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论文(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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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论文范文第1篇
1何为“管治”
管治是西方近来兴起的概念。通常我们认为西方国家是所谓的“市场经济”，这种认识忽略了其国家机器的强大管理功能。这种功能是在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践过程中产生的。这种凯恩斯主义式的上层建筑也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全球化和向“后福特主义”转型引起了国家治理的危机(Jessop,1998)。
国家由此不得不寻求新的方式（如与私营部门合作），以整合其管治能力。即出现了所谓的“由政府向管治的转变”。
管治概念中国古来有之。《资治通鉴》集成了帝国管治的精华。寻求天下大治，无非是掌握天时地利人和，明察各种关系，以达到整治的目的。整治的方式当然不尽相同。
因此，管治实为一种视野，我们大可不必拘泥于西方的具体管治形式。
2社会主义管治的基础
资本主义力图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整合，危害了边缘民族国家的利益。社会主义由此而生，是对这种势头的扼止，由此即形成了东西对峙。唯有国家才可承担此重任。感叹封建和半殖民的旧中国是“一盘散沙”。这种无组织状态是实行快速工业化的最大障碍。对资源调动和社会整合的迫切需求必然促使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消费方式的集体化。比如，住房的单位分配即为一例。社会主义管治的基础产生于对无序社会的管治的迫切性，因而造就了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其合法性不仅建筑在人民革命胜利的基础上，而且源泉于民族的危机。
3管治基础的改变
市场经济改革转变了原有的基础。在国家内部，为了建立激励机制和转移中央压力，实行财政放权。放权形成了计划外资本循环和地方主义。在地方经济实力增长的同时，削弱了中央政府的管治能力。这在实行分税制后有所改变，但出现了复杂的中央与地方的博奕关系。当地方政府对其可控资源的收益有稳定的预期，便有可能形成所谓的“企业式经营政府”的行为(Walder,1995)。在体制外，市场使体制外要素的出现成为可能。传统上，单位关系是划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主要标准。但当内外差别弱化时，此区分便失去了意义。
人力资源：随着城市私有企业出现，私营、外资企业的职员们脱离了他们与国家单位系统的联系。私有企业的发展壮大产生了单位体系之外的诸多工作。在高收入的吸引下，国有企业的职工们也开始放掉“铁饭碗”，“下海经商”。通过“一家两制”，诸多私营企业职员也可保持与单位系统的联系，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成员继续在国有单位工作，以享有住房、医疗补贴及工作的稳定等种种待遇，而另一成员在合资公司或私有企业“挣大钱”。尽管如此，对体制外者的管理和控制弱化了。
而且，单位本身的变化也在弱化职工和工作地之间的联系。随着单位社会功能的减少，城市从业者开始“走出单位成为社会人”，例如房改的重大影响。除了去私有企业工作，工人在国企重构中也有可能变为剩余劳动力。同时，伴随大量下岗者，还存在与日俱增的离退休人员。因此，政府意图切断住房、就业和再分配之间的联系，将责任转嫁给城市社区。
而最大的转变则是城市中大量的农村移民。这一运动具有自发性，未经规划，但与家庭纽带或老乡关系相关。移民一般难以溶入社区生活，因此他们保有“外来者”的特征。同时，户口制度仍固执地将他们排斥于城市服务之外。由于民工高度的变动性，对他们的管理成为政府的严重挑战。
生产资料和基础设施：市场经济改革通过放松对一定生产资料的控制引入市场化。在1990年代中期，计划分配的原材料份额大为下降，由此为终结多数工业原材料的计划分配铺平了道路(Lardy,1998)。政府最终采用了一种特别的“划分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理论建立了土地租赁体系(YehandWu,1996)。这一新系统的采用最终促成了国家在城市土地管理职能上的放权。而在正规土地利用体系外则还存在不断膨胀的“黑市”。
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和使用中也引入了市场机制。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地方政府的负担，除了专款支持的大型项目，基础设施的发展或多或少地与单位相联系。而在改革时代，在土地租赁系统建立后，基础设施投资开始发挥出刺激经济增长、增加政府财政税收等的巨大作用。
资本：改革开放政策将中国经济与世界联系起来。外资的流动性引发了城市之间的竞争。外资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对资本构成的贡献，更在于它对非国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启动资金。而民营的非国有企业也存在极大之活力，由此亦成为就业的重要资源。
空间：由房地产市场建立而起，内城变化开始加剧。户口对于市民的控制性作用开始减弱。购得商品房的居民可以重新落户，或者施行所谓“人户分离”。另一方面，自发的土地开发也在冲击单一的单位空间。事实上，土地利用不再由单位的特征所决定。由于对单位的放权，国家对土地利用的控制也弱化了。由此，对土地利用规划控制的需求增加了。国家通过增强的土地利用规划和社区发展，加强由单位开发的，但游离于法规控制外的内城空间的“地域化”。而在单位系统无法触及的城市空间，非正式空间出现了，例如“浙江村”。
总体上，社会复杂性增加了，这减弱了国家的管治能力。迫使国家需要将各种要素联系以整合为可管理的社会。
4管治的地域化：地方权力得到巩固
与等级式的单位系统相比，地方政府（市政府，区、县，街道办、城镇、乡，居委会、村）属于“地方”组织。随着单位体系外要素的增加，“地方”组织开始承担更多的管理功能。例如，对于放弃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工作，到私营企业去的人员，他们的人事档案将由市人才交流中心管理，确证其身份。由此看来，国企工作是一种事实上的“身份证明”，包括“单位证明”，居住地则以户口加以确证。随着非国有企业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从属于正式的单位，因此地方和社区服务就变得重要起来。
市政府：与中央在经济发展中的转变相适应，城市在经济组织中的作用开始被确认。市政府开始在地方中发挥重要作用。其角色从辅助国家项目转向更积极的地方发展战略制订者。
城区：1960年代曾有过将属于不同系统的单位整合进同一地方公社的尝试，但流于失败。1990年代后，这一尝试重新出现。上海市政府在1995年提出了一个新的管理结构，谓之“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其中开始强调区对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
街道办：严格地说，街道办事处并不是政府层次而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与市政府以前在城市管理上的补充性作用一样，街道办扮演着边缘角色，承担管理国家单位外人员的作用。
居委会：居委会与街道办事处的区别在于居委会是一个“群众自组织”。实际上，居委会已经成为基层政府的左臂右膀，并且经费亦在地方政府预算之内。地方的政府功能在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的巩固形成了诸多新功能。
空间流重组：地方权利的重新组织造成了资本和信息的空间流重组。政府监督部门和下级单位之间的资本流从垂直转为水平方向。从上至下传达和从下至上报告的传播方式改变了。垂直流是改革前的特征，各级政府有自己的公司和，所以单位依据其管理关系划分等级。当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开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种关系就为水平联系所削弱。
5管治的企业化
管治企业化的出现是政府对内部能力调整的一种应对。例如管理部门直转变变为公司，房产局接转为房产公司。
建立地方商业合作：从1990年代开始，街道产业已成为上海第二大地方财政收入。在地方层次上，政府和企业的界限日益模糊。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经济活动在地方尺度上紧密联系，这为企业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创造地方空间：空间的创造使大量地方性的城市治理成为可能。在明确的地域边界内，使用更具风险性的手段，政策得以试验。同时，很多发展区都通过“土地开发公司”进行开发。例如上海市政府在1990年代制订了一系列法规并建立了一个开发公司专门负责外滩的发展开发，在此政府拉力下，目前外滩已成为上海的中央商务区之一。而且，城市景观也开始被大力提升。
6从街道办事处到社区：走向市民社会？
重建城市社区是政府的头等大事，它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社区通过国家权力在基层的渗透发展起来。国家权力的下放使街道办事处获得了一系列的管理功能。当街道办事处具有了诸多的此类功能，它就变得更为正式并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社区”区别开来。将国家的权力分解到地方化的可管理的尺度无疑将促成一个更富变化和更具应变力的政府。街道办事处或多或少成了一种政府实体，因此无论如何，在其框架上建构城市，街道办事处仍然有异于社区。
因为基层组织的变化主要在从上至下的方向，是否这些努力将促成市民社会的形成仍然是不定的。有学者曾提出“居委会肩负着管理工作的施行。居委会的存在背离了社区自我治理的目标”（刘，2001）。
7结论
中国城市的管治基础在市场经济改革后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本文的结论着重于正日益变化的城市治理的原因和结果。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改革造成的管治真空。转型社会的复杂性和转变速度超出了国家单位系统的能力范围。对市场转型和后福特主义转型而言，治理在它们中的出现存在相似性，尽管这一复杂性在不同角度展开。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全球化，而且在于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本身。
规划控制的放松导致了各种尺度上生产要素的变动性，而且造成了维持社会等级组织的巨大困难。在城市尺度上，区政府相互竞争以成为零售和商业中心。地产的租金驱使他们与开发商签订协约(Wu,1999)。通过吸引外资和直接参与，地方政府也积极地参与到本地域中的开发中来(Wu,2000)。
其次，城市管治变化的方向不在于构建新的市民社会。政府管治的真空地带为政府功能在基层组织的扩张而填弃，而非依靠自组织的地方管治。市场化造成了体制外的诸多自发变化，如人口变动性的增加，资本流，“体制外”要素的增加等等。
我们在本文中看到了国家在调整与动员要素关系上的领导角色。例如处理同私有企业主、下岗工人的关系方面。种种努力的背后是强大的行政指令，为的是在边缘群体的服务设施供给、下岗工人再就业和乡村民工潮的巨大压力下，保有一个可管治的社会。另一角度上，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尽管市场化造成了有碍于管治的趋势，它也为国家体制的创新和改革提供了契机，而市场转型中的管治企业化亦为消除资源短缺提供了所需资本。
最后，需特别指出的是，为了理解中国城市管治的变化，我们应更多地在微观尺度上进行地域、组织和结构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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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转型国家不同制度安排价值取向研究
中国与俄罗斯，都曾实施过大体相同的计划经济体制，但在上个世纪末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却有着不同的转型策略和基本进程，根本原因是两个国家对转型的最终目标定位上，有着不同的制度安排。
一、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制度安排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俄罗斯在转型起点就有了明确的制度选择：一是要在国家政体上由共产党转向多党议会制；二是要在经济体制上由集权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样的制度安排，显然是要彻底抛弃斯大林的所谓社会主义模式，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
斯大林从1926年开始，领导原苏联进入了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建设时期，并逐步建立了集权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体制的主要特征：一是用超经济的手段排挤非公有制经济，让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家所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取得绝对的垄断地位。据原苏联1937年的统计资料，公有制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占99.8％，在农业总产值中占98.5％，在商品零售总额中占100％。斯大林正是依据这些资料，宣布原苏联在这一年已建成了社会主义。二是用行政权力下达经济计划指标并管理经济，最高权力机关是苏共中央，由国家计委和经委负责计划制订、实施和检查，产供销和资金一律按行政系统安排。这种带有强烈权力色彩的集权计划经济，在一个时期的确也发挥了某种效应：从1927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集中国家财力、物力、人力，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这和同期资本主义国家正在经历着的世界性大危机形成了明显的对照。①
但是，这种集权计划经济体制所内含的矛盾也在慢慢膨胀，高速发展的工业和日益衰退的农业以及潜在的工人和农民的矛盾日趋尖锐。进入20世纪50年代，矛盾日益显形，国家通过行政权力对农产品实行高征购、低价格的政策，使原苏联农业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甚至衰退的状况。另外，经济结构畸形发展，为抵御外国敌对势力的包围并长期进行军备竞赛，政府集中投资发展国防工业体系，使得消费品工业极为落后，人民日常需要的生活用品得不到满足。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附以极权的政治体制，培植了一个权贵阶层，这个阶层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日趋尖锐，在体制内累积、积聚了深刻的多重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戈尔巴乔夫领导原苏联进行改革。当时以“加速”为目标，优先发展机器制造业，但实际效果却是加剧了工业与农业及食品工业的矛盾。②当时，我在原苏联莫斯科大学等高等院校访问研究，他们对“市场社会主义”继续进行批判，“短缺经济学”被看作是异物，就连“竞争”概念也仍被排斥在讲坛之外。1987年6月，原苏共制订了《企业法》，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利润分配办法；1988年6月，转向政治体制改革；1990年5月，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当时有以渐进为特色的“政府方案”，有以激进为特色的“500天计划”，也有以“500天计划”为基础的“总统方案”，但都突出了价格自由化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思想。伴随着政治纷争与社会动乱，原苏联经济日渐衰退和混乱，1991年12月，直接导致了原苏联的解体。
在短短的几夜间，旧体制轰然解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根结底是一个发展问题，老百姓往往是从比较中作选择。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发展比别的国家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这从根本上点破了东欧剧变、原苏联解体的经济、社会、政治等多种原因，但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型，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
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需要有多元主体的竞争机制，要打破原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中国有资产对国民经济的垄断局面，重新配置国有产权和建立新的企业制度。20世纪90年代初，叶利钦实施了“休克疗法”，在1992年1月2日，放开了80％的批发价格和90％的零售价格，允许建立各种小企业，允许公民自由从事贸易活动。尽管这些措施比较快地扭转了商品短缺，但却同时推动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宏观经济恶化，经济严重衰退。然而，政府仍以加快私有化的速度为目标。1992年6月11日国会通过了有关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方案，用18个月的时间将国家所有权分散给大部分的大企业，把大部分的股份以低价出售给企业的职工和管理者，把一小部分售给企业外的投资者。到1994年，实行私有化的许多企业中，财产的所有权基本上被经理和管理人员所拥有。这种“先所有、后交易”的产权改革，事实上是培育了一个新的财产所有者阶层。
市场经济的运行当然也需要政府的作用，但当时俄罗斯思想界普遍认为：俄罗斯现有文化不具备使经济增长和保障世界福利标准的潜力，因此，“一定要把原来的那个国家机器搞散架”。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院长尤·阿法纳西耶夫说：“这种体制不应当修补！它有三大支柱：原苏联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非市场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还有党的垄断。应当逐步的，不流血地拆除这三根支柱”。③因此，俄罗斯转型的定位在一开始就很明确：要将原有的国家政体、国体彻底摧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体制和政府机构。俄罗斯一些思想家还认为，新政府必须是一个小政府，减少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预；而要扭转经济萎缩、实现经济复苏和增长，最简捷的路径就是缩小政府职能。因此，他们新建立的政府，不但“小”，而且也忽视了政府自身的政策目标。叶利钦建立的新政府面对市场经济，在一段时间内无所作为，价格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肆意攀升，恶性通货膨胀将老百姓的储蓄，几乎洗劫一空。
俄罗斯的这种转型，对现存的社会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俄罗斯媒体对此也毫不隐晦，他们承认：俄罗斯没有通过转型而优化经济结构，反而使国内生产总值在20世纪90年代初下降近一半，在现代科技、民用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方面，几乎被排除出世界竞争市场，俄罗斯面临着沦为世界二流甚至三流国家的危险。新生的权贵阶层与广大社会民众也出现了新的矛盾：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1998）批评了俄罗斯的转型，认为是简单地照搬了美国教科书中新古典经济学一种学派的理论，过分迷信市场经济的功能。但杨小凯教授认为：经济转型的核心是制度的转变，而建立新的游戏规则的长期利益与短期效果往往并不一致，要考虑长期因素。④
普京执政后，调整了转型的基本思路，寻求市场经济运行与公正理念结合的途径，发挥能源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的经济效应。同时，强调并严格界定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政府不对经济作过多干预，但要保护产权、保障平等的竞争条件；要减低税负、统一税率，改革金融体系；要实行现实的社会政策，优先发展卫生、教育和文化；要加强立法，保障良好的投资和经营环境。普京把保护私有产权看作是建立有效经济体制和良好经营环境的根本条件，从而逐步建立了一种国家可控制的市场经济或者说是符合俄罗斯地域价值观的社会市场经济。这相对于叶利钦的完全自由市场经济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另外，普京政府比较叶利钦时期，还采取了两条硬措施：一是改革联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二是注重公正，打击金融寡头。政府惩治金融寡头的行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
在新的经济模式下，从1999年开始，俄罗斯的经济出现了转机，连续多年都保持了经济稳定增长的势头。2006年，世界银行发表了有关转型国家经济增长的报告，报告说：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符合穷人的利益。媒体据此评论说：⑤俄罗斯从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速度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而居民货币收入年均增速达10％—12％。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保健医疗、教育事业、居民住房、人口增长、困难救济等社会公共领域，从而建立和维持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让退休、失业、学生、儿童等等弱势人群，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随着经济增长，俄罗斯最低生活标准由俄罗斯各联邦主体制定，但每一季度都进行调整，用于评估居民生活水平以及作为制定补助金、补偿金及其它社保支付的款项。⑥民选的官员，拼命讨好选民，除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俄罗斯政府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这种情势下，在经济恢复了的俄罗斯，要想当穷人，还不容易做到呢！这样的评论，当然未免有点过分，因为俄罗斯还有很多深层次社会矛盾。但不能否认，俄罗斯转型的社会经济效果，已渐渐显现，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的。
二、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定位
中国曾照搬了原苏联集权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并涂上了更多的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色彩。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左的错误思想开始抬头，决策层似乎淡忘了曾引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不仅定位中国已经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还把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作为新社会的主要矛盾，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构架“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基础；实行“大体平均”的分配原则；长期对外封闭；把指令性计划指标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统一生产，统一分配，统购统销，票证消费。这是一种计划的社会主义模式。在这种体制下，尽管也集中全国的物力、财力干了几件大的工程，但膨胀、家长制横行，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使中国丢掉了20多年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人民群众长期生活在票证、定量供应的最低生活水平线上。
经过“文化革命”浩劫的中国人民，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对中国式的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
改革的第一阶段，重点是在农村。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支持来自实践的经验，克服各种阻力，使完善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普遍发展。同时，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1979—1984年大约提高了54％，农民从中收益颇丰，使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农业获得了迅速发展，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开辟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新来源，而且还安排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闯出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的新路子。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改革的重点转移至城市，这主要是国有企业。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成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现在回头重新认识这一时期的改革，一个明显的特点是突出了“包”字：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以调整利润分配为主线，相继实行了生产经营责任制、利改税和承包制；与企业改革相配套，中央和地方财政“分灶吃饭”，实际上也是“包”字当头。相比之下，价格体制改革则由以“调”为主不失时机地转入以“放”为主，逐步放开了生活消费品价格。但对生产资料的价格在一个时期内仍实行“双轨”制，这种价格体制对生产固然有刺激作用，但少数手中掌握物资分配权的官员，按计划价买进，再按市场价倒出，“价差”为某些不法分子提供了腐败的条件。
1989年的后，市场化改革曾一度中断。1992年初，市场化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发表了重要谈话，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⑦三个有利于的提出，扫除了市场化改革道路上的障碍。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定了我国经济转型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做出了大体描述，其中有两点最重要：一是力求通过价格信号对企业的销售、供应和生产进行导向；二是国家通过经济政策、经济法规以及各类经济参数对市场进行调节，弥补市场的缺陷。⑧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彻底打破了社会主义与私有制不相容的传统观念，把非公有制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制度联系了起来。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还有另外的看法，最流行的观点是，强调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他们把这里的“社会主义”作为定语来对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这就再次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拉向了计划和市场是手段还是社会制度的僵死框框中！实际上，就经济的一般运行来说，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相似。⑨因此，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上，完全可以大胆地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和管理方法。
中国市场化改革是根据实践经验，一步步摸索推进的，俗称“摸着石头过河”。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算起，我们用四年多时间取消了农村的制度，逐步建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双层经营的管理体制；用十多年时间消除了计划定价并逐步形成了以市场定价为基础的价格形成机制；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发展多元市场竞争主体，并推动国有资产存量调整，培植市场竞争机制。统计显示，截止到2006年底，我国非公有制(不包括港澳台)注册企业3130.4万户（含个体工商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5.7％；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23780.4万人，占全国城镇就业人数的84.0％；非公有制经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量58265.9亿元，占全社会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62.3％；非公有经济（不包括规模以下私营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实现工业增加值3.93万亿元，占全国工业增加值总额的49.3％；在全国40个传统工业行业中，私营经济已在27个行业中经济比重超过50％，在轻工纺织、普通机械、建筑、运输、商贸服务等行业已占70％以上；非公有制经济（不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33523.6亿元，占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43.9％；非公有制经济（不包括港澳台及国有控股企业的非国有部分）共缴纳税收总额12666.84亿元，占全国税收总额（不包括关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的33.6％。就经济总量而言，2006年，非公经济所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已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5％左右。⑩非公经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虽然越来越大，但还属于粗放的数量增长；另一方面，公有制经济在质量上却得到了提高，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并在先进行业中居主导地位，依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多层次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在法律层面上奠定了市场主体混合的、多元的竞争机制，就使得国家集权控制全社会经济运行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主要是：国家不再对企业经营承担无限责任，企业也不能再吃国家的“大锅饭”，国有企业已逐步成为法人实体；个人对社会成果的分配，不仅劳动者以社会必要劳动即劳动贡献来衡量，而且各种生产要素也有偿参与社会价值的创造、实现和分配；农村不再是城市工业化资金积累的来源，而是全力发展城乡商品关系，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加快农业现代化的建设；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统一的国家政权组织内，一级政府，一级事务，各自有了独立的财政收支权限；随着多元市场主体的逐步形成，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和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市场体系也逐步建立并完善；利率、汇率、税制也适应国内外市场的需要而逐步市场化。这种状况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已初步奠定，要想让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复归，已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不能最终建立，或者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不能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发挥作用，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是否能按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1978年，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结构中，公有制经济占99.1％，非公有制经济占0.9％，而在公有制经济中，国有经济占56.2％，集体经济占42.9％。党的十五大依据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加快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给国有经济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进一步提出了明确的原则，这主要有：继续努力寻找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的新形式，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同时还包括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成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主要表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对国民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而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的改组，除通过市场组建以资本为纽带形成的大企业集团外，还可以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出售和股份合作制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也即通常所说“抓大放小”；支持、鼓励和帮助城乡多种形式集体经济的发展，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为主是集体经济发展的新形式；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并对它们进行监督管理。
但是，我们仍处在由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的漫长过程中。近百年的历史以及俄罗斯转型的实践说明：市场经济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提高效率的机制，但搞不好，也可能是一个让社会毁灭的机制。就世界范围来说，有两种市场经济，一种是良性的，一种恶性的。(11)我认为，我国的现行市场经济体制还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比如：现行的权力结构，还更多的是代表着部门利益甚至地区利益，不同权力部门都在试图控制生产过程和生产领域的资源，形成分散化的利益格局，并通过政策设计，将部门利益法制化。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这种情况造就了一代新的既得利益者集团；而现行的资源分配体制，也还很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财政资金的分配以及银行贷款，没有完全摆脱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微观竞争机制的不对称，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处在垄断性行业中的国有独资企业，其所占有的资源、所获得的利润，浓缩了中国当今现行资源控制和分配结构的现状。
三、经济转型与有效的社会政策：关注民生
中国有过5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但社会主义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有着不同的变化。
邓小平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总设计师。1980年4月，他在会见外宾时指出：“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12)他还多次讲：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一切要从这个实际出发。党的十三大按照邓小平的思想，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个理论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后来，邓小平又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1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制定政策提供了客观依据。
邓小平按照“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推进市场化改革，把市场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实行对外开放。先让一部分人通过勤劳致富先富裕起来，然后达到共同富裕，引领中国开创了探索市场社会主义新模式的实践。一代领导人执政后，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在强调党要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同时，根据劳动者大多数已逐步成为有产者的事实，允许私营企业主和民营企业老板中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同时强调说：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要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应该扎扎实实地搞好眼前的各项工作。(14)
市场化改革虽然使国家综合实力增强，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但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权力资本扩张。首先是贪污、受贿、腐败问题。中国搞市场经济的起步点是着眼于经济发展，尽快改变居民贫穷、国家经济落后的局面，因此忽视了与市场相关的立法建设。市场准入权由政府的官员通过行政审批行使，且又对行政权力缺乏监督与制约，包括立法的、制度的、舆论的监督，这就给官员的贪污、腐败和受贿提供了可乘之机，官员的权力向资本转化。有研充报告估计，上个世纪90年代，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约达GDP的17％左右（胡鞍钢，2001）。官员的超常消费和执法犯法引起了民愤。
二是贫富差距在扩大。世界银行对此进行过测算，198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2，到1984年下降到0.26。但这以后持续上升，2001年达到0.45，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警戒线。如果按基尼系数从低到高的顺序排列，中国属于当今世界收入不平等程度很高的国家之一。如果考虑到高收入居民的灰色收入而重新计算基尼系数，肯定将远远高于世界银行计算的0.45的水平。(15)还需要指出：1999年到2006年，国家财政收入从1.5万亿增加到近4万亿元，但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却相当滞后，人们被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四座大山，压得有些喘不过气来。中国经济虽然在高速增长，但穷人却没有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
三是市场秩序混乱。假冒伪劣、信用缺失、行业垄断、管制错乱等，严重地侵犯了消费者权益。
在市场化改革起步时邓小平曾经主张，让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先富起来。但那时，他似乎没有预见到劳动致富后的剩余资金一旦转化为资本，资本致富的速度以及由此产生的收入差距会快速扩大。劳动致富与资本发家，原本是两种不同的经济思维方法。邓小平1993年9月16日曾语重心长地说过：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么分配，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要困难。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16)邓小平晚年所思考的问题，是很实在的，而这正是社会各个阶层所深深忧虑的问题。
如果说俄罗斯转型的教训是在一个时期过分迷信市场经济，那么中国转型的教训也许是忽视了尽快实施一套有效的社会政策，并由此构建经济健康转型的社会安全网。(17)新一代党的领导，面对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矛盾日渐激化的局面，仍然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重申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继续坚持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方向，重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但更加重视政府对市场的导向功能。把政府改革摆在重要位置，明确政府改革的目标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切实解决公共服务投入不足、覆盖面不广的问题，特别是着力提高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质量，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些社会公共事业，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社会就业、社会保障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问题。政府面对市场经济，主要是制定公平竞争的规则，公共信息等，从而为社会、经济、文化和公众生活提供制度保障、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确保市场竞争的有效性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作用。政府职能的新定位，是新时期如何执政的一个全新理念，使实施有效的社会政策有了主体。另外，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快法律制度的完善，比如：2007年10月1日实施的《物权法》，能比较好地维护市场的微观基础。
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内涵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在长期存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有两项主要任务，除了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外，还要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相应地逐步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就不可能愈益充分地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因而也就不可能持久地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18)公平、正义、科学、民主、法制、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这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所以，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制度的安排，它同时也是一种对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的追求。将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和道德成果纳入对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认识，这是思想解放进程中的一个亮点。而这一点，恰恰是我国在一个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所曾忽视的问题，甚至在一个时期还对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加以排斥。
追根溯源，社会主义一词的初始含义，首先是对社会不公正的反抗和对民主平等的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关注民生。这使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按照我们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认识，必须关注民生，注重社会政策的有效性，其中包括：
民主问题法制化。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要政府多一些责任，给公民多一些权力，让社会多一些监督。
民生问题制度化。民生问题涉及人们的衣食住行，让人民生活得快乐和幸福。但是解决民生问题，要有制度的保障；有了制度，就不会因为政府的更替和领导人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经济转型论文范文第3篇
1.1工农的性质改变
通过对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的了解，对其工业化的过程分析，了解到在这个过程的早期发展中，是以农业发展为主体。在农业生产中投放了大量的社会劳动力，再把农业发展产生的资源投放到工业发展中。在工业化过程的中后期，随着农业和工业的发展，2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工业渐渐取代农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我国的工业会发展到现在的这个地步，工业发展和城市的建设取得如此大显著的成果，离不开农业资源的提供、农业经济的大力支持、农民的伟大奉献。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积累的能力在逐步提高，我国政府也随之改变了相关的政策，为了保证工农产业的平衡发展，缩短工业与工业之间的差距，改变城市和农业发展的不平衡，规定用城市的发展带动农村的发展，用工业发展来促进农业发展，增强农业经济发展的调控能力，全力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
1.2农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就是农业开始使用现代的工业、现代的科学技术和现代的经济管理方法，使农业生产力由落后的传统的农业逐步改变为现代化的农业。它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手段。现阶段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农业生产，建设现代化的农村，不仅会提高我国农业经济的生产力，创新农业经济的生产技术，还会为创建社会主义下的农村，实现现代化和城镇化，提供一定的物质支持。建设现代化的农业经济也可以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增强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村的竞争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土地的使用率，增强资源的利用率，可以增强农业产品的国际和市场上的竞争力。所以，加快执行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现代化的农业，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建设事业有着很大的意义。
1.3城乡一体化
在我国社会经济加速发展过程中，发生了不平衡，农业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生产组织能力不高、生产设备匮乏、生产力低、增长过慢、农民收入较低。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过快，造成了工业与农业的差距越来越大，导致农民对城乡一体化的要求更加剧烈，要求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综合研究，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促进城乡在规划建设、产业发展、市场信息、政策措施、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的一体化；改变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在政策上的平等、产业发展上的互补、国民待遇上的一致，让农民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文明和实惠，使整个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消除城市与农村的差距，实现城市与农村共同富裕。
2农业经济的转型对农业经济的管理学科带来了变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农业经济的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并给农业经济的管理学科也带来一些影响和改变。
2.1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为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带来了新的改变和发展
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问题的增多，传统农业经济逐步被现代化的农业经济所取代，农业的发展也随之进入新的阶段，关于农业的学科渐渐增多，管理学科的对象应着重放在农业的产业链上，注重农业生产的过程，保障农业产品安全质量。
2.2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为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带来了新的改变和发展
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应该得到高度的重视。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是当前主要的城乡经济结构。城乡传统的经济结构被打破。在社会经济的转型下，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必定会得到极高的重视，管理学科的发展，会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现代也是一个注重环境的时代。农业本身就是经济和环境的再生产结果，环境的改变也会影响农业产品的再生产，所以环境保护理论也成了管理学科关注的重点。
2.3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战略方针为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带来了新的改变和发展
现在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逐渐深入到农业发展中，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的战略方针渐渐变成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重点，并且进行了一些探讨，主要体现在：政府提出了可持续性发展的战略理念，把可持续性的使用和保护环境当作农业经济转型期的管理学科重点，以至于农业经济的管理理论发生了质的变化；怎样提高国际竞争力，提高农业生产将会成为农业经济转型期管理学科的重点。
3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和改变
3.1确定农业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方向
社会经济的转型显示出很好的发展趋势，取得了一些显著成果，但是转型过程中，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经济存在的矛盾。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耕地很少，农业生产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还是比较零散的，没有形成农业产业的整体形态。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过去农业发展只注重产品的重量，转变成现在注重农业产品的安全质量。这就激发了过去传统的农业经济发展与现代农业经济的发展2者之间的矛盾，所以要管理好农业，就要确定好农业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充分利用土地和劳动力，极力解决2者之间的矛盾和问题。
3.2分析农业经济管理，着重变现学科之间的特色
在分析了转型期农业经济发展的特点和管理学科的探讨对象的一些变化，了解到其中的差异，执行差异化的学科战略，把工农的性质结果、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战略作为农业经济转型期管理学科的研究重点，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注重农业经济的整体分析，注重生产之前、生产中和生产之后3个阶段的生产步骤，加大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研究，注重环境和国际方面的问题。
3.3加强人才的培养
从差异性的学科中可以发现，针对不同的重点有着不同的方针，这样就导致了需要不同的人才。可以提出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合理和有效的人才培养计划。科学合理地选取农业经济在转型期管理学科所需要的资源，例如教学教材、教师辅助教学所要用的资料和理论。恰当调整研究重点，将教学新理论、新方法和技术融入到管理教学中，培养探讨重点所需要的人才。政府应加大教学的改革和规划，推出新的农业经济管理教学中的人才培养对策，重点培养在工作中有突出表现和优秀的人才，增强培养力度。
3.4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
农业经济管理学科是一个比较广的学科，里面主要包含了2个学科：经济学科和管理学科，还包含了其他很多不同的学科。这些不能分离开来，要整体性研究，就要加强多个不同学科之间的互补，结合各个学科的特点，合力解决在融合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要不断增强思考能力，去增强实践经验。
4结束语
经济转型论文范文第4篇
从经典文献来看，世界工业化升级的进程经历了四个主要过程。第一阶段为初级工业化阶段，主要为轻纺、冶金、化工等为主导的传统工业对传统农业的替代；第二阶段为中级工业化阶段，这个阶段主要为新兴电子机械、精细化工等新兴产业对传统工业的替代；第三阶段为高级工业化阶段，主要为微电子、新材料、新能源工业等高新技术产业对一般精细加工业的替代，以金融、电信、工商、法律咨询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长足发展；第四阶段为以信息化为特征的后工业化阶段，知识和信息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资源和主要动力。这四个阶段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逐次递升的进程，经济成长必须逐次通过这四个阶段才能走向现代化。所谓经济成长的“产业断层危机”就是指经济成长从一个阶段转入下一阶段的经济转型期所发生的产业结构错落和经济动荡。
一、产业断层危机的特征
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处于从一个工业化阶段上升为上一级阶段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产业升级的衔接问题。根据产业升级的一般规律，新兴产业替代传统产业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如果经济运行处于一种完全自发的状态下的时候，产业衔接是一种缓慢而稳定的接续过程，一般不至于发生大规模的产业动荡。然而，这种自然过程过于漫长，人们通常在经济成长中都会将自己的主观发展意愿注入到经济发展过程中，或者提前发动产业革命，或者强制引进一种新的产业，而在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开放型经济还受引进境外的产业的影响。这些因素，必定会影响产业升级的衔接方式，使产业衔接出现错落不齐的现象，产业断层就不可避免。产业断层危机作为产业转型期的经济错位，具有几个明显的特征。
其一，产业断层的深层机理来自于技术升级的错落。产业断层导致的产业错落可能引发经济危机，这种“产业断层危机”不同于一般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它不是指一般的生产过剩危机，而是由于在进入新的经济成长阶段之前，新旧产业之间、新旧技术之间、新旧增长方式之间、新旧体制之间出现的磨擦和断层，并且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这个断层，主要表现为在经济转型中，结构剧烈失衡，增长速度放慢，市场秩序混乱，社会经济动荡。产业断层，作为产业结构变动的结果，显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发端于产业结构升级转换中的不协调。一些产业经过长期的发展，技术水平提高缓慢，市场出现饱和，导致这些产业的增长迟缓，进而出现产业的夕阳现象。同时，由于整个社会技术进步出现中空现象，具有高速成长意义的新兴产业没有在产值贡献上、利润增长上做出相应的反映，新兴产业的成长没有弥补夕阳产业的产值落差，从而带来相当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长滑坡。
其二，结构磨擦剧烈，表现为结构性过剩与结构性不足并存。既然是产业结构转型出现的经济成长落差，结构性矛盾就成为此时的主要矛盾。一般情况下，夕阳产业的市场过剩显著，有时也伴以品种型、技术型过剩为特点。这就是说，夕阳产业的产品并不是一概表现为所有产品的过剩，而仅仅是技术档次低、花色品种陈旧的产品出现过剩。这种过剩足以使传统产业步履维艰，似有整个产业垮掉的趋向。实际上，传统产业中也存在某些产品、某些项目通过技术创新而出现生机，其中有的传统产业经过升级转入新兴产业，有的传统产业通过技术更新改变了被动局面，得以在新的技术平台上继续成长。至于新兴产业在诞生之初，规模化和产业化不足，难以支撑整个经济增长，出现增长落差在所难免。
其三，经济增长率明显下滑但不一定表现为负增长。经济增长是综合性的，不同产业的相互作用，形成各自产业的增长率。但是，不同产业毕竟存在自己的成长规律，有些产业经济增长具有阶段性，有的产业经济增长受资源瓶颈和技术瓶颈制约较为严重，这些产业的衰落，不仅使自己的产业经济增长出现下滑，也会通过产业链条牵动整个经济出现增长率下滑的局面。这就是所谓“产业链陷阱”。
其四，产业断层危机持续时间较长。由于产业断层的弥补需要较长时间，故而产业断层危机持续时间较长。尤格拉周期的下降阶段多的一般持续20几个月，少的持续数月，即转入萧条阶段。而产业断层导致的断层危机，由于矛盾积累深，结构错位严重，供给调整需要时间长，故而，经济增长的下降就会出现持续不断的现象，有时可长达数年。为此，这种断层危机对国民经济的打击将是巨大的。日本经济自1989年下半年发生泡沫危机以来，直到1995年才出现经济平衡，前后经历了6年之久。东南亚金融危机自1997年5月到1999年7月，时间持续24个月以上。
其五，伴随较大规模、较长时期的结构性失业和技术性失业。尤格拉周期的失业通常都是有效需求不足型的失业，这种失业通常要通过刺激总需求来缓解。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主要就是需求管理的理论。由产业断层导致的断层危机，其失业的类型大多表现为技术进步型的失业或结构性失业。产业升级必然伴随技术进步，伴随结构性调整，相当一些传统产业通过市场调整而被迫收缩，由此引起大批剩余人员进入失业状态。这些结构性失业大军，由于技术，一时难以转岗，被迫进入失业状态，只有通过较长时期的技术培训和吸纳，才能缓解。
断层危机的发生或多或少都将给国民经济带来冲击，就冲击力测定来说，可以有如下四条定律：（1）发展阶段越低，发生断层危机的冲击力就越大。一般来说，经济发展阶段低，新兴产业诞生和接续能力不足，当传统产业衰落时，新兴产业接续不上，经济衰退的深度就会加强。（2）发展速度越慢，发生断层的冲击力就越大。经济发展速度是衡量一国经济动力大小的标志。经济发展速度慢，市场反应不快，居民承受能力不足。产业转型的落差将严重影响国民经济。（3）技术创新能力越薄弱，发生断层危机的冲击力就越大。一国经济成长过程中，是否能够顺利实现产业升级的替代，主要依靠新兴产业的发展，新兴产业的发展又取决于技术创新能力的大小。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将使产业替代能力发生空虚，经济成长将发生断裂。（4）对外依存度越低、越封闭，发生断层危机的冲击力度就越大。一国对外开放水平直接关系到一国的资源获取和技术引进的力度。如果国民经济过于封闭，势必面临资源获取的瓶颈和技术升级的瓶颈，在进行产业升级中将不可避免地要陷入重大困境。
二、中国经济转型期可能遇到的断层危机
从历史上看，各国工业化在几个产业转型期都会发生经济成长断层危机。根据工业化的进程，可以将断层危机分为初级断层、中级断层和高级断层。初级断层，是从工业化前期进入工业化转型期的断层，中级断层是指从传统工业化进入高级工业化期间的断层，至于高级断层是指从工业化进入信息产业化期间出现的成长断层。
根据断层危机的引发机制我们可以将断层危机分为几种类型：（1）康氏周期拐点型，如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2）尤格拉周期导致型；（3）泡沫经济导致型，如日本经济20世纪90年代大滑坡；（4）货币危机导致型，如东南亚1997年危机。此外还有资源瓶颈导致型和技术创新动力不足型断层危机等等。
目前，中国正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成长可能将面临“产业升级型”的断层。未来的5年内，中国经济将面临着支柱产业的大规模全面替代或质的变化。届时，我国新技术、新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替代将出现一个较大的浪潮，势必由于我国经济内在的矛盾，引发国民经济的大幅动荡。
其一，资源瓶颈的制约。总体来看，我国部分基础原料生产规模已经达到世界前列。但是部分战略性资源仍然构成我们发展的瓶颈。尤其是水资源和石油资源的日渐短缺已成为我国“十五”计划乃至今后长期的制约因素。目前，我国很多城市都面临缺水的威胁，在旱季部分城市甚至连生活用水都困难，这将严重限制这些城市的产业发展。近年来能源生产和消费一度出现双双下降的局面。一方面，由于经济增长速度的减慢，能源需求量锐减；另一方面，能源行业结构调整，造成相当数量的中小煤矿关闭或停产，能源供应出现了“买方市场”，使得中国能源发展的矛盾逐渐由总量平衡为主，转变为结构调整为主。然而，就石油资源来说，我国的石油储量和持续生产能力很难满足国内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这些缺口只能依靠进口石油来弥补。据国家计委透露，2000年我国进口石油7，000多万吨，花费近200亿美元。据预测，中国未来石油进口依存度由1995年的6.6％上升为2000年的25％，到2010年将上升为30％。按此计算，2000年国内石油消费为28，000万吨，按石油消费年递增5.5％计算，到2010年，我国国内石油消费将达到47，826.8万吨，届时进口石油将达到14，348万吨。我国能源消耗系数高，节能难度大。为此，依靠进口石油维持经济增长，将面临重大的进口风险。
其二，产业结构的回补。中国作为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其产业转换与其他东亚国家相似，也具有“跨越性”的特点，产值结构相对于人均产值更为前移，或者说相对于产值结构的转型，就业结构转型明显滞后。面对未来几年的劳动力就业压力，几年后必将面临一个产业结构回流回补的要求，即在产业高度化进程中重筑劳动密集型产业。据统计，目前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所占比重很大，占全国劳动力就业总数的50％左右，而农业创造的产值仅占18％（1998年），说明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从整体上降低了社会劳动生产率。不仅如此，由于现阶段我们可以吸收更为成熟的传统工业技术和新兴工业技术，相对于其他东亚国家，我国经济由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经济转入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经济的速度将会更快。韩国、新加坡等国转入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经济花了15年，我们也许只要7年～8年就可以完成转换。快速转型自然是好事，但在就业结构相对滞后、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教育落后的条件下快速转换，势必导致人均生产率难以提高，劳动力质量无法改进，劳动密集型产业与新兴技术产业将长期并存，新的二元经济结构的磨擦和矛盾将成为5年内的难解之结，将来就不能不面对阶段性升级的停顿和回补。
其三，出口结构的压力。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对外开放步伐很大，中国经济对国际贸易的依存度已经很高，出口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40％以上。但是，中国经济在国际分工中尚处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发展阶段，技术以引进适用技术为主，在产业技术转移中属于被动接受的下游，出口结构中仍然以传统工业品为主。这种产业构成水平，在今后的国际市场剧烈竞争中，势必将面临更大的产业调整的压力。东亚国家和地区，经过20世纪末的金融危机，韩国、新加坡、中国的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加快了产业结构升级，出口产品中精细加工产品比重上升；泰国、孟加拉等后起国家的传统工业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势头上升，使得今后我国出口空间受到挤压。而我国工业存在着结构性缺陷，即精细加工、高级制品生产能力不足，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产品档次低、附加值低，导致出口产品竞争能力不高，换汇能力低。据调查，我国目前的工业产品中，性能和质量能达到20世纪80年代国际水平的比重不到10％，约有80％属于50年代～60年代的水平。此种技术结构难以快速实现出口结构的更新换代，继续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传统工业品维持出口规模也难以为继。未来可能遇到的出口需求约束，势必将导致经济增长的迟滞。
其四，技术创新瓶颈。技术创新是支撑未来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关键。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不高，主要依靠高投入支撑国民经济增长，因而劳动生产率较低。中国目前的劳动生产率是英国的1／30、美国的1／36、日本的1／40、德国的1／45。其根本原因在于国民教育水平发展滞后，限制了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世界上一般把“同年龄阶段可上大学的人数约占总人口的15％”作为普及或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标志线。美国、前苏联及西欧国家分别在1950年、1960年、1970年就达到了这一标志线。亚洲、拉丁美洲甚至非洲一些国家，早的在1980年，晚的也在1990年就达到了这一标志线。而目前我国才达到7％。这必然导致新兴产业所需要的高级人才供给不足。另据国家老龄委调查，目前全国100多万高级职称人才中45岁以下的仅占6.3％，35岁以下的仅占1.1％。未来几年，我国这两部分的绝对量和相对比例都将降低到近20年来的最低点。这将使我国今后教育、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大大下降，出现转换的智力成果相对减少。
其五，产业虚高度化和产业空洞化趋向。中国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服务业的大发展。未来中国的服务业产出比重将由今天的30％上升到50％以上。未来10年中，伴随传统工业化向高级工业化升级转换，传统工业的逐步淘汰、萎缩，新兴产业尚不足以吸收从传统产业转移出来的资本，加上大量民间资金急于寻求有利的投资项目，必然会导致餐饮、商贸业等传统服务业的长足发展，也将带来房地产业和证券投资业的蓬勃发展。当这些服务业发展超出了实业投资正常需求之外的时候，必然导致无形交易的过度发展，产业空洞化必将随之出现。这些年，我国GDP年平均增长率达9％以上，但工商业企业却很困难，GDP增长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金融、服务、运输业等第三产业的支撑。第三产业的替代会引起一部分过剩资本游离实业之外，刺激房地产业、证券市场畸形发展，调控不当，风险会加大。尤其是在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汇率联系制度、利率联系制度导致国际资本空前流动，国际游资、热钱对我国的冲击也会加大，也会引发虚拟资本过度膨胀和国民经济泡沫化。2005年股市市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将由目前的10％上升到15％。
经济转型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会计国际化已是大势所趋，是未来财务会计发展的方向，我国必须要参与到会计国际化协调的过程中来，而且要建设一条符合中国的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会计国际化道路。
论文关键词：国际协调；会计国际化；会计环境；会计标准
会计国际化是一个国际协调的过程，将来世界各国都要参与到这个协调过程中来，它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所面临并应予关注的问题。会计国际协调的动力是经济利益，会计国际化实质上就是各国的利益协调，因此，世界上各个国家都要参与到这个协调中来，中国更要参与到这个协调中来，并且要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发展的会计国际化道路。
1会计国际化已是大势所趋
世界贸易的飞速发展和全球资本市场的快速流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正在迅猛发展，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必须融入到国际经济潮流中，任何国家如果要脱离世界贸易市场和资本市场而谋求自身较高水准的发展是难以实现的，随着我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我国的经济大门将向世界敞开。国际贸易的发展，使我国经济与世界各国经济在更大程度上相互依赖，相互促进，这样超越国界的经济，必然要求作为通用商业语言的会计，要有统一的“文字”和“规格”，以消除语言障碍，为国际经济交流和国际贸易发展提供便利。
随着科技革命的突飞猛进，信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和作用，深刻影响着会计信息使用的全过程。可以说，正是因为信息技术革命才为会计国际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世界经济的日益全球化，各国际或者区域组织在国际协调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也成为推动会计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力量。
2从实际出发，确立正确的会计国际化态度
中国要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会计协调。促进会计的国际化。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国家发展需要资金，为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开始了引进外资的工作。引进外资需要相应的投资环境能合理保护外商投资者的合法利益，而我国传统的会计制度，是建立在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的，外国投资者很难看懂当时的会计报表(三段平衡式的资金平衡表)，在一定程度上就阻碍了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为此，中国必须走国际化的道路。
尽管我国目前尚没有完全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但是中国实际上也是国际财务准则的使用者和受益者，为此，中国一直以十分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会计协调，并支持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包括原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在推动全球会计准则协调与趋同方面所做的努力。尤其是在会计改革和会计标准建设过程中，我们认识到推动我国会计的国际协调对于改善我国投资环境，提高信息透明度，吸引外商投资，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在立足于我国国情，立足于我国当前的会计环境下，我们应该积极地与国际会计惯例相协调，除非相关的国际会计惯例与我国的法律法规存在冲突或明显不切合我国实际。当前，我们需要继续关注国际国外会计准则的最新发展，必须密切关注国际会计准则建设和国际会计协调的步伐，研究国际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协调的重点问题，紧跟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及其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并与我国的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国际会计资源解决我国的现实问题，同时也推进我国的会计国际化进程。
3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会计国际化道路
对处在经济转轨时期的我国来说，我们不应被动消极地接受其他国家协调的结果，而应积极地参与会计国际化进程，利用国际会计资源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一方面，我们既要密切关注国际会计协调的发展和动向，充分借鉴吸收有益的技术和经验又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不简单照抄国际会计准则；另一方面，我们更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际会计协调的进程中，施加我们的影响，使国际会计准则也能解决我们国家所面I临的一些特殊会计问题。
从市场本身的发展看，我国市场经济尚处于发育阶段，企业间的交易行为不十分规范，市场竞争不充分，公允价值难于形成。特别是国有企业相互之间的交易比较多，且关联交易较为普遍，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可能性很大，而且，也为上市公司粉饰财务报表有了可乘之机。而对这种情况，我国不得不对非货币易准则进行修订，从我国实际出发，要求企业将所有非货币易均作为同类非货币易处理，同时我国对债务重组等交易的会计处理规定，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从企业监管和业绩评价看，根据我国的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公司进行监管和评价的主要指标是利润而不是未来的现金流量，强调的是过去的会计信息。我国现行会计准则规范的重点偏向利润表对利润指标较为重视，而国际财务报告准确规范的重点是资产负债表，按其提供的会计信息侧重于预测企业未来的现金流量。我国现行会计准则侧重于规范利润表与国际会计准则，关注资产负债表是两种不同的观点，所遵循的会计原则也不一样，这就使我国会计准则在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披露等方面难于实现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完全一致。
从法律制度方面看，我国的法律体系属大陆体系。法律条款规定的内容必须予以遵循，相应地，我国在制定会计准则中也要体现涉及国家法律规定的相关内容。比如，我国(公司法>规定企业应从税后利润中按一定比例提取法定公益金和公积金等，这些法律规定必须写进我们的会计准则和制度中，通过企业的会计核算在企业对外提供的财务报告中予以提示。
从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来看，在中国，国有控股企业居多，国家是企业最大的股东，社会公众等投资者则是一些较为离散的小股东，机构投资者较少，与西方国家的上市公司有着明显的区别。
为此，我国现实的选择必然是既要吸收借鉴国际会计准则，尽量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协调，但又不简单地照抄国际会计准则，要从中国现实的会计发展实际出发，主动地协调而不是被动的接受。所以在我国的会计国际化过程中要从内容、形式等多方面体现中国特色，不仅考察其技术的可行性，更要考察其产生的环境背景；不仅要重视现在环境下的适应性，也要注重它的前瞻性以及我国会计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对会计国际化可能提出的新要求。转虽然会计国际化是大势所趋，但更为重要的是，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注重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否则，不但问题无法解决，并且可能导致会计信息出现混乱或者失控，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经济的健康进行，由此带来的改革成本和风险是巨大的。各国的会计国际化都要有一个过程，不能硬性要求各国直接采用现成的国际会计准则，而是充分尊重各国环境，研究各国存在的特殊问题，不断调整改进，完善国际准则，使之适合各国的实际情况。我国的会计环境与国际会计准则针对的发达市场经济环境显然是存在差别的，因而我国会计标准与相应的国际会计准则所存在的不一致之处是受我国的现实环境所限，也是必然存在的。因此我们应向国际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积极反映我们存在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我相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与发展，我们将会更广泛地与国际会计准则保持协调。
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如英国的会计国际化协同进程的方式方法，抓紧研究我国会计国际化的动力、原因和后果，深入探索会计国际化的具体步骤和处理方式，将对推进我国会计国际化进程颇有助益。首先，在会计准则国际化的进程中，最基本的是应达成与国际会计准则基本一致的概念框架。在会计术语和内容都相当准确一致，各个具体准则制定中均可依赖的框架上，就等同于在共同的目标和基础之上进行具体准则的协调进程，单从会计的角度考虑，这无疑会减少协调中的磨合，加速协调的进程，为中国会计准则最终国际化奠定良好的基础和开端。其次，加快会计准则国际化制定进程，以适应经济高速国际化的需要。制定我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化进程表，深入分析国际化的背景、原因和后果。并着手进行准则间的详细分析和差异对比，使我们会计国际化走上系统性，实质性议事日程。再次，中国会计的国际化包括会计准则的国际化和会计实务的国际化两个方面，因此除了力求推动会计准则的国际化之外。如何尽快提高会计实务的质量，实现会计实务操作的国际接轨是会计国际化的又一项重大艰巨的任务。
我们要全面正确认识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以及如何在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新构架下发挥我们的作用。从而使国际会计准则更多地兼顾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和需求，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挑战。一方面，我们应当更加全面、广泛地参与国际会计准则制定工作，包括积极对征求意见稿提出意见等，另一方面，在积极参与会计国际协调的同时，反映我国的特殊情况，尽可能地在国际协调方面施加我们的影响，以便在国际化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新格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应该积极地与经济背景相似、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具有相似特征的国家开展区域间沟通、对话和合作，以提高我国在国际会计协调中的影响力。此时，我国更应当加强与亚洲国家会计机构间的沟通与合作，对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和国际化会计准则提出意见和要求，可以扩大亚洲国家在国际会计准则制定中的影响，使之更多地体现亚洲国家的情况和需求。并确立我国在亚洲国家会计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进行会计改革，实现我国会计的国际协调。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会计人才队伍作保障。一方面：我国整个会计人员队伍素质不能满足会计改革和进行国际协调的需要，做好会计的培训工作在当前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不仅财会人员需要学习，单位负责人也应当能够了解一些会计知识，还有监督、检查等部门也需要接受新的会计知识。另一方面：面对我国会计的日益国际化，国内的会计人员不有只重视国内，而要将眼光放远于世界，将自身的知识与国际化的会计潮流相融合，这样才能够更加促进我国会计的国际化进程，逐步提高我国会计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
我国会计的国际化并不单单是一个会计领域的努力就能完成的，它需要其他一些相关领域的共同参与，相互促进，只有这样才能从整体上形成相互协调的发展，形成发展的统一步伐，使得我国会计在国际化的道路上有更多方面的支持力量，也更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健康的发展；反之，如果只有会计发展的“一支独秀”，那会计的发展就不存在更广阔的用武之地了。总之，会计的国际化是世界经济日益发展的一个表现，而经济的发展也有更多领域的需求，为此，经济要平稳，快速的发展下去，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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