的人名多为音译；霍克斯多采用归化手法，试图弥合中西文化上的差异。归化策略主张在翻译过程中采用透明、流畅的风格，最大限度地淡化源语的陌生感和异质感，“译者所要做的就是让译作‘隐形’，以产生出一种虚幻的透明效果，并同时为其虚幻身份遮掩：译作看上去‘自然天成’就像未经过翻译一般”。而异化“通过干扰目标语盛行的文化常规方法，来彰显异域文本的差异性”[5]。
在《红楼梦》第一章节中，原文如述：“……后面又有一首偈云：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霍克斯在其译本中将其译作：“On the back of the stone was inscribed the following quatrain： Found unfit to repair the azure sky，Long years a foolish mortal man was I. My life in both worlds on this stone is writ： Pray who will copy out and publish it？”[6]杨宪益夫妻译本：“On its back was a Buddhist verse：Unfit to mend the azure sky， I passed some years on earth to no avail； My life in both worlds is recorded here； Whom can I ask to pass on this romantic tale？”[7]“偈云”乃是佛教术语，译曰颂。偈语是指佛教高僧的预言，体裁和中国古代诗词类似。杨宪益处理为“Buddhist verse”，更强调了宗教的意味，暗示了佛教在普通百姓中的地位及影响，似乎“佛说”即代表了一种权威，不容怀疑。而霍克斯译本中的“quatrain”仅指四言绝句，不过是反映了格律上的特征罢了。对于“枉入红尘若许年”这句的处理，无论从句式还是措辞，杨和霍都有很大的分歧。霍克斯采用了倒装的句式，调了主人翁“I”是“a foolish mortal man”，愚蠢又平凡；杨氏夫妻使用主谓结构，落脚点放在“no avail”，碌碌无为一事无成。后一句中霍克斯译文中的“writ”和杨氏译文中的“is recorded”的译法也引起不同文化背景的目标语读者的分歧，因为在母语为中文的读者看来“writ”是指“传票、令状”，记录人一生的传记又怎么能以法律文书的形式来确定呢；欧美读者可能对“writ”一词更为熟悉，更能直观地与某些概念性的东西对应上。但不得不提及的是霍克斯译本中的诸多长句会令阅读不畅顺，冗长的句型会令读者顾此失彼，往往迷惑不解，难以称得上是标准的好英文。相较于杨宪益，霍克斯早年曾先后在牛津大学和北京大学求学和任教，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令其精通英汉双语，卓越的语言文字能力使得他习惯于书写逻辑关系较为复杂、表达更“文绉绉”的长句。杨宪益的翻译风格则更为“接地气”，由于其母语为汉语，汉语的语言特点更偏向于意合，杨的译本显然受到这种语言特征的干扰。
翻译原著中这首经典短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霍克斯的语言更加平时贴近口语：“Pages full of idle word； Penned with hot and bitter tears： All men call the author fool； None his secret message hears？”[6]霍克斯的译本所使用的词汇量稍逊于杨氏译本，绕开了许多生僻词汇；杨氏译本则包罗万象，试图保留原著中所有的内容，句子则相对较短，句式更为简单。因此大多数母语为英语的读者认为霍克斯的译本语言更好，理解相对容易些。所以我们也顺理成章的认为霍克斯的译本比杨宪益的译本可接受性更高。
《红楼梦》原著对于读者所造成的记忆困难和阅读阻滞不仅体现在语言的“文言性”，也体现在其错综复杂的线索和庞大的人物关系脉络。因此翻译接受美学既要考虑不同目标语之间转换的可接受性，也要兼顾两种不同文化转换的可接受性。例如英译中的Lee Xin这个名字可能对应着多个中文名字李新、李鑫、李欣等，而每个中文名字都有不同的含义，甚至难分性别。同样，《红楼梦》中贾瑞的英文译名“Jia Rui”在不谙中文的目标语读者看来不过是一堆字母组合，而“贾瑞”取意为“假瑞”。“瑞者”寓意天赐之福，有好兆头之意。而在原著中，贾瑞身先赴死，其后红楼众美相继香消玉殒，可见这是个虚假的吉兆，故称其为“贾瑞”。一个简单的名字，却包含着巨大的讽刺意味，而译本中只在音韵上做单纯模仿，“贾瑞”的内涵荡然无存。
缺乏对目标语读者的研究和了解也会影响译本的接受性。中国许多古籍翻译工作距今年代久远，当时拟定翻译计划和翻译方式的组织者对目标语也不甚了解，对翻译目标和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也懵懂不知，显然会影响译本的接受性。一些藏头诗、藏尾诗等的穿插也有曲径通幽之妙，但这些文化差异给翻译带来的翻译带来的困惑就不是 “归化”、“异化”能够解决的。无论是从多元系统论还是从译者主体性出发，除了译者和译本，目标语读者也应当被列入翻译研究中，读者对译本有着最直观的感知和评判。
其实就两个译本的可接受性而言，都不失为上佳之作，不但保有了原著绝大多数语义和内容，也创造性地融合了中英两种语言的精辟之处，为海内外读者带来一场文化的饕餮盛宴。但就对目标语读者的研究这一层面来看，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扩散远不及西方文学。很多英美读者在阅读《红楼梦》英译本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任何有关内容，哪怕是电视和电影作品，他们很容易因为《红楼梦》的卷帙浩繁以及文化的陌生化而中断阅读或打消阅读的念头。而西方许多著名文学著作在中国的推广毫无疑问是成功的，除了一些优秀的影视作品以及媒体的包装宣传，质量上乘的各类译本也功不可没。同一译本中既不乏林纾这样文言白话式的翻译，也不乏傅雷那样行云流水式精准的译本，往往一部作品拥有七八个不同译本，满足了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这些按照读者需求以及认知水平的译本为文化的传播打下了坚实基础，而这些正是中国古典文言小说翻译缺少的。
三、结语
目标语读者对于译本的可接受性对翻译研究不可忽视的，当然这种可接受性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动态持续变化的过程，因为同一个译本会因为时代变迁影响读者的可接受性，经典译本固然历久弥新，陈酒装新壶也未尝不可。杨宪益夫妻所译《红楼梦》与霍克斯所译的版本在译界均为翘楚，更多关注两个版本中多元文化背景下译文读者的参照地位以及译文读者的反应接受效果，也许就能理解释霍译《红楼梦》在海外更槌┫而杨译《红楼梦》在国内口碑更好的原因了。目前国内对于《红楼梦》两种译本的目标语读者反映的相关研究并不多，多数停留在理论层面，阐释学和接受理论等理论的引入极大丰富了翻译理论的研究内涵和研究方法。翻译接受美学理论的确立也会为翻译研究向实证化转向打下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杨武能.阐释、接受与再创造的循环[J].中国翻译，1987，（06）.
〔2〕穆雷.接受理论与习语翻译[J].中国翻译，1990，（04）.
〔3〕马萧.文学翻译的接受美学观[J].中国翻译，2000，（02）.
〔4〕王丽耘，熊谊华，程丽芳.“归化”与霍克斯《红楼梦》译本的评价问题[J].外语学刊，2015，（01）.
〔5〕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以上就是小编为大家介绍的杨氏之子翻译(精选5篇)的详细内容，大家通过小编为大家介绍的杨氏之子翻译(精选5篇)都有一定的了解了吧。（本文共字）
菁英职教网文章归档 教育资讯 留学攻略 七品教育网站地图x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