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植物小短诗(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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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植物小短诗范文第1篇
在高中阶段,人文学科教育主要包括语文、历史、政治、英语和地理等。
1.1与语文的联系
生物现象与文学作品间的联系随处可见,在一些古典诗词、成语中随处可见生物学问题的影子,前人已经作了不少总结,在此仅举几个例子予以说明。
1.1.1诗词中的生物学
1.1.1.1“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是高中语文第一册中的诗词《沁园春.长沙》中的诗句。
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与唐代诗人杜牧的诗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异曲同工,都是描写秋天的景象。这种动人的自然秋景是秋天气温渐渐降低、紫外线照射强烈等外界因素造成的。在低温的作用下,叶绿素逐渐分解,同时叶脉的运输能力逐渐减弱,叶子白天通过光合作用制造的糖分不能完全运出叶子,叶子里的糖分越积越多,可溶性原糖多了,就形成了较多的花青素,同时细胞内pH值改变,呈现酸性,使花青素表现出红色,秋天红叶的种类如枫叶黄栌、槭树、柿树等。
秋天,也有些植物叶肉细胞衰老,叶绿素的合成速度低于分解速度,叶绿素含量相对减少,类胡萝卜素分子比较稳定,不容易破坏,所以叶片逐渐呈现类胡萝卜素的颜色——黄色,故而会出现“黄叶地”的景色。如银杏树,每到秋天淡黄色的小扇子型的叶片落在地上,令人不忍踩踏。
1.1.1.2《采桑子·重阳》是新高中语文收录的又一首诗词。“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寥寥数语展现了深秋季节战地的壮丽景象。杜牧的《九日齐山登高》:“尘世难逢开口笑,须插满头归。”也是描写重阳日的。
深秋季节,霜后万木萧瑟,唯独傲霜盛开。为菊科菊属,多年生宿根亚灌木花卉。是短日照植物,适应性较强,喜凉,耐寒,生长适温18℃—21℃,最高32℃,最低10℃,虽然水稻、牵牛花、苍耳、大豆等,都是属于短日照植物,但它们不耐低温,中秋前后就成熟枯萎了。
短日照植物是指给予比临界暗期长的连续黑暗下的光周期时,花芽才能形成或促进花芽形成的植物。在自然界中,在日照比较短的季节里,花芽才能分化。夏至过后,日照渐短,许多热带、亚热带和温带秋季开花的植物多属短日照植物,要使短日照植物,即秋天开花的植物提前开花,就要对它们进行短日照处理。在日照长的季节,进行遮光短日照处理,能促进开花,若长期给予长日照,就抑制开花。利用短日照进行促成栽培的花卉有:、一品红、玉海棠和三角花等。
冬至过后,日照渐长,春夏季开花的植物多属长日照植物,指给与比临界暗光期长的连续光照下的光周期时,花芽才能形成或促进花芽形成的植物。春天开花的花卉多为长日照植物,如紫罗兰、蒲包花、天竺葵、瓜叶菊、四季报春、金鱼草、三色堇等,对它们进行长日照处理可提前开花。
利用光照处理能达到鲜花周年供应,不但能美化环境,而且能增加经济效益。
1.1.2成语中的生物学
1.1.2.1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语出《史记·陈涉世家》:“陈涉太(叹)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意思是说像燕子和麻雀这样的小鸟哪里知道鸿鹄的志向,比喻平庸的人不能了解杰出人物的远大抱负。鸿鹄就是天鹅,形状像鹅,体型较大,全身白色,脚和尾都短,脚黑色,有蹼。居住在海滨或湖边,善飞,吃植物、昆虫等,是候鸟。候鸟指随季节而变更栖息地的鸟类,如燕子、杜鹃等春夏来我国繁殖,秋季飞到印度过冬,是夏候鸟;野鸭、大雁、天鹅春季飞到较远而且较冷的地区繁殖,秋季又飞回原地区的鸟类为冬候鸟。留鸟则是终年生活在一个地区,不到远方去的鸟,如麻雀、画眉、喜鹊等。
1.1.2.2“良禽择木而栖”,候鸟选择适于自己生活、繁殖的地区栖息,因此,践行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更加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并存,保护环境,是我们长期的任务与责任。
1.1.2.3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语出《庄子·山木》,汉代韩婴《韩诗外传》和刘向《说苑·正谏》。这反映了捕食(食物链)和适应的相对性。螳螂全身绿色或土黄色,头呈三角形,前腿呈镰刀状,活动灵敏自如,能出其不意地捕食昆虫,这是生物对环境的适应。然而有时螳螂却顾此失彼,在全神贯注地捕食蝉的同时,没有发现身后的黄雀,而被黄雀捕食,这正是适应相对性的最好体现。此外,螳螂吃蝉,黄雀捕食螳螂,这也反映生态系统中各生物之间的食物关系,属于食物链的一部分。食物链是指在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之间由于食物关系而形成的一种联系。这句成语隐含的一条食物链就是:植物—蝉—螳螂—黄雀,在这条食物链中,植物是生产者,属于第一营养级,蝉、螳螂、黄雀都是消费者,分别属于第二、三、四营养级。
1.2与历史的联系
1.2.1生命科学发展史
对学生进行生命科学史教育对于提高学生的生物学素养乃至人整个科学素养和综合素质有积极的意义。重大科学发现过程不仅体现了科学家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严格的科学方法、敏锐的观察思维对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进行的艰苦探索,还体现了科学家的个性、爱好,以及观点,在竞争与合作中形成的学术思想上的融合、碰撞和冲突,也反映出社会和学术群体的评价给予的鼓励、包容和压力。
人教版高中生物教材在必修模块《分子与细胞》、《遗传与变异》、《稳态与环境》中引入了很多科学家的经典实验,同时还增加了较多的科学研究方法和思想,是很好的进行生命科学史教育的材料。现将部分经典科学实验及所蕴含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汇总如下。
必修模块中部分经典实验所蕴含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一览表
1.2.2历史生物学
时间是生物的发生发展的尺度之一。在较大的时间尺度上,例如在不同的历史年代,有不同的生物出现,结合化石资料,就形成了古生物学,关于生物进化的很多证据就来自于化石、孢粉等;在较小的时间尺度上,例如在人类文明诞生以后,如研究近几千年来人口的增长、植被的破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情况,则是历史生物学。人教版高中生物课本必修三“稳态与环境”中118页“人口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一节,就有关于我国历年来人口增长情况的图表。
1.3与政治的联系
生物与政治之间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与 哲学方面的联系,如辩证思维。辩证思维是！在思维活动和感性经验的基础上,以概念、判断和推理为基本形式,按照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而进行的思维活动。高中生物新课标在阐述课程目的时明确指出:“通过高中生物课程的学习……树立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养成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树立创新意识,逐步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对课程目标的规定是:“通过生物学知识的学习,初步形成生物体的结构和功能、局部与整体、多样性与共同性相统一的观点,生物进化观点和生态学观点,树立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逐步建立科学的世界观。”
生命科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首先,生命科学是一门自然科学,辩证唯物主义的产生本身就是以自然科学的发展为重要前提的,生命科学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观点提供了丰富的论证材料;其次,哲学是对科学规律的高度概括,哲学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哲学是“全部科学研究之母”。
在高中生物教学中渗透辩证唯物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应该主要包括以下三大方面:(一)生命世界的物质性及其运动规律;(二)生命世界的普遍联系与矛盾;(三)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以至无穷的认识论。
以对立统一规律为例,生命现象中普遍存在着局部与整体、结构与功能、个别与一般、个性与共性或称做多样性与共同性等方面的对立统一。生物体结构和功能的统一性是生命科学基本的观点之一,如叶绿体、线粒体的结构分别与光合作用、呼吸作用相统一;这些自身结构在各有其结构和功能的特点的同时,又相互联系,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如神经的兴奋和抑制、激素作用的二重性等现象就是局部的对立而整体上的统一的典型实例。生命世界最常出现的就是在一般规律中的例外,是特殊的个别,因此,在教学中讲解概念、规律时要特别注意概念、原理的外延及适用范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从个别出发,归纳总结,上升到一般,从现象上升到本质,然后必然将一般作用于具体的个别,解决个别的问题。比如,含有性别决定基因的性染色体相对于其他常染色体而言是特殊的,任何杂交遗传都是两性的结合,都在形成生殖细胞过程中存在同源染色体的分离、交叉互换和非同源染色体的自由组合,XY染色体的遗传同样符合自由组合规律和分离规律,这是常染色体与性染色体的遗传共性。所以,在涉及伴性遗传的现象解题时要分析XY的行为,而不必写常染色体,同理,分析常染色体遗传时尽管也涉及父母亲代,但不必动辄写上XY。
1.4与地理的联系
生物知识与地理的关系非常密切,由于人类的生活需要和生产活动,很早就接触到植物的种类和分布问题。如早在公元前300年,“植物学之父”、古希腊Theophrastus随军记述了沿途观察到的不同植被和植物,并根据植物的经济用途或生长习性进行了分门别类。我国在公元前11世纪至几世纪的古代着作中,就有关于植物种类和分布的记述,如《诗经》中记载了200多种植物,并记载古代汾河下游,山(山地)有枢、栲、漆等树木,隰(低地)有榆、杻、栗等树木,秦岭山地多松树、竹类,还有桑、杞、栲等。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主要研究生物与地理之间的关系形成了生态学和生物地理学两门重要的学科。
在高中生物教材中,生物与地理之间的联系主要体现在环境和生态两个方面,如人教版高中生物教材必修三“稳态与环境”的后半部分主要是关于生物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生态学方面的基础知识。
例外,在地理中还有一个方面体现出与生物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地名,一是很多地名中都包含了生物名称,如宝鸡、榆林、枣庄、龙州、梧州、桐乡、虎牢关、狼牙山,等等;二是一些地名与生物故事有关,如淝水、八公山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有关系;三是许多少数民族或国外的地名原来的意思里有生物的元素,如包头,蒙语的意思是有鹿的地方等。
现代植物小短诗范文第2篇
【关键词】曹植 游宴诗 创作缘起
曹植这位谢灵运盛赞的“八斗之才”，一生创作诗歌九十多首，其早期“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写下了大量的游宴诗，代表作有：《名都篇》、《斗鸡诗》、《箜篌引》、《公宴诗》、《侍太子坐》、《送应氏》、《赠丁翼》、《赠王粲》、《赠徐干》等十余首（具体分类见附表）。这些游宴诗为中国中古史诗增色的同时，也为我们解读那个时代的种种提供了最为真实的依据。他的游宴诗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鲜明、生动的，“立体化”的曹植，看到了这位游宴中的快乐的王子的悲伤与忧愁。
一、历史传承
所谓游宴，顾名思义即游赏和宴饮活动。具体说来则是指一定历史阶段内，由某个核心人物组织的、有多个成员参与的、在当时或稍后产生了相关文学作品的山水游赏或者宴集活动。这些游宴活动都有一个组织者或者召集者，他们多因地位、名望高于其它人得以具备登高而呼的资格。以他们为中心，若干文人雅士聚集在一起，或游或宴，或兼而游宴，其间纵情山水，畅言玄理，赋诗作文，产生了数量可观的诗文作品，成为文学史上独具特色的文学活动。早在《诗经》时代，在周朝农业宗法制社会里，为了享乐和实现宗族间相亲相爱以维系社会稳定的政治目的，周朝君臣、亲朋之间就曾经常欢聚宴饮，如《诗经？小雅？鹿鸣》第三章中“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就是当时天子或统治者宴饮群臣嘉宾的乐歌。春秋时代，君臣之间和各国使臣之间交往频繁，“饮酒赋诗”也常常成为他们在揖让之时表达思想感情的重要手段之一。这些游宴诗由于本身带有反映和纪念政治、祭祀活动的目的，多客观地陈述宴会过程，多祝福之辞。对于这一时期的宴饮诗来说，礼是第一位的，而宴饮本身是次要的。因此，宴饮本身无法成为诗歌的主体，对宴会场景缺乏文学性的描述，整体上作为诗歌的抒情意味较弱。
对宴饮场面进行细致的描摹并涉及景物的刻画是从《楚辞》中的《招魂》开始的：“铿钟摇，楔梓瑟些。娱酒不废，沈日夜些。兰膏明烛，华灯错些。结撰至思，兰芳假些。人有所极，同心赋些。酎饮尽欢，乐先故些。”前六句是对欢宴场景的刻画，后六句记叙宴饮赋诗的重大活动。王夫之《楚辞通释》释“结撰”四句说：“结者，结其篇章，撰其词句。至思，极思也。兰芳假者，藻思中发，若兰蕙之芳相假借也。极，思所至也。人各尽其思之所至，相竞美也。谓酒阑分题作赋，以纪胜会也。”《楚辞》中的宴会纯为娱乐而举行，最可贵的是人们为了表达心中的快乐和对宴会的纪念，开始有意识地以文字体式、赋的形式进行创作，这确实该对魏晋宴会赋诗的风气有所启发。
然而，真正为建安时期宴游诗奠定思想基础的却是《古诗十九首》。建安时代文人由于政治动荡，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他们的内心始终无法摆脱人生如朝露的生命悲哀。如曹植《送应氏》（其二）“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曹植《赠白马王彪》“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稀”等无不与《古诗十九首》“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忽若腌尘”、“不如饮美酒，被服纵与素”、“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一样，吟唱出了同一主题，体现了一种浓重的人生短暂的悲伤情绪和追求现世享乐的思想。
“游宴”发展到建安时代时，已经不仅仅是文人一时兴起或是在友朋送别、帝王封禅等客观因素提供的契机下偶然间发起的活动，而是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文人的主体意识经历了一个从无意到有意的过程。随着文学逐步走向自觉，随着北方的统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生活环境的明显改善，随着建安文人生命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和现世享乐思想的加强，建安文人在游宴诗中还加入了一些反映他们贵族化、文人化的生活、精神风貌和审美情趣的元素。由此使“游宴诗”作为一种诗歌创作的题材而得以正式确立。
二、知人论世
一直以来，对于曹植游宴诗的评价颇具争议。清代诗评家陈祚明称曹丕的《芙蓉池作》和曹植《公宴诗》为“建安正格”，而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则斥之为“此皆文士龌龊猥鄙所为”。后世学者在谈论“建安风骨”时往往剔除了游宴诗这一类，认为这类诗歌“不过是公子王孙逸乐的吟哦”。总结起来，大部分的学者是从游宴诗的思想内容这方面加以否定的。
他们认为此类诗歌大多是作者的应酬颂德的溢美之词，是其消极享乐思想的表现。固然，在这类诗中写了酒肉之陶醉、歌舞之盛况、遨游之快乐，不如那些社会诗情调高亢，内容充实。然而，如果对这部分内容加以深入研究，就会发现这些诗歌绝非是酒肉朋友寻欢作乐的描写，作者运用含情带彩的笔描绘了历史上重要的文人集会，展现了一个时代文人生活的真实场景，它们是曹植早期“寻求独立人格，体认自我价值的复杂心态”的表现。
诗歌是思想的产物。而思想又往往与创作者的生活经历、个性特点以及时代的大背景分不开。因此，为了进一步解读曹植的游宴诗，我们不得不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是时代背景。东汉桓灵之时，君主骄奢淫逸，昏庸无能，亲小人，远贤臣，遂致奸党误国，佞臣横行，外戚宦官，相继擅权。至黄巾之众出，四方百姓，雷响云集，转瞬之间，竟至百万。在这样一个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里，人们的思想不可能不受到某种程度的冲击和震撼，特别是作为时代精英和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他们敏感多思的性格促使他们不得不去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路在何方？世事沧桑，恍如走马，一切都在变化之中，没有什么成为永恒。就连儒家思想也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冲击，地位开始动摇，因为儒家所提倡的“王道仁政”、“礼义廉耻”、“温良恭俭让”都已经失去了它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在此背景下，儒学地位大降，原先注经讲经的人比肩接踵，现在则家抛章句，人弃儒术。与此同时，在贤良士大夫中开始兴起一股清议之风，他们指摘时政，臧否人物，意图光大儒学，恢复名教，一时蔚为风气，影响甚大。这种清议的风气，实际上反映了士人参政精神的高扬。他们已经从繁琐的解经注经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正在昂首阔步，迈向广阔的社会生活。而两次党锢之争，就是他们在航行之中遇到的两次政治风暴。虽然最后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了，但是在精神、人格上，他们却胜利了。他们以自己的英勇抗争，谱写了一曲浩然正气歌，鼓舞了天下士人的奋斗与抗争。而曹植生活的时代，清议之风犹存，曹植本人就热衷于清议。党人那种仗义执言、激浊扬清、不惧权贵、永不退缩的精神就给了他极大的影响。
其次是生活经历。曹植“生乎乱，长乎军”，幼年的曹植就随父在马背上南北迁徙。建安八年（203）曹操攻下邺城，次年家属迁居于邺。从此直到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继位魏王为止，曹植在这里度过了十六年的时光，这是他一生中最快乐、最得意的岁月。由于曹操热爱文学，招揽文士，在曹氏父子周围形成了声名显赫的邺下文学集团。他们过着斗鸡走马、驰猎宴饮的贵游生活，曹植在这样一个兼具军事、政治与文学氛围的家庭中成长，耳濡目染之下，对于他的功业理想的形成和文学创作的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此外，诸子间的谈诗论道、切磋琢磨就不用说了，即使贵游生活本身，对于丰富人的审美心灵，提高人的审美能力，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最后是个性特征。一个人的性格对一个人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曹植天资聪颖，据《三国志？魏书？陈王传》记载：“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词赋数十万言，善属文。……时邺铜雀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 但是他又“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 这些性格在他的游宴诗《箜篌引》：“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名都篇》：“宝剑直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我归宴平乐，美酒斗十千。……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等诗句中都有所反映。他感情丰富，又率真质朴，绝少掩饰，嬉笑怒骂，易形于色，喜欢饮酒、游乐，行则结舆，醉则同卧。这些都体现出曹植做事是一个没有反省没有节制的人，所以他作为诗人也是属于纯情的一类，心随物转，易被外界的环境所左右。在顺利的环境中，生活上和感情上就很放纵，可是一旦遇到挫折，就沉溺在深深的哀伤之中。
因而，对这类诗品评时，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认为只是诗人豪华放诞生活的反映，是建安诗坛的糟粕。我们应该把它放到那个时代环境中去认识，把它纳入那一个时代奔腾的文学自觉的文艺思潮中去考察，才有可能真正艺术地把握曹植游宴诗的美学意蕴。我们才能领会那一个时代忧从中来，不可断绝的忧患意识，其实这正是峥嵘崛起的民族精神的悲壮呼唤。
如此，我们才会同意清人陈祚明的看法，游宴诗确实是建安正格，它是曹植诗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真正地认识了它，才能真正地走进曹植，理解曹植后期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正确地定位曹植诗歌在整个诗歌史上的位置。他邺下时期对艺术形式的探讨和追求为他在后期的作品中熟练运用各种艺术手法奠定了基础。我们有理由认为，正是他后期身世之悲，配合前期己经达到的艺术水平才铸就了他“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诗歌特点。
三、结语
曹植早期创作的游宴诗虽没有其晚期的社会诗情调高亢，内容充实，但它们同样也是“建安正格”。它们是曹植结合自身的时代背景、生活经历和个性特征，是在继承前人诗作基础上的发展创新。因此，在品评这类诗作时，我们不能仅凭一家之词就对它加以否定，从而与珍贵的研究素材失之交臂。另外，在研究曹植的游宴诗时要努力做到深入、细致、全面，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附：曹植游宴诗统计：
曹植 聚会娱乐 游览饯别、赠答合计
《正会诗》、《侍太子坐诗》、《斗鸡诗》、《箜篌引》、《当来日大难》、《当车已驾行》《芙蓉池诗》、《公宴诗》《送应氏诗二首》、《赠丁翼》、《赠徐干》、《赠王粲》 13首。
参考文献：
[1][魏]曹植.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2][魏]曹植著.黄节注.叶菊生校订：曹子建诗注[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3]余冠英.三曹诗选[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现代植物小短诗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中国诗史“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文质彬彬、情文并茂，追求“壮美”的美学定位，以抒情为本的文化品格，以五言诗为主的诗体形式，皆由曹植垂范并师法千秋。曹植“一代诗宗”的诗史地位，是由曹植的四大贡献奠定的。
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这座里程碑，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然“邺中诸子，陈王最高”(皎然《诗式》)，后世言建安诗，也莫不首标曹植。然曹植诗歌的里程碑意义何在?他究竟对中国诗歌有何独特贡献?本文拟从四个方面略抒己见。
曹植诗隐括《风》、《雅》，组织《庄》、《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继往开来，初步确立中国诗歌“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
中国诗歌发展，明显地呈现出“二源合一流”的大势走向。“二源”即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诗学体系，以《楚辞》、《庄子》为代表的南方诗学体系。建安诗歌一代繁盛，正是“得《风》、《雅》、《骚》人之气骨”，二源交汇，南北合流，儒道合一的产物。唐代诗歌革新运动，标榜“汉魏风骨”，正是要恢复或再次确认这个大势走向。然建安诗人真正融二源于一流，远继《风》、《雅》、《庄》、《骚》，近承《汉乐府》与《十九首》，下开盛唐李白、杜甫诸人，得首推曹植。曹操诗21首，全为乐府诗，内容上槁目时艰，肠断民瘼，艺术上古直悲凉，通脱自然，显然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和刚健质朴的风格。曹操长于四言诗，似有《诗经》遗风，然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卷四谓其“正是乐府之体，不当于《风》、《雅》求之。”吴乔的《围炉诗话》卷二也谓曹操四言诗“不受束於《三百篇》句法”。曹操的杂言诗，包括一些游仙诗，也似有《庄》、《骚》韵味，但主要还是源于汉乐府的杂言体和游仙诗。所以沈德潜《古诗源》卷五称“孟德诗犹是汉音”。曹丕诗一半以上为乐府，并且“乐府酷是本色”(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曹丕工于言情，大量抒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这也显然“源出于《十九首》”(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王粲为“七子之冠冕”，相比之下，他受汉乐府和《十九首》的影响较小一些，王粲存诗20首，乐府诗仅有5首，其诗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皆与《十九首》相差较远；王粲诗更多地受到诗、骚的影响，这正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七所说，王粲诗乃“小雅、变风之余”，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王仲宣诗出于骚”，其余“六子”存诗太少，不足论。而曹植乃“风、雅之苗裔”(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曹植自己也以“有应风雅”相标榜(《与杨德祖书》)，读曹植《送应氏》、《泰山梁甫行》、《情诗》、《门有万里客行》等，这一点，不言而自明；同时，曹植《飞龙篇》、《远游篇》等游仙诗，“与《楚辞》同意”(郭茂倩《乐府诗集》卷64)，《杂诗》六首，“原本于《离骚》”(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所以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曹子建诗出于骚”；并且，曹植诗也多乐府，“参其乐府，皆汉氏之韵”(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南国有佳人》等游子思妇诗，“全法《十九首》意象”(同上)。因此，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谓“子建之诗，隐括《风》、(傩》，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然不能不推子建为极者，盖有得于诗家之正派的宗也。”将曹植作为《风》、《雅》、《楚辞》的正宗传人来推崇。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也谓“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也将曹植作为诗家“正轨颛门”，作为上承《诗经》，下开陶潜、李白、杜甫的“诗家正宗”来标榜。
建安诗歌，正处于承上启下，“二源合一流”的历史交汇处，“三曹七子”皆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真正以诗歌实绩确立这个嬗变大势者，当首推曹植。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得好：曹植诗，“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惨远的情调。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制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卷上)，初步确立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定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
所谓“骨气奇高”，是说曹植诗不仅有血有肉，而且有骨有气，充满气势和骨力，充满追求和抗争，显得慷慨刚健，悲愤沉郁，以气取胜，以骨取胜；所谓“词采华茂”，是说曹植诗风流倜傥，文采斐然，工于起调，善为警句，锻字炼句，声色和美。相比之下，曹操诗骨气高，然词采质朴；曹丕诗词采美，然“婉娈细秀”(钟惺《古诗归》卷七)；王粲诗“文若春华”(曹植《王仲宣诔》)，然“悲而不壮”(刘熙载《艺概》卷二)，“文秀而质赢”(钟嵘《诗品》卷上)。建安诗人唯曹植华丽其容，风骨其实，“词采华茂”因“骨气奇高”而不致流于浮艳纤柔，“骨气奇高”又因“词采华茂”而不致陷于平浅粗豪，真乃文质相称，情文并茂，壮哉美哉，美哉壮哉!所以成书《多岁堂古诗存》称“魏诗至子建始盛，武帝雄才而失之粗，子桓雅秀而伤于弱，风雅当家，诗人本色，断推此君。”吴质《答东阿王笺》即以“文彩巨丽”赞美曹植；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将“华丽壮大”作为建安文学的一大特征E3；李泽厚的《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编(上)》也指出：“曹植的诗中，这一点(华丽壮大)表现得最为明显，并且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建安以前，《诗经》天然古拙，《楚辞》风华流美，到《汉乐府》则刚健质朴，《古诗十九首》则平淡自然，而曹植熔铸《风》、《雅》、《楚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终于锻炼出了“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壮美品格而“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钟嵘《诗品》卷上)。
刘勰《文心雕龙·风骨》云：“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呜凤也。”高度评价了风骨与词采的统一，并誉为文中凤凰，同时讥笑有风骨而缺文采者为文中鸷鸟，有词采而乏风骨者为文中野鸡。牟愿相《小潞草堂杂论诗》云：“曹子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左思得其气骨，陆机摹其词采。左一传而为鲍照，再传而为李白；陆一传而为大、小谢，再传而为孟浩然，沿流溯源，去曹益远。”Es]陆机、谢灵运、谢眺等人，受曹植“词采华茂”的影响，以至愈演愈烈，繁衍出六朝诗歌的“采丽竞繁，刚健不闻”(陈子昂《修竹篇序》)；另一方面，左思、鲍照，其实还包括阮籍、陶潜、庾信、陈子昂、李白、杜甫等人，继承发展曹植“文中鸣凤”的精神，形成“盛唐雄赡”(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的壮美诗风。陈子昂的诗歌革新运动，上接“汉魏风骨”，要求新诗歌应“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修竹篇序》)，李白的“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州谢胱楼饯别校书叔云》)，要求风骨与清发的结合，皆与曹植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一脉相承。难怪杜甫要“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子建文章壮”(《别李义》)，特别亲睐曹植，标榜曹植的壮美诗风；难怪尚镕《三家诗话》将曹植、李白、杜甫等人作为“文笔鸣凤”的代表诗人，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将李白、杜甫作为曹植的传人，认为李、杜“接武子建”，“其源皆出于子建”(《曹集铨评》附录)。因此，我们可以说，阮籍、左思、鲍照、庾信、陈子昂以及盛唐诗的“雄赡”，乃至整个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品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是由曹植初步确立。
曹植诗“情意有余，汹涌而发”(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左右摇摆，确立了抒情的文化品格。
《诗经》以言志抒情为主，其中有少数诗歌，如“民族史诗”、《七月》、《氓》等有明显的叙事倾向。《楚辞》也以抒情为主，但叙事性大为增强，《离骚》作为一首自传体政治抒情诗，回顾半生经历，探索未来道路，便大量用赋的手法；《招魂》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也多用体物铺叙笔法；《卜居》、《渔父》更是明显的散文化、叙事化。《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以叙事为主，《东门行》、《病妇行》、《孤儿行》、《陌上桑》等皆为成熟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更是达到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深衷浅貌，短语长情”，又以抒情为主。中国诗歌虽以抒情言志为发端，但其发展实在是依违于志、情、事之间，左右摆摆，自曹丕的“文气”说、陆机的“缘情”说始，中国文学方觉醒、独立，中国诗歌方确方向，以情为本。然“文气”说、“缘情”说的出王主要受到建安诗歌的启发，是对建安诗歌“慷慨l、气，磊落以使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序》)的总结提炼。而真正代表“文气”、“缘情”理论的实绩，以创作实践确立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诗人，当首推曹植。
《古诗十九首》虽以抒情为主，但毕竟数量太少，情感单纯，不外乎男女情愁和士子失意两种，不足与《汉乐府》一代叙事诗风相伉俪。曹操诗气雄力坚，情悲意壮，但所抒之情也大多局限于悲壮粗豪一类，并且不少诗作，如《对酒》、《度关山》、《薤露行》、《苦寒行》、《蒿里行》等，仍然受汉乐府“缘事而发”影响，有着明显的叙事性。曹丕“工于言情”，但也偏于男女之情，其反映政治、军事题材的诗，如《煌煌京洛行》、《秋胡行》、《令诗》、《黎阳作》等，也多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七子”中唯王粲、刘桢多抒情诗，但数量、质量皆远不能与曹植比肩。曹植诗“本乎性情(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慷慨高歌不减乃父，“柔情丽质，不减文帝”(钟嵘《诗品》卷上)，并且无情不可抒，无意不可达，《白马篇》之豪壮、《薤露行》之慷慨、《送应氏》之悲凉、《七哀诗》之哀怨、《美女篇》凄婉、《杂诗》之缠绵、《赠徐干》之坦诚、《野田黄雀行》之沉痛、《赠白马王彪》之沉郁、《当墙欲高行》之愤激、《泰山梁甫行》之凄惨……，故庾信的《伤心赋序》谓曹植诗“千悲万恨”，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卷上也谓“子建、李、杜皆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者也。”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卷六也说“真切情深，子建所长”，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卷二也称曹植“情至之语，千载下犹为感激悲涕。”曹植诗不仅感情丰富、强烈，而且抒情手法多样、精湛，如《赠白马王彪》，或情附于事、或以景托情、或引类譬喻、或直抒胸臆、或旁敲侧击、或反面衬托、或侧面渲染，各种手法交替使用，彼此生发，将一腔生离死别、骨肉情深、忧谗畏讥、含冤负屈、报国恋君、忧生患死等种种复杂情感，抒写得淋漓尽致、深沉感人。
而曹操的第一抒情佳作《短歌行·对酒当歌》，抒思贤之情，主要用了比喻和直陈手法；曹丕的第一抒情佳作《燕歌行·秋风萧瑟》，写离别之情，主要用了以景传情和直抒胸臆的手法，相比之下，皆显得感情色彩单一，表现手法也单一。所以王世懋的《艺圃撷余》云：“古诗，两汉以来曹子建出而始为宏肆，多生情态，比一变也。”正是因为这“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一变”，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徘徊游移状态，确立了抒情诗在诗坛的正宗地位，从此，诗主性情，文主事理的格局形成，后世论诗，当然要“祖述子建”了。
四
曹植诗长于五言古体，并以众多的数量、广泛的题材、上乘的质量，确立了五言诗在中国诗坛的牢固地位。
曹植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诗》、《骚》无标准的五言诗；西汉文人诗坛荒凉，苏、李五言诗系后人伪作；汉乐府首开五言风气，但毕竟以杂言为主；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全系五言，然题材狭窄，数量太少。五言诗，“暨建安之初”，方“五言腾踊”(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经“三曹七子一蔡”的努力，才“彬彬之盛，大备于时”(钟嵘《诗品·总论》，并垂式千秋，成为中国诗歌之一主要体式。而整个建安，只有曹植才是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据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现存建安五言诗162首，而曹植一人就有65首，占了整个建安五言诗的27．7％；第二名是曹丕，五言诗23首；第三名是王粲，五言诗16首，皆远不能与曹植比肩。
从题材范围来看，曹操五言诗“治国平天下”，多言政治、军事、民情等国家大事；曹丕五言诗“恩怨相汝尔”，多限于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七子”中唯王粲、刘桢五言诗稍多，其余不足言，虽题材较广泛，但毕竟数量太少。而曹植五言诗，上自王公贵族，下至贫民百姓；大涉家国之事，小及人际私情；神如灵飞龙，俗如虾鳝浮萍，无事不可入，无意不可言，极大地开拓了五言诗的题材领域和反映生活的能力，并且咏史诗、咏怀诗、咏物诗、寄赠诗、山水诗、田园诗、游仙诗、边塞诗等等，皆有涉猎，真可谓“备诸体于建安者，陈思也”(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二)。后世诗人，阮籍的《咏怀》诗，从题材内容、艺术形式、表现手法都与曹植后期诗的忧生患死，比兴含蓄，一脉相承；左思的《咏史》，与曹植的《三良诗》、《虾鳝篇》、《豫章行》直接相通；陶渊明的咏史、咏怀诗，也是继承了曹植、阮籍、左思的路子，其田园诗也受曹植《芙蓉池作》、《公宴》等“怜风月、狎池苑”(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诗作的启发，陶渊明的《还旧居》与曹植的《送应氏》也形神兼似；郭璞的《游仙诗》与曹植的游仙诗更是一体相传；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钟嵘《诗品》卷上)，其山水诗受到曹植山水景物描写的影响；鲍照乐府及边塞诗，也显然与曹植相关联；鲍照的“白马驿角弓”便源于曹植的“白马饰金羁”。所以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谓“《虾鳝篇》，太冲《咏史》所自出也；《远游篇》，景纯《游仙》所自出也；《南国有佳人》等篇，嗣宗诸作之祖；《公子敬爱客》等篇，士衡群制之宗。诸子皆六朝巨擘，无能出其范围，陈思所以独擅八斗也。”陈子昂的五古《感遇》诗，与曹植五古“不逾分寸”(施朴华《岘俯说诗》)，李白的“古风”、 杜甫的“五古”，“其源出于子建”(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由此可见，曹植五古的题材、体式，对后世诗歌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难怪后世言五古要“祖述子建”(吴乔《围炉诗话》卷一)，“必首思王”(张炎《曹子建集七卷本序》)。
艺术质量上，曹植五古深于取象，善为比兴，大量诗作，通篇用比兴，在建安诗坛，可谓“集比兴之大成”、“开一代风气”；曹植诗工于起调，善为结语，曹植以前，古诗不假思索，无意谋篇，自曹植，方“有起，有结，有伦序，有照应”(沈德潜《说诗啐语》卷下)，并且“结名好难得，发句好尤难得”(严羽《沧浪诗话·诗法篇》)，曹植有此成就，实在是大不易；曹植诗功于锤炼，善为警句，而曹植以前，古诗“平平道出，无用工字面”，自曹植，方锻字炼句，后世诗人争相效仿，甚至“唐人诗眼本于此”(谢榛《四溟诗话》卷二)；曹植诗对仗工整，平仄妥贴，对齐永明体及唐近体诗，也多有启发；曹植诗词诗采华茂，粲溢古今，却“浑然天成”、“文质适中”(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二、卷三)，将乐府诗的通俗和《十九道》的典雅相融合，“形成自己全新的语言风格”；此皆曹丕、王粲所不及，曹操更是无此“文心”，无意“雕龙”。
现代植物小短诗范文第4篇
关键词：桃；诗词；观赏特性；景观营造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641（2016）02-0000-00
Abstract： Peach （Amygdalus persica L.） is a widely distributed plant which has been cultivated for a long time. Peach culture is gradually forming in the long history and derived rich cultural symbol. Through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of ancient poetry， the article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of peach culture， and sums up peach cultural connotation， including symbols of spring， beautiful women， paradise， good moral characters， exorcising and longevity， frivolous and so on. Furthermore，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value for landscape application of peach in the future， the article discusses application features and arrangements of peach in landscape.
Key words： Prunus persica； Poetry； Aesthetic feature； Landscape design
引言
桃Amygdalus persica L.属于蔷薇科、桃属植物，原产于我国，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栽培历史[1]。桃的果实可口，是我国重要的水果品种之一。桃花更是绚烂夺目、惹人喜爱。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人们对桃的认识不断加深，形成了源远流长的桃文化。桃从最初的供人食用，逐步发展为供人欣赏、托物言志的文化象征，衍生出了象征春天、女性、长寿、驱邪、美好品德等内涵。桃花是历代文人墨客歌颂的对象，从《诗经》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到陶渊明笔下的“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再到崔护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描写桃的诗词层出不穷，蔚为大观，也见证了桃文化的时代变迁。梳理诗词中桃文化的发展历程，不仅对理解桃文化的丰富内涵有极大的帮助，对桃的景观配置与意境营造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 桃文化的发展历程
2.1 先秦时期的桃文化
先秦时期是桃文化的萌芽期。人们对桃最初的认识是从其食用性开始的[2]，《国风・魏风・园有桃》记载“园有桃，其实之肴。”桃果可充饥，且味道鲜美，因而受到人们的重视，在生产力较低的先秦时期，这是难得的佳果。桃也从野生状态转为栽培，种植于“园”内。《诗经・卫风・木瓜》中的“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表明先秦时期人们对桃的喜爱，并将其当成贵重的礼物赠与他人。《诗经》中描写桃最著名的句子莫过于《诗经・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这生动地描绘出桃花绽放、果实挂树、枝繁叶茂的情景。此外，还以桃花来赞美新婚女士的娇美，开创了以桃花比喻美人的先河。
先秦时期人们对桃的认识体现在对其花、果、叶等器官的形态特征的细致描述，对其物候特征也有了初步的了解，“夭夭”“灼灼”至今仍是形容桃花的常用词；《诗经》中的桃花也具有比兴作用，奠定了后世桃花与青春、女性的关系。
2.2 魏晋南北朝的桃文化
魏晋南北朝是桃文化的发展期，这一时期桃的应用更加普遍，除了栽植在果园内，也常用于园林之中，如《咏池边桃》中的“聊逢赏者爱，栖趾傍莲池”，《奉和咏龙门桃花》也写道“旧闻开露井，今见植龙门”。
桃花的审美价值也在这时期形成[3]。萧纲所著的《咏初桃》便是极佳的例子。“初桃丽新彩，照地吐其芳。枝间留紫燕，叶里发轻香。飞花入露井，交干拂华堂。若映窗前柳，悬疑红粉妆”，“初桃”即为刚刚绽放的桃花，“枝间”“叶里”表明了观察的细腻程度，“紫”“红”再到“清香”，则是从视觉和嗅觉两方面欣赏桃花的美，“吐”“飞花”“交干”则是对桃花开花、落花的情景生动形象的表达。沈约的《咏桃》中“风来吹叶动，风去畏花伤。红英已照灼，况复含日光。歌童暗理曲，游女夜缝裳。诅减当春泪，能断思人肠”，对桃花的描写已不着重外貌的刻画，而是见花开花落，触景生情，抒彩浓厚，由重物色描写到抒感，这是桃花审美的重要转变。
这一时期，桃具备了指代美德的寓意。《太宰鲁武公诔》中“桃李不言，下自成行；德之休明，没能弥彰”和《咏怀诗》中的“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皆是以桃指代美德的例子。
社会的动荡不安催生了隐士思想的发展。《桃花源记》奠定了桃花与“乌托邦”的关系，世外桃源一词由此而来。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与世无争，生活安宁祥和。这也说明桃花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是崇高的，是美好事物的代表。
2.3 唐朝时期的桃文化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极为繁荣昌盛的时期，也造就了桃文化的蓬勃发展[4]。桃种植范围更广，培育技术也有进步，在田间山头、街道或寺庙随处可见桃的踪影，赏花之风盛行一时。种桃成了当时的潮流，杜甫《萧八明府堤处觅桃栽》和白居易《种桃歌》皆是因栽桃而著的诗。
唐朝时期人们对桃花的审美已不局限于桃花本身，而是将其融入整个场景之中。张九龄《山舍南溪小桃花》云“一树繁英夺眼红，开时先合占东风”，描绘了山间桃花盛开的状况，凸显出生意盎然的景象；王维的《辋川别业》：“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然”描绘了雨天时桃花依旧灿烂夺目的景色，青草葱葱烘托出桃花的艳丽。桃花与其他植物相互对比、烘托，更能体现桃花之美，这类的诗词还有《晚桃花》：“一树红桃亚拂池，竹遮松荫晚开时”。《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田园乐》：“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望人家桃李花》：“桃花红兮李花白，照灼城隅复南陌”。这一时期对桃花的色彩不单纯用“红”形容，而是用“霞”“漫”，不拘泥于形态的逼真，而力求展现成片桃花的烂漫妩媚，如吴融《桃花》“满树和娇烂漫红，万枝丹彩灼春融”。
唐朝时期人们对桃的推崇，使桃文化迅速发展，使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水果，而具备了重要的象征意义。唐朝时期桃的文化内涵已大致成型，可分为以下6类：
表1 唐朝时期桃的文化内涵
象征意义 内涵 代表诗词
1 春天的来临 桃花早春开发，花色娇嫩，艳丽多姿，是春天到来的象征 周朴《桃花》；杜甫《春水》
2 年轻的女子与爱情 桃花色泽娇红、仪态妖娆，以此比喻美丽的佳人再适合不过 崔护《题都城南庄》；冯待征《虞姬怨》
3 驱邪、长寿 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认为桃木能辟邪[5]。自南北朝以来，道教的发展催生了桃驱邪、长寿的神话象征，到唐朝桃已经是“蟠桃会”上的仙桃，能助人长生不老 张子容《乐城岁日赠孟浩然》；李白《庭前晚花开》
4 青春的逝去与哀怨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早春的桃花固然鲜艳美丽，但盛开的花朵注定会凋落，桃花的凋零也代表美好事物的逝去 刘禹锡《竹枝词・山桃红花满上头》；白居易《下庄南桃花》
5 思乡、隐逸之情 在《桃花源记》之后，桃花已经成了世外桃源标志 张旭《桃花溪》；刘长卿《时平后春日思归》
6 轻浮不实 桃花花色艳丽，但浮华短促，在春天争奇斗艳，容易让人将其与一些擅于趋炎附势或风流韵事联系在一起 刘禹锡《和郴州杨侍郎玩郡斋紫薇花十四韵》；卢照邻《长安古意》
2.4 宋朝时期的桃文化
宋朝的桃文化延续了唐朝的内涵，赏桃、咏桃之风依然盛行，桃象征春天、美人、爱情、理想世界等文化寓意也悉数保留。但宋朝受理学的影响，赏花注重“花德”，梅花Armeniaca mume、杨柳Salix babylonica、荷花Nelumbo nucifera受到推崇，而桃花色彩鲜艳、仪态妖娆，容易使人联想到艳俗、轻薄与，因此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不如以前。朱熹就在《念奴娇・用传安道和朱希真梅词韵》中写道“应笑俗李粗桃，无言翻引得，狂蜂轻蝶”，直言桃李庸俗。辛弃疾《武陵春・桃李风前多妩媚》有“桃李风前多妩媚，杨柳更温柔”，以桃李的妩媚衬托杨柳的柔情。陆游更是在《雪后寻梅偶得绝句十首》中云“饱知桃李俗到骨，何至与渠争着鞭”，斥责桃李粗俗至极。
2.5 元明清时期的桃文化
元明清时期，桃文化经过漫长的发展而趋于稳定，较前朝而言，桃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有所提高。明清文人接受了桃的“妩媚”属性[6]，审美心态倾向世俗化。最好的例子是唐寅的《桃花庵歌》：“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折花枝当酒钱”，在诗中，唐寅种植大片桃花，自比桃花仙人，完全沉浸在由桃花所构的繁华世界中，怡然自得。
3 桃在园林中的观赏特性
从历代的诗词中可以看出，国人对桃的栽培与观赏具有悠久的历史，对桃有全面的认识，已从多方面欣赏桃之美。
3.1 桃的美学特征
1）树形优美
桃为落叶小乔木，树形优美、枝干遒劲。枝型除了常见的直枝，有小枝拱形下垂的垂枝桃类，株型矮小、节间很短的寿星桃类，还有树形上宽下窄如扫帚的帚型桃类。桃叶茂盛翠绿，而“紫叶桃花”品种的出现，使桃也成为了一种彩叶植物[7]。
2）花色艳丽
桃花花蕾娇嫩可爱，开花时绚烂夺目、艳如彩霞，花落则是落英缤纷，如诗如画。且桃花具有淡淡的香味，清新淡雅；观赏品种丰富，涵盖了单瓣和重瓣，色彩从粉色、红色、纯白色到各种杂色，常见的观赏品种有碧桃、绯桃、绛桃、千瓣白桃、撒金碧桃等等。
3）果实独特
桃果同样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形状和大小各异，有圆形的毛桃、卵形的油桃、扁圆形的蟠桃，色泽变化由淡绿白色至橙黄色，常在向阳面具红晕，独具特色。
3.2 桃的生物学特征
桃生长快，耐旱、耐寒[8]，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喜光，不耐荫蔽，忌水涝，根浅忌风，在种植时需确保排水良好，光照充足，避免种植于密林下，并选择背风处。花期一般在3-4月，果期一般在7-8月，桃花盛开时正值早春，花叶同期，但叶稍迟，这就先形成了《桃花》：“千朵浓芳倚树斜，一枝枝缀乱红霞”的景象，后又呈现《桃叶歌》：“桃叶映红花，无风自婀娜”的姿态。
4 桃在园林中的应用
桃文化内涵丰富，诗词歌赋卷帙浩繁，为其园林利用提供了大量的题材。根据不同内涵，营造不同的景观特色，不仅能切合所需的主题，更能将文化融于景观，提升景观的美学价值。
4.1 桃花造景之美
桃树形优美，花色艳丽，单株或三五株红白相间种植，相映成趣，可展现桃的个体美。这种种植适合小空间，作为近景观赏，山坡、草坪边缘、庭院、水旁都是理想的种植场所。特别是桃与景石搭配，刚健稳重、古朴素雅的景石与婀娜多姿的桃花搭配对比，更显风韵。
桃的群植是更具效果的配置方式。诗词中的桃花源、桃花谷、桃花庵、桃园皆因其成片种植而得名。当春季来临，桃花盛开，处处被绚丽的桃花点缀，放眼望去一片如霞似锦，大有《泛舟观桃花》中“霞照波心锦裹山”的气势，娇艳的桃花展现着春天的活力，展现了桃花的群体美。桃也可在山谷、草坪、风景区等较大的场地进行群植，自成一道靓丽的风景。但桃花期较短，秋冬季景色较为单调，可通过营造高低起伏的地形增加层次感，并选择花色不同、体量不一、树形有别的桃花增加观赏性，再搭配不同花期的品种，观赏期可从3月延续到5月。
4.2 与水体的搭配
水是园林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桃种植于河岸、湖边、岛上，可使桃花更富生机，渲染浓艳的色彩。每逢落花时节，花瓣飘落湖面，一片片红彩，不失为一道绚丽的景色。当桃花飘落于流动的河面，便是“桃花流水”之景，就如《桃源行》中“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桃花沿着河流涓涓而来，可增加游览的趣味性。
4.3 与园路的搭配
桃可种植于道路两旁，其中帚型桃树形整齐，枝条直上，种植于道路两侧可起观景作用，也适合运用于公路隔离带；直枝桃株型紧凑，开花繁茂，可种植于园路两侧，景观效果明显。道路的设计宜曲折有致，桃的种植随着园路也有相应的疏密变化，营造曲径通幽的氛围，在拐弯处可增加桃花种植的密度，形成误入桃源的感觉。
4.4 与其他园林植物的搭配
桃与其他植物搭配，相互衬托，可凸显桃花的美感。在选择时，需注意结合桃花的景观特征与生态习性，注意植物间对比与和谐[9]。在色彩搭配上，桃红柳绿的色彩对比相得益彰，是春季独特的景色。《惠崇春江晚景》中“竹外桃花三两枝”以竹Bambusa sp.为背景点缀一两株桃，红绿相烘托，更显桃花的艳丽。在形态搭配上，松类Pinus sp.和柏类 Juniperus sp.植物不仅叶色较深可烘托桃花的粉嫩，而且树形高耸，可与桃搭配打破单调，形成高低错落的画面。在花期搭配中，桃与杏Armeniaca vulgaris、李 Prunus salicina也是值得参考的搭配方式，桃、李、杏的花期皆为春季，且桃花红艳，杏李白皙，色彩协调，并有“桃李芬芳”之情。在桃树下，可种植观赏草坪或草本花卉，增加群落的层次感。相搭配的草本需与桃花色彩不同，如蓝花鼠尾草Salvia farinacea、三色堇Viola tricolor、矮牵牛 Petunia hybrida等蓝色系花卉，可与盛开的桃花形成对比。
5 结语
桃文化从先秦的萌芽，魏晋时期的发展，再到唐宋的繁荣，衍生出丰富的文化内涵，且桃本身具备极高的观赏价值，有广泛的认可度，是园林中不可多得的一种植物。优美的诗词为桃的景观营造提供了直接的参考，但意境与文化的营造是景观设计中容易被忽视的环节。咏桃诗词繁多，是山石、匾额楹联题字绝佳的材料，融文化与景观于一体，可提升文化内涵。桃的文化内涵丰富，象征着春天、爱情、品德、长寿、理想世界，运用桃花来表达此类主题效果理想。
现代景观营造注重视觉感受，但现有形式较为单调，容易忽略文化与意境的体现。在配置桃花时，必须研究桃文化与景观营造的关系，同时兼顾景色与意境的协调，并注意保护文物古迹，达到景与情的融合，方能展现桃之美。
参考文献：
[1]左芬.桃在园林中的应用研究[J].江西农业学报.2009（2）：76-77.
[2]黄丹妹.汉魏六朝咏花诗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2011.
[3]渠红岩.先秦时期“桃”的文化形态及原型意义[J].中国文化研究.2009（1）：162-169.
[4]渠红岩.唐代文学中的桃花意象[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122-127.
[5]王焰安.桃文化衍生试论，以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为例[J].江西社会科学.2003（3）：32-36.
[6]邱建国.拗竹与媚桃──明清文人审美心态的外在表征[J].松辽学刊（社会科学版）.1995（2）：60-66.
[7]王燕，柳小年，顾振华，等.我国观赏桃花研究进展[J].河北农业科学.2008（6）：24-26.
现代植物小短诗范文第5篇
关键词：古典诗词 植物景观 文化内涵 昆明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3）01-0062-02
在园林景观中，植物表现出的风韵美和文化内涵是很深奥和丰富的。昆明具有独特的气候条件和地形地势，植物资源极其丰富。其园林也利用了这些得天独厚的植物资源来营造园林，为园林艺术的塑造提供了无限变化。因此，本文选择描写昆明植物景观的典型诗词，从时令美、风韵美和文化内涵三个方面对其进行深入分析，进一步得出具有诗情画意的植物景观园林艺术营造手法。
1 植物的时令美
春夏秋冬，风雪雨晴，自然界的气候变化给昆明植物以不同的形态。“春则花柳争妍，夏则荷榴竞放，秋则桂子飘香，冬则梅花破玉”。花草树木这种四季景色变化使得昆明园林随季换新装，意境层出不穷，给人的感觉也不同。
初春鲜艳的百花衬映出翠绿的垂柳，引人心情舒畅。“陆上百花竞芬芳，碧水潭泮默默香”。入夏盛开的荷花，红白相间，翠叶红莲，以其出污泥而不染的本性为佛家所崇尚，不但广植于寺观园林之中，还奉为圣物雕为莲花座等。深秋，昆明园林又是银杏、枫相映成辉，“深秋霜老，丹黄朱翠，幻色炫彩，朝旭初射，夕阳反照，绮撷不足拟其丽，巧匠设色不能穷其功”。此时节的昆明园林富有色彩美。严冬萧瑟虽经千年风霜，松柏依旧苍劲、梅花进修绽放、冬樱花秀满枝头。
如描写昆明黑龙潭的《咏梅诗》：
千岁梅花千尺潭，春风先到彩云南。
香吹蒙凤龟兹笛，影伴天龙石佛盒。
玉斧曾遭图外划，骊珠常向水中探。
只磋李杜无题句，不与通仙季迪谈[1]。
诗中以描绘了唐梅蜿蜒横陈的形态，以及跟潭水相互借景的空间关系。昆明季节区别不明显，自然中原就存在一年四季不同的观赏花木，园林景域中自然也延续了这一特色。可以说，在“植物王国”的资源支撑下，昆明园林最有特色的当是一年四季的植物景观，这是其他园林类型难以企及的特点。
2 植物的风韵美
植物的风韵美主要表现为植物的色彩美和姿态美。
2.1色彩美
在园林景观中，色彩能唤起人的视觉美感，直接影响着园林场景和空间的气氛和情感表达，尤其是植物的色彩美。植物的色彩是人们情感的象征，不同的植物色彩表达的情感不同，就植物的绿色来说，深绿色使空间显得恬静、祥和，在园林空间上常作为背景；浅绿色植物能使空间产生明亮、轻快美感，在园林景观中常作为前景。同时，植物色彩可通过干、枝、叶、花、果等表现。昆明四季如春，植物种类多样，在色彩上体现为以绿色为主色调，红花硕果丰富植物景观。
如杨慎的《山茶花》）一诗就咏出山茶这种昆明特色植物的风韵美：
绿叶红英斗雪开，黄峰粉碟不曾来。
海边珠树无颜色，羞把琼枝照玉台[2]。
这首诗短短几句，用“绿色”和“红色”道出了山茶花的色彩美；这种色彩美是通过植物的叶和花来进行表达的，这种美感是通过人的视觉感知的。又从“黄蜂”、“彩蝶”动物色彩上突出山茶花的美和艳。由“绿色、红色、黄色和粉色”共同构成一组艳丽多姿的群体美，给人营造一种优美欢快的意境。
2.2姿态美
云南素有“植物王国”美称，植物种类丰富，景观独特。饱经沧桑，蕴含很多历史和文化的古树名木，由于受该地域中自然环境的地质和地形以及气候的影响，形成了当地独特的植物风格。这些植物景观有的姿态优美；有的苍劲挺拔；有的柔和流畅；有的艳丽多姿，这些植物有着独特的风韵美和群体的和谐美以及与建筑、山水结合的意境美[3]。
对植物风韵美描写的诗词有明代范运吉的《咏白菊》和清代徐崇岳的《唐梅》，它们所描写的诗词中不但写出了植物的风韵美，同时还用拟人的手法咏物言志。
假如园中没有在春风中飘舞的杨柳、夏季盛开的芙蓉、秋季飘香的山茶、冬季绽放的梅花，那么园林中的山就少了生机，园中的水，也就是一片沉寂，园中的建筑，就会显得很单调。正是因为有了柳枝、花开、香气才使得整个园林多姿多彩，增添几分生机和活力。由此可见，植物在园林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植物的风韵美以及姿态美也影响着园林意境的营造。
3 植物的文化内涵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园林文化里，许多拟人化的植物象征人们对崇高的理想和向往的追求，进而产生情景交融的深刻含义和意境。先秦时期古人对树木的崇敬，也就印证了现在人们对自然界花木的热爱，“花木比德”——人们把花木人格化，将植物作为“比德”对象的文化渊源，中国文化由于赋予花木的品格不同，因此产生了不同的情感表达。
3.1茶花
茶花是昆明市市花，被誉为春天的象征，在昆明地区自古以来都深受人们喜爱，是具有昆明特色的园林植物。历代诗人都对昆明茶花情有独钟，出现了不少咏茶花是诗词。
如清代杨慎在其诗词《咏茶花》中表达出对山茶的喜爱。
正月滇南春色早，山茶树树齐开了。
艳李夭桃都压倒。妆点好，园林处处红云岛。
诗词中描写了一个由山茶树连成一片漫天茶花的大场面，就仿佛大片红云漂浮林间。这种美是惊人的，不要说桃李，百花都失去了竞争的资格。这样如霞似云、红紫如火、美不胜收的茶花给人一种欢快热情的场面。
他还在《山茶花》中表达了山茶花在众多植物的突出地位：
绿叶红英斗雪开，黄峰粉蝶不曾来。
海边珠树无颜色，羞把琼枝照玉台[2]。
作者提笔第一句就为我们展开了一幅浓艳的茶花盛开图。红颜如火似霞的片片山茶花为我们烘托出了浓得化不开的春意，在全国大部分地方仍是雪飘霜冷的时节，茶花就迎势而开了，其坚韧的气势胜过了其它植物。由此可见昆明园林植物的特色和精彩。
咏茶花的诗文还有：“花树高于屋，江霞夜照人”[2]，“山茶竞开如火燃”[2]，“焰紫燃红君马前[2]”。《太华寺》中“红桃绽蕊山茶艳，取次花丛小径归。”形容茶花的茂盛和锦簇，给人营造一种春暖花开的画面，是希望的象征。
3.2梅花
梅花苍劲挺秀，暗香清幽，是花木中的珍品，素有“花魁”之称。梅的苍劲姿色，清淡神韵、刚毅精神和崇高品质受到人们所喜爱。昆明园林中有大量的梅花种植，尤其以黑龙潭公园祖师殿前的唐代梅树为最。在以梅为景的园林局部空间中，充满了“韵美”、“格高”的梅情。
历来咏梅的昆明名家作品不在少数，明代的戴家政在《白梅》中写出了梅的刚毅精神和崇高品质：
一点春光认玉胎，月明清影自徘徊。
逢人不肯作青眼，谁是冰霜玉骨来。
诗词咏物为志，以白梅自比，比喻自己高洁。观赏梅花不仅看其形态，品其芬芳，更重要的是欣赏梅花的品质和风格。
3.3莲花
莲花是佛教之花，是圣洁的象征。用莲花比喻人性的至善、纯净和不染，作为理想的圣人之性的象征。“东风吹破碧芙蓉，满地崩星争作峰。因石为宫居古佛，连云化石见寒松”[4]。（清.孙鹏《初春再游圆通寺》）。
从以上描写可以看出，昆明园林植物在这一特殊的环境条件写形成了具有地方风格的植物景观，表现为：“多样性、文化性和艺术性”。
4 结语
昆明园林中的植物景观形成了本土的地方风格。具有种类多样、姿态和韵味丰富、馨香感强、植物色系分布广等特点，其组景手法和文化内涵也极为丰富。观赏特征常常是花、果、茎、枝干、叶形等风韵美，欣赏植物的拟人化风景。因此昆明园林艺术的植物配置，在满足绿化的基础上达到了“入画”的境界。展现植物的风韵美和姿态美的同时，凸显植物的文化内涵，创造丰富的园林意境。
参考文献：
[1]王文才.杨慎词曲选[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2]杨慎.《升庵遗集》卷7[M].天地出版社，2003.
（来源：360范文网 http://www.360fanwen.Com）文章共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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