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生之路的作文(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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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生之路的作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公路企业；文化建设；作用；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5-00-01
现今流行的“行业文化”之类的字眼，实际上就是各个行业的经营思想和工作作风。当前，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改革的深入推进，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有效的管理理论，已在我国各型企业中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并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行业文化”，对于公路系统企业而言，公路文化的构建是其发展历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同时又是其工作开展的必要前提。一个立志搏击市场经济浪潮的团队或单位，人力资源是原动力，是竞争实力的核心载体，而优秀的公路行业文化可以形成较为有利的公路环境以及文化条件，对公路企业从业人员整体素质的提升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有利于滋养和促进公路企业完善其价值理念，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简而言之，公路文化为公路企业从业人员充分发挥能动性以及创造力提供了必要的精神动力，是公路企业实现健康、全面发展的重要保证与智力支持。
一、公路文化概念简述
所谓公路文化，是指在公路建、养、管、征各个环节实践操作活动中，由公路全体职工所创造出的各类精神以及物质财富、所形成的行业规范、管理思想以及群众意识的总和。对于公路行业而言，公路文化建设是公路行业文明的灵魂与核心所在。
公路文化包括表、浅、中、深四个层次，其中：表层文化是指以物质文化为主的公路行业环境建设、主题形象以及教育设施建设中所蕴藏的文化思想，浅层文化则囊括了公路模范人物以及普通员工在文体活动以及工作人际关系中所体现出的文化思想，此谓之为行为文化，表层与浅层文化可视为“硬件”；中层文化则可视为公路企业制度文化，其涉及公路行业相关规章制度以及组织形式，对于公路部门各类企业行为具有良好的规范效果；深层文化则涉及公路行业管理科学、价值观念、管理精神以及职业道德，属于精神层面的文化，并且为公路行业发展富有活力与生机提供了精神保障。中层与深层文化在公路文明创建中可视为“软件”，与表、浅层文化相互配合，互为支持。
二、公路文化在公路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一）公路文化建设有利于公路企业全面发展。文化渗透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其对于人类日常生产与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文化建设在经济发展推动下的不断完善与繁荣，有利于营造出良好、健康的文化环境和生活氛围，有利于人实现全面发展。从方法论来讲，以前西方管理理论主要重视对物的管理，而现代管理理论则重视以人为本，恰恰在这一点上同我们公路系统一直注重的发挥调动人的积极性这一点不谋而合，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公路企业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中培育产生的观念体系，其对于公路人的职业素养也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公路文化并无明确条文规范，但其在不断的工作实践中所形成的文明守则、人际礼仪、行业精神、职业道德以及路容路貌等文化内容则是约定俗成的，公路人在这一文化氛围中受到微妙的熏陶，其思想也随之转变，更与公路行业发展理念相契合。公路职工也能够从内心深层意识出发，不断以公路行业整体标准来修正个人的思想情感行为，使之能够积极参与并支持公路建设活动，进而形成非规则性的约束倾向。这种文化理念的熏陶与引导作用是规章制度与法纪所无法取代的。
公路文化的核心是“铺路石”精神，其有利于激发公路人积极性与能动性，从而使之充分发挥自身的潜能以及聪明才智；更有利于强化职工团队的协作能力与凝聚力，为公路建设事业的创造性发展提供必要动力。公路职工通过文化建设实践也产生了“路兴我荣、路衰我耻”的思想认知，从而对自身职业命运与公路企业发展前途、企业形象以及利益之间的联系有了深层次的认识，最终产生归宿感，从而能够产生主人翁意识，积极投身于公路文化建设中。
（二）公路文化建设推动了公路企业的现代化发展。企业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必然作用于企业的制度形态、行为形态、物质形态，这种作用所反映出来的，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企业形象。企业文化是企业形象的基础，企业形象是企业文化的外观。公路企业形象作为一种共同语言，是社会公众和用户对公路企业的总体印象和评价。在公路企业建设与发展知识体系中，公路文化发展是其中一项基本指标，其着眼于人才培养，为公路企业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人才优势以及必要的智力支持，所以说，公路文化建设不仅致力于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职工队伍，而且更注重于建设一支有真才实学的包括企业家、各类管理专家和各类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在内的现代化管理队伍。公路文化建设为职工思想意识的发展营造了和谐的氛围，有利于调动职工积极性、主动性以及创造性，使之树立共同理想，强化自身责任心以及事业心，也有利于公路企业职工不断提高自身业务水平，从而在求美、求知以及求乐的过程中实现精神层次的满足，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我们实现既定目标。
（三）公路文化有利于推动行业文明创建工作。公路文化服务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服务后对企业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在企业有了更深的市场体验以后，就会对建设企业文化、塑造企业形象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对公路行业而言，其建设工作与民众日常生活存在密切关联，并始终强调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相互统一。在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公路行业文明是一个重要基点，其高度概括、提炼了行业精神，并基于此对职工行为加以规范，对其思想道德予以凝聚，从而推动行业精神文明建设，并使之成为职工的自觉行动以及整体性共识。
三、结语
总而言之，公路文化建设以及公路行业文明创建作为一项艰巨、繁杂的系统工程尚任重而道远，其发展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同时也需要我们做出大量细致而又艰苦的工作。相信随着公路企业人搏击市场大潮经验的不断丰富、思想与认识的不断加深，我们必将牢固掌握公路文化建设中的关键环节，推动公路文化建设工作，创造出富于行业特色以及地域特点、且生命力旺盛的公路企业文化，使之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公路企业，推进公路行业不断进步。
参考文献：
关于人生之路的作文范文第2篇
1980年中州书画社出版了栾星整理的《歧路灯》,世人方得以见其全貌,从而引起更多学人的重视。为此,河南有关方面曾于1981年在郑州召开研讨会,1982年又在洛阳再次召开。洛阳之会我收到邀请,会前认真研读了这部小说,也仔细阅读了郭、朱二氏的评论文章,认为他们的分析一般说来还是中肯的,但评价未免过高,乃撰写了《〈歧路灯〉与〈儒林外史〉》一文提交大会(收入《歧路灯论丛二》,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3.)。会后又略加修改,文题改为《〈歧路灯〉不能与〈儒林外史〉等量齐观》,以突出一己之见,发表于《江淮论坛》1983年2期。文末说明之所以“较多地论及《歧路灯》的不足之处,这并非要否定它的文学价值和文献价值,也并不是以今日的是非观去求全责备二百年以前的作家李海观, 更不是对《歧路灯》的全面评论”,只是不同意将它与《红楼梦》、《儒林外史》并列为第一流小说而已。但也不以一己之见为定论,文末还说,随着“整理本的大量刊行,必将促进对它的深入研究,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从而使它得到在文学史上应该得到的地位。”
为了探讨《歧路灯》如何继承前人的艺术经验, 为其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中定位做些前期准备,我又发表了《试论〈金瓶梅〉对〈儒林外史〉和〈歧路灯〉的影响》一文[1],意在说明《歧路灯》虽不能归之于一流作品,但也自有其价值,不能忽视,因为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局面,不仅仅是几部一流小说所形成,也有赖于大量的二、三流作品的支撑,研究者不能只注意月亮的清光,而忽视群星的闪光。
二
栾星同志整理的《歧路灯》出版以后,又于1982 年7月在中州书画社出版了《歧路灯研究资料》,该资料有三部分内容:栾星撰写的《李绿园传》;绿园诗文辑佚;《歧路灯》旧闻钞。《李绿园传》虽仅五十余页,但却包括了家世、生平、着述、交游、年谱等内容。这份“资料”的出版,为研究者提供了许多不易见到的文献。
为配合学术讨论会,中州书画社还于1982年8 月出版了《〈歧路灯〉论丛》第一辑,辑录了1928年以来有代表性的论文以及郑州会议的论文,计24 篇。1983年12月中州古籍出版社则出版了《论丛》第二辑,收录洛阳会议论文34篇。两次会议后到新世纪之初,发表的《歧路灯》论文,据李延年君统计亦有四十篇左右。
1992年10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杜贵晨的《李绿园与歧路灯》,约6万字。1996年4月台北出版了吴秀玉的《李绿园与其〈歧路灯〉研究》,约36 万字。由此可见,研究《歧路灯》者,代不乏人,且从大陆延伸至台湾。
笔者于上述二文发表后,未再对《歧路灯》作进一步的研究,并非以为它没有研究价值,而是另有课题,无暇顾及。但却鼓励弟子们对这部小说进行深入探讨。如上世纪80年代随我学习的研究生万建清,其学位论文就是作的《歧路灯》研究。其中主要章节已在《明清小说研究》上发表,如《论〈歧路灯〉反映的社会问题》(1989年3期)、《“运铅之役”·李绿园·〈歧路灯〉》(1990年2期)、《论清初统治策略对〈歧路灯〉的影响》(1990年3-4期)和《论清初学术思潮对〈歧路灯〉的影响》(1995年第2期)等。万君获得学位后,长期从事文史研究工作(现为省党史办副主任),不再专门做小说史的研究。
1994年随我攻博的李延年君,曾在陕西师大霍松林先生处获得硕士学位,由霍松林、朱一玄、王利器三位先生推荐前来报考我的博士生。他曾在《河北师大学报》、《河北学刊》发表过有关李绿园和《歧路灯》的研究文章。三年攻博期间,重点研究《歧路灯》,其博士论文《歧路灯研究》答辩通过后又不断加工,再三打磨,于2002年7月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30余万字,并由笔者与朱一玄先生为之作序。延年现为河北师大教授、博士生导师。目前从研究《歧路灯》起始,扩大范围,对教育小说进行全方位的研讨。
从以上简单的排比中可以看出,自1980年出版《歧路灯》全本后,学界对它的研究就未曾中断。于 1982年洛阳之会后历经28年之久,河南有关单位又于2010年8月在平顶山召开有海峡两岸学者参加的《歧路灯》学术研讨会,较之前两次会议仅有大陆学者参加不同,规模和研究队伍均有所扩大。笔者以为在重视教育工作和文化工作的形势下,召开这样一部小说的研讨会,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三
产生于清中叶的《歧路灯》反映了我国18世纪封建社会的生活实景,重点在于市井细民的生活,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起伏兴衰的人生际遇。它既不同于《儒林外史》,又不同于《红楼梦》,而是通过浪子回头故事全过程的描写,让我们认识到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乃至风俗民情的实况,同时,作者通过他所塑造的这一“失教”子弟回头的形象,着力提出了如何教育子弟这一重大问题,表明了他以小说创作“匡世济俗”的良苦用心,尤其值得我们重视。
在小说第一回,作者便开宗明义地表明:“人生在世,不过是成立覆败两端,而成立覆败之由,全在少年时候分路。”这就告诫世人,如果少年时代走错了路,终生便陷入“覆败”局面之中。小说中塑造的由“失教”而“回头”的谭绍闻的一生,便形象地体现出作者这一理念,而其所作又名之曰“歧路灯”,更是意图以谭绍闻为教训,使之做为观照青少年前程或 “成立”或“覆败”两条不同人生道路的明灯。
作者李绿园这一创作意图,历来的研究者都做了正确的揭示,早在1928年发表的朱自清的文章中就说:“《歧路灯》的题材,简单地说,是‘浪子回头’。”(收入《歧路灯论丛一》)上世纪80年表的一些论文也都作如是观,如田璞在《〈歧路灯〉初探》(收入《歧路灯论丛一》)文中说这部小说的“第一个显着的特点,是为劝戒青少年而作”
,“第二个显着的特点是以青少年失足者为中心人物”。向达翔的文章题目即是《封建社会的教子弟书》(收入《歧路灯论丛一》),认为李绿园“乃以斍世之心,自托于 ‘小说稗官’,试图从教育入手,挽教那些封建阶级的风流浪子,为那个即将坍倒的封建大厦加一根支柱”。王鸿芦的《歧路灯五谈》(收入《歧路灯论丛一》)中第一节就说“《歧路灯》提出了‘怎样教育后代’的问题”。胡世厚的《试论〈歧路灯〉的思想倾向》(收入《歧路灯论丛一》)一文,也认为它是一部 “淑世书、教子弟书”。的《我国古代的〈教育诗〉与社会风俗画》(收入《歧路灯论丛一》)一文中, 第三节小标题为“《歧路灯》是一部值得借鉴的教育小说”。该文从小说类型的视角为其定性,提出无论从李绿园创作这部小说的“动机”,还是从《歧路灯》作品本身的“主题思想、艺术风格”等方面来研析, “俱与其它古代小说不同,实应据实命名,称之为教育小说”。在此体认下,张文又进一步将其与法国思想家卢梭创作的《爱弥儿》和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科所作的《教育诗》做了初步的比较,认为李绿园创作的《歧路灯》“填补了我国古代长篇教育小说的空白”。张文首次明确提出《歧路灯》实为“教育小说”。 四
世纪之初出版的李延年着《歧路灯研究》一书, 对《歧路灯》的丰富内涵作了细致分析,认为该书具有多项主题,因此将其划分为主部主题与副部主题两部分。而主部主题认定为“教育小说”,赞同张氏主张,并将这一主题概括为“形象化的教育思想,教育思想的形象化”,以较大的篇幅对这一主部主题进行了探析。
首先在全书引论中,延年提出界定“教育小说” 必须同时具备三要素,即“教育者(教师、家长等); 受教育者(儿童或青少年学生);教育方法、内容、目的”。
接着,延年又将历来文学作品中有关这一题材的情节予以梳理后举例说明,“教育小说”自有来历, 从唐传奇的《李娃传》说起,以至元杂剧中的《东堂老》,明人小说《觅灯因话》中的《姚公子传》,以及《二刻拍案惊奇》、《型世言》、《五色石》、《醒世恒言》、《豆棚闲话》、《西湖二集》、《醒世姻缘传》、《八洞天》、《照世杯》等等作品,将其中类似情节摘剔出来,说明它们在不同的层面上对《歧路灯》所可能产生的影响,这可谓是对教育小说的溯源。同时,又将《歧路灯》与国外的作品进行横向比较,延年选择了与《歧路灯》几乎同时面世的卢梭的《爱弥儿》这部教育哲理小说作对比,将二者的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方面的异同作了精要的分析。这些探析工作,意在说明“教育小说”不仅在我国文艺史上早就产生,而且在国外文艺作品中也曾出现,因此,李绿园《歧路灯》的面世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根据“教育小说”同时出现的三要素,延年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三方面对《歧路灯》所反映的现实作了深入研探,所述颇为中肯。
如果有补充者,则应考虑封建时代的教育制度的影响,也就是自隋唐兴起发展至明代已十分成熟的科举制度的影响,这一制度其实是教育和选官制度的结合,《明史·选举志》即云“学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进之”。科举考试考什么,学校就教授什么, 考试用八股,学校就教时文,《歧路灯》中谭绍闻的塾师侯冠玉就主张“学生读书,只要保功名;不利于功名,不如不读”,他认为“时文有益”于考功名,所以他要求谭绍闻只把“新购的两部时文,千遍熟读、学套,不愁不得功名”。虽然绍闻之父谭孝移不以为然,但侯冠玉的识见在科举社会中却是被普遍认同的。因此,论及当时的家庭教育也好,社会教育也好,学校教育(私塾、社学等)也好,都不能不受封建朝廷推行的科举考试制度所左右,它的影响无所不在。《歧路灯》中正面叙及的笔墨虽不多,但当时的塾师大都是从这一制度中讨得秀才身份的士人,他们的言传身教不能不烙上这一制度的痕迹。
五
《歧路灯》是教育小说,是对“失教”少年的教育 “课本”,这已得到历来研究者的共识。当今,我们对青少年的教育十分重视,各地都有关心青少年工作的相关组织,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志研读一下《歧路灯》也的确不为无益之举。例如《歧路灯》谭孝移临终前再三叮嘱其子绍闻要“用心读书,亲近正人”。这样的训诲,从抽象的意义来说也还是可以借鉴的, 在旧时代士人心目中,读“书”首先读四书、五经, “正人”自然是指恪守封建伦理道德的君子。在今日,好“书”与“正人”的标准自然不同于往昔,如果按照有利于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标准去选择“书”读,去亲近忠于国家、服务人民的“正人”, 又有什么不好呢?
目前,举国上下都重视教育事业,都认识到全世界国力竞争,说到底是民族素质的竞争,而要提高民族素质,就必须重视和发展教育事业。而发展教育事业重要的一环就是师资。要以教师为本,要提高教师地位,改善教师待遇,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传统,近年来又大幅度地提高义务教育师资的待遇。《歧路灯》中,李绿园的笔下,对蒙师十分尊重,不仅束金丰厚,而且在多种场合待之以礼。
当然,《歧路灯》中尊重、优待塾师只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对教师也有所要求,那就是要“学问渊博”, 为人“端方正直”,敢于管教,绝不“纵惯学生”。我们要求为人师者也必须有丰厚的学养,高尚的师德, 能以先进的思想和科学的知识去培养、教育下一代。
但是在封建时代常有衣冠禽兽厕身于教师队伍中,如同《歧路灯》中所言,这些为人师者不过是“聊存名目而已”。他们的施教实在是误人子弟,遗害无穷。如塾师侯冠玉之流,只知教读时文,全无学问, 这且不说,其行为也不端,“在家下弄出什么丑事” 来。返观今日之师资队伍,思想品德、学术修养符合要求者当然占据主流,但也不可否认良莠不齐现象的实际存在,报端不时有所披露,以学养而言,学历造假,学位来路不正,着作抄袭,或倩人,或侵占他人成果,等等;以操守而言,有教授被捉,有博导谈婚外情,老师打牌让女学生作陪,等等;以施教而言,导师与研究生很少见面,人都不识,哪里谈得上指导,《歧路灯》中所写:“有一日先生到,学生没来;有一日学生到,先生不在,彼此支吾躲闪,师徒们见面很少,何况读书”,岂料这种现象在今日之学校中也偶有出现,为师者之学问不足以指导学生,所以也尽量少见学生,偶尔一聚,彼此敬烟,老张老李乱哏一通,真是“师不师,生不生”,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这些情景,令人痛心。尽管它不成为今日教育事业的主流,但出现这种现象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惊惕。在这种现实面前,读读《歧路灯》不也可以有所触动和引起我们的反思么!
六
李绿园从事文学创作是有所为的,不是一般文人为的自我愉悦,无论是作诗还是写小说,他都是为了宣传一种思想观念,在《绿园诗钞·自序》[2]中就表明“诗以道性情,禆名教”;在《歧路灯·自序》[2]中认为自己所作,完全符合朱子所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认为《歧路灯》一书为“田父所乐观,闺阁所愿闻”,并且借友人之语称赞所作“于
关于人生之路的作文范文第3篇
正是具备了这种海纳百川的雍容气度、自由昂扬的精神风貌，唐诗才能够如此五彩缤纷、百芳绽放。不仅绽放于江南水乡，也回响在长城内外：尤其令人惊喜的是其旺盛的生命力，它在神州边塞疆域的传唱，绽放出一朵硕大的诗苑奇葩――边塞诗。盛唐边塞诗歌创作的繁荣无疑诠释着“盛唐气象”，而连接二者的纽带之中有一条甚为醒目，即丝绸之路。丝绸之路这一交通动脉经过汉代以来的不断拓展，时至盛唐呈现出了空前繁荣的景观。由洛阳、长安经西域通往中亚、西亚、南亚乃至欧洲、北非的这条道路，使得“盛唐气象”在空间上获得了绝佳的诠释。
丝绸之路的繁荣不仅体现出大唐帝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强盛，同时还呼唤了唐代知识分子的激情、热情与希望。可以推测，唐代行走于丝路的诗人当有不少，挥毫于丝路的诗作亦当可观，但不幸的是诗人已不能一一考索，诗作也无法篇篇流传。然而万幸的是，有一位边塞诗人的诗名、诗作流传了下来。他不止一次的西域行旅所留下的串串脚印早已被大漠风沙掩盖，但其创作的诗篇却像一个个音符，伴随着瀚海驼铃，顺着丝路般的五线谱而响彻至今，他的丝路之作足以唱响“盛唐气象”中的边塞之歌。他，就是边塞诗人――岑参。边塞诗篇的壮丽谱写，无疑成就了岑参作为盛唐著名诗人的诗名：然而两次出塞深入西北边陲的经历，更成为岑参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壮举。
岑参（715―770），出生于江陵（今湖北荆州。他的曾祖父岑文本、伯祖父岑长倩、堂伯父岑羲在唐朝都曾官至宰相，他的父亲岑植也仕至刺史。尽管岑参《感旧赋》曾不无自豪地说：“参，相门子……国家六叶，吾门三相矣！”但这些于他而言都是昔日的美谈。岑参幼年丧父，家道中落，凭借自己的刻苦努力，于唐玄宗天宝三载登进士第，被授予右内率府兵曹参军一职。他与高适等盛唐的大多数文人一样，都热衷于进取功名，具有热切的入世精神
建立赫赫功业、博取富贵功名是盛唐士人的普遍心理，而入幕边疆塞垣也正是当日文人选取的途径之一
与岑参齐名的边塞诗人高适就由入幕边庭而位至候爵，但文士入幕且仕途畅达如高适者却数不出几人来
然而，理想总是要有的，岑参同样怀揣着如此理想，策马西行岑参一生共有两次西域行旅经历，首次为唐玄宗天宝八载至天宝十载夏的安西之行，第二次为唐玄宗天宝十三载夏到唐肃宗至德二载夏的北庭之行，后一次西行时间相对较长
在岑参现存的400余首诗歌中，两次西域之行的丝路之作约78首第一次34首，第二次44首约占其全部诗作的20%，也正是这20%的诗篇成就了他的边塞诗名
相较于第二次西行，岑参的首次行旅及相关创作似并未引起时人多少注意，且诗歌创作数量、创新水平都不及第二次，但是仅根据这34首诗，我们足以清晰还原其西旅轨迹
唐玄宗天宝八载，岑参由右内率府兵曹参右威卫录事参军，赴安西都护府高仙芝幕掌书记，开始了其人生首次的西域之行
安西都护府始置于唐太宗贞观十四年，旧址在今吐鲁番以西的交河古城
高宗显庆三年五月移安西府于龟兹国，以旧安西府为西州，龟兹即今新疆库车
严耕望先生《唐代交通图考》中说：“安西都护府（今库车）则唐代前期中央政府控制西域之总部其间晾州至安西都护府相去5000里，有通道达，为唐代西通西域中亚之交通孔道，亦唐代前期控制西域中亚之工具也故此道允为当时国际交通之第一重要路线，全程皆置驿……其间（长安至安西都护府）行程7000里，急行一月可达”长安到安西包括丝绸之路东、中段，岑参首次丝路之行就是这一路线
诗人经咸阳一路向西，“一驿复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成阳，暮到陇山头”（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朝发咸阳，暮至陇山，驿站数量之多、驿骑速度之快，可以想象盛唐交通的发达
陇头分水岭上有“分水驿”，岑参有感伤行役之作《经陇头分水》，借眼前之陇水写羁旅之愁肠
过陇水，经渭州而目睹“渭水东流去”（西过渭州见渭水思秦川），一路西向的他又一次萌生思乡之情《题金城临河驿楼》作于金城，即今甘肃兰州，乃丝路重镇之一由金城西北进入河西走廊，“燕支山西酒泉道”（《过燕支寄杜位），“燕支山”即焉支山，在今张掖山丹县过了此山则西为酒泉，再向西就是敦煌，岑参有《敦煌太守歌》出敦煌，诗人有《日没贺延碛作》等诗作，“贺延碛”指莫贺延碛，是伊州境内的大漠，延袤2000里，水草不生，所以有“平沙万里绝人烟”（《碛中作）的描绘经过大漠后，“火山今始见，突兀蒲昌东” （《经火山），“蒲昌”为今新疆鄯善，唐时为西州所辖，火山高耸蒲昌之东经火山向西，岑参有《银山碛西馆》、《题铁门关楼》、《宿铁关西馆》、《安西馆中思长安》等诗作，可见继银山碛、铁门关后，岑参终于抵达安西
“家在日出处，朝来起东风”（《安西馆中思长安》），由“东风”推测岑参到达安西时，已是天宝九载的春天之后，诗人又有焉耆之行（≤早发焉耆怀终南别业）、阳关之行“二年领公事，两度过阳关”（《寄宇文判官》）、玉门关之行“玉关西望堪肠断，况复明朝是岁除”（《玉关寄长安李主簿》），由“二年”、“岁除”推测岑参以上诗作当系于天宝九载岁末“苜蓿峰边逢立春，胡芦河上泪沾巾”（《题苜蓿峰寄家人》），根据岑参行迹，“立春”上接“岁除”，时间应该到了天宝十载，春的东归途中
暮春返程至武威作有《武威春暮闻宇文判官西使还已到晋昌》、《河西春暮忆秦中》、《登凉州尹台寺》等诗岑参留武威时间较长，由《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军》中“五月”可见其滞留到当年夏季，六月到达临洮时有《临洮龙兴寺玄上人院同咏青木香丛》 《临洮客舍留别祁四》等诗至此，岑参人生中的首次西域行旅宣告结束，但是其丝路之作的深远影响才刚露端倪在流传至今的唐代2000余诗人的近5万首诗歌中，唯有在岑参笔下将丝路之行完整再现，这是岑参之幸，也是唐诗之幸！
“三年绝乡信” 《临洮客舍留别祁四》，岑参初使西域为幕僚前后近三年时间，其丝路之作反映出的行经之处与严耕望先生《唐代交通图考》中所叙述的唐代长安通往西域的大道完全相符，即“岑参由长安逾陇坂、大震关、分水驿，经渭州、临州、兰州，至凉州，又经肃州、玉门关，渡莫贺延碛至西州，亦曾到沙州；西州又西经银山、焉耆、铁门关，至安西”。这正是唐代丝绸之路中道的东段。
安西之行，一路陪伴岑参的唯有日月。“月”在诗人笔下共出现八次，这一自然意象不仅记录着诗人的丝路行迹，也是其心路历程的符号与象征，如陇山“山口月”、敦煌“城头月”、凉州“城头月”、武威“边城月”、轮台月、关西月、故园月，无一不折射出岑参的思乡情怀。不仅是月，“日”亦被赋予这一含义。尤其是岑参初赴西域时，他笔下的“日”往往与长安故乡联系在一起，“长安遥在日光边” 《燕支寄杜位》，“家在日出处，朝来起东风”（《安西馆中思长安》），“长安不可见，喜见长安日” 《忆长安曲二章寄庞》，长安即故乡所在，由情及物，物也被赋予人情。
西旅所经不仅仅是山川河流，越向西，更多的展现在眼前的是戈壁大漠。岑参首次西行第一首诗便开始了对大漠的描写，“十日过沙碛”《初过陇山途中呈字文判官》，可见其广袤，尤其当诗人出敦煌亲历莫贺延碛时，无垠的大漠令人绝望，乃至发出“悔向万里来”《日没贺延碛作》的感叹。作为万里沙碛的标志性植被，“白草”在岑参丝路之作中多次出现，然而诗中“白草”并非只作为沙碛大漠的代名词，“北风吹沙卷白草”《过燕支寄杜位》，“白草胡沙寒飒飒”《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蜒歌》：白草在诗人笔下还巧妙地表现出另一重含义，即沙碛的广袤：“白草磨天涯”《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正是在岑参笔下，“白草”成为边塞诗特有的意象。“白草”、“白雪”似乎为西域染上一层神秘的色彩，然而岑参笔下的“梨花”又为这神秘增添了几分生机。“梨花”在诗人笔下共出现三次，前两次均为实写：“边城细草出，客馆梨花飞” 《河西春暮忆秦中》，“胡地三月半，梨花今始开”《澄凉州尹台寺》，这两首诗皆作于第一次西行途中：第三次写“梨花”为虚写，“忽然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以梨花的繁喻雪花的盛，设喻奇妙历来为后人所称许。第二次丝路之作所体现出的奇丽风格经“梨花”的妙用得以升华，然而，若没有首次西行的“梨花”印象，没有亲历边塞的体验，如此奇景奇语是不可能出现在岑参笔下的。边地气候温差极大，岑参不仅写严寒也写酷热，这主要通过“火山”的描写而表现。岑参首次见到火山即第一次西行时，“火山今始见，突兀蒲昌东”《经火山》，当时正是严冬，然而眼前却是“赤焰烧虏云，炎氛蒸塞空”，以至“人马尽汗流”，对天地造化之功的奇伟、异域自然风光的奇丽描绘尽显笔端。
边地虽有征战却并非处处苦寒，丝路之上不乏安定、富庶之地，只是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出了别样的异域文化。由岑参首次西旅对敦煌的描写可见：“黄砂碛里人种田” 《敦煌太守歌》，边地小郡虽不比中原，但“郡中无事”，百姓安居。边地民族多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军旅生涯中“马”更为主力。岑参笔下“马”这一物象使用频率极高，而他诗中的“马”并非只作为战争意象出现，诗人借“马”抒建功立业之怀：“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写羁旅年月之久：“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磕中作》、“弥年但走马，终日随飘蓬” 《安西馆中思长安》。此外，状边地苦寒以衬托羁旅辛苦也借助“马”这一物象，“双双愁泪沾马毛，飒飒胡沙进人面”《银山碛西馆》，“马汗踏成泥”《宿铁关西馆》“秋冰鸣马蹄”《早发焉耆怀终南别业》，通过对马毛、马汗、马蹄的描写，细处着眼却营造出极强的艺术效果。军中生涯不仅是“角声一动胡天晓”《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军》之后的“终日见征战，连年闻鼓鼙”《早发焉耆怀终南别业》，军乐之外的宴飨之乐实为沙场之外的主旋律：“美人舞如莲花旋”、“回裾转袖若飞雪”、“琵琶横笛和未匝”《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铤歌》，胡歌、胡乐、胡姬、胡舞交相辉映的纷繁场景、宴饮气氛，为边疆的戎旅生涯增添了无限生趣。
往来于塞外边地，岑参交往最多的是下层幕僚，相近的身份与境遇使他们心灵的沟通有了更多默契。往返奔走于丝路上的这一文人群体，赠答中的寄托与勉励成为丝路上的又一主题。《玉关寄长安李主簿》、《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军》、《送韦侍御先归京》、《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等，不同的酬赠对象却抒写着相同的送别主题。“与子且携手，不愁前路修”《彻过陇山途中呈字文判官》，但是豁达的勉励并不能完全掩盖羁旅的相思愁苦与仕途的坎坷辛酸，终究是“相忆不可见，别来头已斑” 《寄字文判官》。其实后者也正是由来已久的边塞诗歌主题之一，岑参的成功之处不限于继承这一主题，更在于对这一主题的升华。“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逢入京使》，苦境之中犹能发旷达之语，悲壮之余更见慷慨。
作为岑参生平首次西域行旅的目的地，对于安西一龟兹之地的正面描写虽然不多，多数笔墨泼向了长安一安西之间的瀚海。然而，这并非是什么憾事，正因为有这样一个目的地存在于丝路那端，有这样一个坐标伫立于风沙大漠，诗人的诗笔才有了方向，诗人的诗方才得以生发。
岑参有幸，西行得大漠之助！
关于人生之路的作文范文第4篇
组长：
叶舒宪 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会长
成员：
冯玉雷《丝绸之路》杂志社社长、主编
易 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包红梅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玉石之路”是中国学界在20世纪后期根据考古发现的玉文化材料而提出的学术命题，针对1877年德国人李希霍芬出于欧洲人视角而命名的“丝绸之路”。自2012年提出“玉石之路黄河道”理念，近年来，玉帛之路项目组从事以实地调查为主的全程探索，希望能够大致厘清玉石之路中国境内的具体路线和使用年代之变化情况。并在较为充分的学术调研基础上，厘清“一带一路”在中国境内的发生史，在此基础上将“中国玉石之路”项目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文化线路遗产，重建充分体现本土文化自觉精神的中国文化独有品牌。
一个国家的文化品牌打造需要以学术研究创新为坚实基础。有鉴于此，本项目组在2014年6月至2016年2月，共完成玉帛之路田野考察九次，认识到“西玉东输”的历史具有多线路的复杂情况，植根于西部玉矿的多源头现象。甘肃临洮的马衔山玉矿和肃北马鬃山玉矿是近年来新发现的古代玉矿，均出产优质的透闪石玉料，后者被考古学证明自先秦时代就已经开采使用，这就对历史上认定的以新疆和田玉为单一玉源地的西玉东输格局带来全新的认识，即从一源一线到多源多线。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马鬃山玉料输入中原的捷径路线：未必只有南下绕道河西走廊的途径，而且还有直接向东穿越草原和戈壁的路线，即经过额济纳（居延海）和阿拉善，向东抵达河套地区，再经过晋、陕地区南下中原。《穆天子传》一书体现的周穆王西行和东返的路径，是上古文献中最早涉及草原玉石之路的记载，可以运用文学人类学派首倡的“四重证据法”，通过实地考察和验证，给予重构。
玉石之路的深入研究虽然刚刚开启，但是其文化品牌意义对于相关省区具有现实的开发指导价值，兹草拟此报告，给甘肃省的文化资本打造，以及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长远发展提供重要的对策参考。
说明：玉石之路与丝绸之路
玉帛之路项目组组长叶舒宪2007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指导博士论文选题，建议从中国玉文化视角重审《穆天子传》一书，开始思考《穆天子传》所记周穆王从西域归来“载玉万只”的可信性，参与到玉石之路是否存在和路线如何的长期探讨中。2008年，根据在甘肃河西走廊等地的多次调查，叶舒宪撰写《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云南教育出版社）一书，希望在距今4000年上下的两个史前玉文化地区（西北的齐家文化和中原的陶寺文化、二里头文化）之间，找出相互关联的实物线索，充实有关史前玉石之路的思考内容及相关神话传说线索，探讨上古时代对夏文化记忆中之西北要素（如“禹出西羌”说）与考古新发现的物质文化间的对证情况。
2012年11月，提出“玉石之路黄河道”假说，并开始组织实地调查为主的探索工作，希望能厘清玉石之路中国境内的具体路线和使用年代之变化情况，在较充分的学术调研基础上，将“中国玉石之路”项目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文化线路遗产，打造中国人独有的文化品牌。
2012～2013年，田野调查在黄河河套南的陕西一侧，聚焦神木县石峁遗址的龙山文化玉器，举办了“首届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学术研讨会”，讨论史前期开启的西玉东输的可能线路，还提出“玉文化先统一中国”的命题（叶舒宪、古方主编，《玉成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探源》，中华书局，2015年）；中央电视台四集电视片《石破天惊 石峁古城》，导演张桂麟，2014年4月在十频道播出）；2014年以来，共完成玉帛之路田野考察七次，认识到西玉东输的历史开端与河西走廊地区的史前文化即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密切相关，而且具有多线路情况，植根于西部玉矿的多源头现象。
第一次考察（2014年6月），通过在晋、陕两省黄河中游沿线的史前玉器分布情况调研，认识到晋、陕两地龙山文化后期（距今约4000年）玉礼器生产采用的玉料，有相当部分来自西北地区。西玉东输在河西走廊以东的进关线路，不像现代的公路、铁路线那样，走直线通达关中平原西部，而是向北绕过陇山的阻隔，或经黄河水道而辗转向北、向东，在河套地带再南下运输到中原。在黄河中游山西一侧的兴县小玉梁发现龙山文化遗迹和玉器，与隔河相望的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玉器形成对应的史前玉文化格局（叶舒宪，《玉石之路黄河道再探》，《民族艺术》2014年第5期；张建军《山西兴县碧村小玉梁龙山文化玉器闻见录》，《百色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从无文字时代大传统到汉字书写小传统，玉石之路黄河道的衰落伴随着家马和马车技术进入中原国家，运输方式发生改变，新催生出另一条陆路运输线，即雁门关道，见诸于先秦文献，即《穆天子传》所述周穆王西行的路线，还有《战国策》与赵国相关的昆山之玉输入之叙述（叶舒宪《西玉东输雁门关――玉石之路山西道调研报告，《百色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唐启翠《玉石之路山西道代县路段再考察》，《百色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这是中国玉石之路上西玉东输文化现象的最早有明确记载的路线，可惜一直沉寂在2000多年来的历史文献中，无人关注，半信半疑，缺乏研究。
第二次考察（2014年7月）聚焦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遗址，关注西部史前玉器的用料情况，主要考察并采集沿河西走廊地区的祁连山玉、敦煌玉、瓜州玉标本。就玉石之路起始点而言，反思《千字文》“玉出昆冈”说背后的复杂情况，提出“游动的昆仑”与“游动的玉门关”等命题。今人能够超越周穆王和张骞时代的知识法宝，是根据田野调查和考古新发现的西部玉矿资源的多元性，重新认识华夏文明形成过程中西玉东输的复杂多线路情况。
根据前两次考察经验，项目组设计出2015年上半年的三次玉帛之路考察路线，并在2月、4月和6月分别完成。2月完成的第三次考察，聚焦玉石之路河西走廊道和草原道之间的路网情况，称为“环腾格里沙漠考察”，证明今日的沙漠戈壁无人区，古代早有驼马贸易商道能够穿行（冯玉雷，《环腾格里沙漠路网调查》，《百色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腾格里沙漠以南的道路是河西走廊，以北的道路则为草原之路。甘肃民勤的内陆河石羊河流入的休屠泽东北方，有捷径穿越沙漠通往阿左旗和河套地区。4月完成的第四次考察，围绕甘肃临夏地区的齐家文化遗址和临洮马衔山玉矿，聚焦齐家文化玉器生产的就地取材情况。6月完成的第五次考察，即“草原玉石之路”的实地勘探，对应上古文献所述周穆王西行的路径。7月完成的第六次考察，聚焦黄河河套地区三省区的龙山文化遗迹，寻找其与甘肃齐家文化的关联。下文是依据这六次考察的成果给甘肃省文化资本再造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玉出二马岗：马鬃山、马衔山古玉矿的重大意义
马鬃山地处紧邻内蒙古西部的甘肃肃北蒙古族自治县，该县是夹在新疆和内蒙古之间的中蒙边境地区，自然生态环境主要是戈壁和沙漠，地广人稀，除了游牧民和采矿者以外，没有更多的人类生产活动。2011年以来，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在当地发现战国至汉代的玉矿和专业作坊，在考古学界轰动一时。这是目前我国（也是全世界）发现的唯一一座始于先秦时代的采玉之玉矿，其学术意义和文化资源意义尚未被一般人所重视。
据说马鬃山通往外蒙古的边界口岸建设已经完成，由于蒙方的要求而处于关闭状态，目前正在等待良机重新开关通商。这一天的到来，将结束甘肃省境内没有对外开放口岸的历史，迎来重要的时代新机遇。
就在这样一个过去不为人知的国土西北边界地带，2014年却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公布的六大考古发现之地，这里找到一座中国境内最早的玉矿遗址。发掘简报称：
马鬃山玉矿遗址位于甘肃省肃北县马鬃山镇西北约22公里的河盐湖径保尔草场 。2007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进行早期玉石之路调查时首次发现此遗址。2008年7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科技大学对其进行了重点复查。2011年10～11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此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发掘。调查确定遗址面积约5平方公里，发现古矿坑百余处，在第一地点发现防御性建筑11处 ，发掘面积为150平方米， 清理遗迹17处，其中矿坑1处，防御性建筑2处，作坊址2处，灰坑12个。
既有玉矿开采的矿坑，又有玉石加工用的作坊，还有相关的防御型建筑，整个玉矿遗址的功能分区十分明确，表明这不是一个民间的随意性的开采矿区，而是有国家组织统一监理和实施开采、运输的战略资源要地。从优等玉石作为华夏国家所亟需的第一战略资源情况看（叶舒宪，《玉石之路与华夏文明的资源依赖》，《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这个过去不为人知的古代玉矿的存在，有力证明了西玉东输文化现象不是一源一线，而是多源多线的。从长远发展看，马鬃山玉矿足以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已知最早被开采的玉矿而名扬天下，其文化品牌意义和拉动旅游经济的前景是可以预估的。
这一考古发现地点在甘肃省境内，但是其文化辐射意义却不限于一省一地，它对重新认识中国西部文化大通道具有重要的改写历史意义。古代玉矿的存在是甘肃特有的人文地理新资源：马鬃山玉矿所出产的玉料不是被当地文化所需要和所消费的，而是直接运往中原文明国家使用。其西玉东输的运输路线可以不向南走绕远的道路即河西走廊道，而是直接向东，经过额济纳一带，再向东抵达巴彦淖尔、阿拉善一带，从河套地区南下中原。这样看来，内蒙古西部存在一条早于丝绸之路的玉石之路，后者其实就是前者的原型路径。其研究空间很大，现实意义鲜明。对于从学术上发掘“一带一路”的形成史，从文化社会发展上重塑甘肃和内蒙古的形象，都是不可多得的重要契机。
过去所说的丝绸之路草原道，其实就是来自先秦运送西域玉料的草原文化通道。先秦古书《穆天子传》所记录的周穆王西行和东返的路径，是上古文献中最早涉及草原玉石之路的记载，不过现代以来的学界对此问题聚讼纷纭，莫衷一是。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认为周穆王西征的目的地是西北大旷原，即欧洲大平原。顾颉刚《古史辨自序》则认为周穆王所行最远也就是新疆哈密地区。丁谦《穆天子传地理考证》认为中国人种是来自西亚巴比伦，穆天子西征的原因也是“怀思故土”，目标当为西亚古国（参见李勇先主编《中国历史地理文献辑刊》第九编《山海经・穆天子传集成》，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也有学者认为穆天子西行的范围是不出甘肃或不出青海的（杨建新编著，《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问题的症结在于多数学者采取案头作业的研究方式，考证的过程是文献到文献。本项目组倡导运用文学人类学派的“四重证据法”，通过实地考察和实物验证，对失落的或失载的文化给予适当重构。重构的结果，即使还不能真实反映西周时代的玉石之路，也至少能反映《穆天子传》所成书的战国时代的人们所认识的中原与西域交通路线。这条路与其说是玉石之路河西走廊道，不如说是玉石之路草原道。因为考古新发现的距离中原较近的上古玉矿，位于今甘肃最西北角靠近新疆之地，其玉料运输途径以内蒙古的戈壁草原为主线和捷径，以河西走廊道为辅线和绕远路径。要证明这一判断，需要首先证明内蒙古西部的两大沙漠地区――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在上古时期并非文化的荒漠，而是有人类活动的，不仅有交通路线可走，而且其交通条件是足以和中原文化相联系。
上海交通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和《丝绸之路》杂志社、中国甘肃网等单位联合组成“2015草原玉石之路考察团”，从兰州出发，经过宁夏西海固地区，北上银川，越六盘山和贺兰山，经阿拉善左旗至右旗，先后跨越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再沿着黑河―额济纳河一线（古代又称弱水）北上额济纳旗，考察居延海和黑城，再向西行进，经过路井、三个井、黑鹰山、乱山子，穿越今日的戈壁千里无人区，抵达甘肃肃北的马鬃山镇，考察古玉矿遗址和明水的汉代故城遗址。完成了对草原玉石之路的实地踏查。目前这一地区正在施工的京新高速公路，将在两年后通车，那时，边远荒凉的无人区将成为交通要道，有大量人流、物流由此通过，成为继河西走廊的连霍高速之外，又一条中西交通的公路路线。对此，从明水、马鬃山到额济纳的旅游目标意义将得到极大提升，中国唯一的上古玉矿这样的文化品牌将随着玉文化的当代繁荣而名闻四海。甘肃方面可以提前布局这一重要的旅游文化资源开发，在配套基础设施等硬件方面早做准备，在举办高端会议和文化论坛方面有所倾斜，将过去的边境死角变成新的交通要道上的文化驿站，有效拉动肃北至酒泉、瓜州、敦煌等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迎接互联互通新局面的到来，并有所作为。
具体而言，项目组建议围绕马鬃山古代玉矿，召开一次考古学专业以外的高端学术会议，让地理学、历史学、地质学、矿物学、交通、旅游学和文化创意等方面专家集思广益，给甘肃最西北角的戈壁荒漠找出“乌鸡变凤凰”的发展机遇。在适当时候组织人力对肃北玉矿分布带进行大规模有组织的调查和采样，以便进一步发掘当地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配合玉石之路的中国文化品牌建设。
总之，甘肃如何迎接即将开通的京新高速路，从文化品牌先行的意义上有所准备，占得发展的先机。马鬃山玉的新发现是可遇不可求的良机，不宜只留待考古学的专业研究，而是需要综合考虑和文化前瞻性的顶层设计。
甘肃的玉石资源及文化品牌价值
未来的世界经济转型将更加依赖不消耗自然资源的符号经济和文化产业。符号经济最重要的可持续资源是文化符号。对此，甘肃可以依据地利之便，在已有的河西走廊、敦煌等文化符号之外，拓展甘肃玉这一新的玉文化符号，链接4000年前的齐家文化玉器，以便在中国玉文化整体中占得更显赫的地位，在未来的玉文化产业方面分得一杯羹。
中国玉文化史以新疆和田玉为尊贵，在古代享有帝王玉的美名，如今成为玉器加工市场上最珍稀的品种。质量达到一级白的和田白玉，市场价格不断攀升。羊脂白玉更是达到每克万元以上的惊人高价，早已超过黄金价格的数十倍。2008年北京奥运会奖牌金镶玉设计成功，使得所利用的新疆玉替代品青海玉料的价格暴涨近千倍，目前已是各地玉器工场的最常见之高端材料，一般按照公斤计价，特优者也像和田白玉一样按克计价。相比之下，基于马鬃山、马衔山玉矿的甘肃玉的文化品牌创造意义尚未拉开序幕，眼下已经时机成熟，需要政府层面的组织、引导、协调，为甘肃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又一种重量级的文化资本。
第五次玉帛之路考察，在所到之处了解到玉石资源的一些信息，现择其要者评说其符号经济的开发价值，条述如下：
第一，祁连玉。祁连玉属于当地特产的蛇纹石玉，色彩斑斓驳杂，在收藏界没有得到重视，目前只属于低端的收藏品。目前的主要开发和炒作是以张掖的玉水苑为代表，以甘肃祁连山内的裕固族为主体。项目组考察后认为，目前的开发没有从中国玉文化整体眼光去认识和开发祁连玉，而是放任给当地商家，走的是廉价竞争和不可持续的道路。需要改变现状，把地方文化产业的低起点提升为国际视野的高起点，结合张掖的地缘优势，重新设计祁连玉的文化品牌形象，不鼓励竭泽而渔的开发和竞争，鼓励高端文化产品的开发。
第二，玛瑙。玛瑙自古就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被王室贵族和宗教上层人士作为奢侈品消费。如今的文化产业方面，玉文化产业产值巨大，商机多多。玛瑙的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价值没有得到政府方面的重视，而是放任给收藏市场和各地商家去操作和炒作，其结果必然对资源环境造成竭泽而渔的不良影响，使得有限资源很快变成不可持续的。为此，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及时应对，在玛瑙资源地限制民间自发形成的滥采滥挖现象。限产限量，保留下腾格里沙漠作为“玛瑙之海洋”的原生态美誉。对各地的奇石玛瑙商铺，也要将其纳入到文化创意产业的整体规划之中，有效促进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以参照广东揭阳市和四会两市如何打造世界级的翡翠市场，创建和拉动甘肃省的文化品牌消费。
第三，瓜州白玉（石英岩）。项目组在瓜州考察玉石山，看到一座20多公里的山脉出产石英岩玉料。玉质一般，但是硬度高（摩氏7度），而且产量巨大，也有开发前景。目前由于是无序开发，仅有新疆方面驱车过来的采玉商人，用此类无成本的玉料加工后冒充和田玉出售。建议瓜州当地政府有效组织玉石资源管理，利用产量大和成本低的优势，从玉雕工艺设计方面多有创意，其价格能够大大提升。这是中国8000年玉文化对当今的国内文化产业提供的利润生长点，人们能够早觉悟就能早日获益。古人所谓“乱世藏金，盛世藏玉”，是对如今玉文化生产大繁荣的极好解释。
具体的产业价值评估，可由瓜州县政府组织实施，比照河南镇平（我国北方最大的玉器加工基地和最大的批发市场），由政府出面扶持玉雕产业，引进外地的雕刻师群体，组织规模性的来料加工、产品输出，将产生良好的规模效益。
第四，马衔山玉。马衔山位于临洮和榆中交界的高山，出产优质的透闪石玉，根据初步研究认为是4000年前齐家文化玉器加工所使用的玉料来源地，其历史文化意义非同小可，经济开发价值也非常值得期待。可惜目前还处在无人管理的无序开发阶段，由国内各地的玉料商人和当地村民滥采滥挖。由于我国各地玉矿资源中黄玉是最稀少的品种，马衔山黄玉优质者的市场价格已经直逼和田玉。兹提请国土资源局及相关部门给予一定重视，适当做出地质调查采样，探明玉料总储量，并做出国际市场前景评估。一旦有所进展，将给临洮、榆中当地带来新的文化产业集群和利润增长点，并成就甘肃玉的文化品牌，使马衔山玉成为继新疆和田玉和青海昆仑玉之后，国内、国际叫得响的玉文化新品牌。至于马衔山玉料与齐家文化玉器繁荣的地利关联，也需要组织高端的专业学术会议给予进一步确认，给齐家文化研究带来新局面。
第五，马鬃山玉。甘肃地大物博，各地玉石资源丰富，过去没有统一的开局，究竟有多少家底不大明确。项目组所探明的透闪石玉资源主要是马衔山玉和马鬃山玉。后者是古代即已大量开采的。限于人力和时间，不能做全面性的普查，建议政府相关文化部门对此引起重视，注意收集相关信息和马鬃山地区多种玉料的实物标本，以便建立甘肃省的玉石资源标本库和数据库，为下一步的文化产业开发和品牌建设提供充分的学术支持。
就2015年的调研情况看，在第五次玉帛之路考察之后，提出重新绘制以马鬃山玉矿为玉源地的西玉东输新路线图，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大大凸显出戈壁草原地带所发挥的重要交通作用，给过去所说的草原丝绸之路找到真正的原型和早期真相。
就《穆天子传》描述的周穆王西征路线看，从河宗氏所在的河套地区到流沙所在的巴丹吉林大沙漠和弱水流入居延海所在的额济纳，已经给穆王西行划出一个基本清晰的轮廓。马鬃山玉矿的新发现，使得整个问题更趋明朗化，因为马鬃山距离额济纳的直线距离为400公里，古今都有道路可以通行。根据草原玉石之路的初步认识，可以进一步组织力量加大西部地区的文化资源开掘，为即将通车的铁路和京新高速路的运营提前做好文化新品牌建设。
具体的可操作性建议：利用各种媒体形式，在宣传文化的同时，宣传玉石之路和甘肃的玉文化等。如组织作家、艺术家、摄影家，以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动漫、网游等各种方式进行广泛宣传，并举办征文大赛、展览会、国际会议和玉文化节等。
关于人生之路的作文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公路文化;内涵;作用;主要途径
公路行业多数单位是事业编制,然而事业单位无论是称谓还是机构性质在西方国家都是没有的,事业单位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作为机关的附属物存在。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段加快和事业单位改革的日益深入,事业单位市场化运作势在必行,而公路文化建设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也将日益凸显。
与国外文化的迅猛发展相比,中国的公路文化研究显得滞后而薄弱,而对即将面临市场化改制的公路行业来讲,事业文化将是以个新的课题。公路行业文化,亦可称之为公路文化,是指行业内为维护生产,生活,学习持续而共同遵守的非制度化的行为规范和工作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忠于职守的价值观念。
一、公路企业文化的内涵
(一)流动性文化
公路文化是流动性文化由公路所具有的连接四通八达的地域空间和公路的发展史所决定。近年来公路的大量新建,特别是2009年以来国家应对金融危机扩内需,公路迎来了大建设大发展的黄金期,增强了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科技流的流动性,充分发挥了公路传播动态文化的作用。
(二)环境文化
环境性是由公路沿线景观设计、生态状况决定的。现阶段的公路建设,在提供高质量的公路实物和服务质量的同时,在公路的建、管、养中要有强烈的环境意识;在创造一道风景线的同时,要尽量做到不对周边自然环境造成损坏。
(三)服务文化
公路行业目前正处在向“以人为本,打造和谐交通”的服务型时代转变,保证行人和车辆的“安全”和“畅通”是公路行业向服务型转变的首要任务。公路行业要在建、管、养、执法等每个环节都建立起安全服务的意识,以向社会提供“安全、畅通”的公路服务为宗旨,建立“以人为本”的特色文化。
(四)社会公益文化
社会公益性是由公路的社会公共产品属性决定的。公路作为交通基础设施之一,理应由政府无偿提供。虽然目前国家财力不足,公路建设实行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政策,但公路从本质上讲属于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属性不变。
二、公路文化的作用
公路事业作为我国的事业单位组成部分,公路文化同样在公路发展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激发公路员工的凝聚力和创造力,提升公路事业的竞争力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其他单位文化不同,公路不仅要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且还担负着实现社会效益的使命。因此,在构建公路文化时,必须根据公路的特点,塑造富有时代特征、凸显公路特色,能为员工理解和接受、能容纳全体员工利益和要求的全新价值观。
三、建设公路文化的主要途径
(一)积极宣传营造氛围
文化的推广,通过宣传被人们所认知和接受。公路文化的建立在初始阶段必须加大宣传力度,同时更要讲究宣传、教育的方式,使之生动活泼、富有情趣,达到使员工乐于接受的目的。使公路文化从实践中来,推广应用于实践中,营造出良好的文化氛围。
(二)领导作则全员参与
单位领导者在真正深刻理解公路文化的功能和意义的基础上,还必须有坚决施行和培育文化的决心和手段,必须身体力行,做一名名副其实的事业文化建设带头人。在文化建设中,必须发挥每位员工的力量,形成联系群众、深入群众、团结群众、全员参与、全员进取的良好局面,使员工全身心投入工作,为实现单位的目标竭尽全力。
(三)树立榜样典型引导
榜样人物使公路文化的价值观“人格化”,使舆论引导具体化,使广大干部、职工的行为规范化。榜样的行为被员工仿效的过程中,在过程中就形成了“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风气。在选树过程中,只有将真正先进人物、具有群众威信的人物选出来作为榜样,选树榜样工作才能与公路文化建设、员工思想观念的转变结合起来,才能达到选树榜样的目的是要学习榜样。
(四)完善机制制度引导
公路制度文化所包括的法规、经营制度、管理制度等是不同员工实现共同目标的行为操守。制度的落实过程,也就是文化建设的过程。在文化建设过程中按照文化的精神,建立、健全、完善必要的规章制度,促使不同文化朝着个陛化的方向发展,使员工既有价值观的导向,又有制度化的规范。
四、建设科学合理的公路新文化
(一)建设“人文”的公路文化
文化的宗旨就是为社会服务,为员工创造和谐的生活、工作和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在建设公路文化时应按照“人文”思想,尊重人、关心人,做到以人为本,营造有利于出精品、出人才出效益的环境。一方面,公路单位要对自己的员工做到以人为本;另一方面,公路单位要对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做到以人为本。
(二)建设具有“独特个性”的公路文化
文化虽然都体现着以人为本的核心,但它在各个单位所采取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单位从创立、生存到发展的道路各不相同,采用的推动经营与管理的手段和方法也不同。所以,在建设公路文化时,都必须以自身的特点为立足点,充分利用自己已有的条件,发挥自身优势,培育富有时代特征、凸显公路特色、具有鲜明个性的公路文化。有选择地学习有益的理论、方法和经验,避免盲目追赶或照搬,积极探 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文化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建立和发展具有本单位特色的企业文化。
(三)建设体现“公路人”特点的文化
事业单位精神是单位价值观的核心,是在生产和经营活动中形成的,用以指导实践的各种行为规范、群体意识和价值观念,是生存和发展的思想成果和精神力量。因此,公路要注意培养和提炼具有时代特色又符合实际的“公路人”精神。一方面,要有坚定不移的信念追求,上下一致的共同目标;另一方面,要有人人自律的行为规范,同甘共苦的和谐氛围。
(四)建设鲜明的公路“服务”文化
公路行业的产品就是服务,由于是替政府实施管理与收费,单位一直把自己定位为交通行业或服务行业。而事实上,单位所从事的工作是向过往车户提供可以顺利通过的公路设施、通行条件及相关服务,并以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因此,公路完成收费任务是责任,提高服务水平是根本。在构筑公路服务文化时要着重体现优质、文明、高效的原则,不断增强员工的服务意识,时刻以“服务人民、奉献社会”和“便民、利民、为民”为宗旨,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把文明服务真正融人到一言一行中,力争使优质服务体现在公路运营管理的方方面面,为广大司乘人员提供文明、优质、高效、全程的服务。
（来源：360范文网 http://www.360fanwen.com）文章共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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