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研讨论文(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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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研讨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电子商务的发展给建立在传统贸易方式和有形交易对象基础之上的税收政策带来巨大的挑战。本文主要讨论了电子商务环境下税收所得来源地、课税对象的性质、纳税人的身份、国际税收管辖权的界定变得模糊不清,使税收征管难度加大、国际避税加剧等一系列问题，并积极探索适合我国电子商务现状的税收对策。
电子商务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兴起的一种崭新的企业经营方式。它是一种基于互联网、以交易双方为主体、以银行电子支付和结算为手段，以客户数据为依据的全新商务模式。易趣首席运营官郑锡贵在第八届中国国际电子商务大会（2005）舵手论坛上的演讲中讲到，1999年全球电子商务销售总额达到了2400亿美元，2001年约达到5000亿美元，2003年增至1.6万亿美元。根据知名的市场研究和管理咨询机构——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的《2006年第一季度中国电子商务市场研究报告》中的数据，得出2004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总额累计达到4400亿元人民币，2005年电子商务交易额为7400亿元，电子商务季度增长率维持在12%以上。正因为如此，电子商务正被越来越多的人看作是以信息产业为先导的新经济中又一个经济增长的亮点。电子商务表现出来的无纸化、无址化、无形化、无界化、虚拟化等特征，从理论上和技术上给建立在传统贸易方式和有形产品交易对象基础上的税收政策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一、电子商务带来的税收问题
1.电子商务环境下税收所得来源地难以确定
现行税制判断是否应课税的前提是经营者必须在该国设有常设机构，并取得归属于该常设机构的所得，从而由该国政府行使地域税收管辖权进行征税。电子商务的出现，使传统的常设机构概念的适用性受到了严重限制。而电子商务活动是在一个虚拟的市场上，企业网上贸易活动没有有形的“场所”和人员“出场”,称之为“无址”,产品或劳务的提供也不需要企业的实际出现。这些都在客观上使得在传统经济模式下的常设机构、经营活动所在地或劳务活动发生地等概念变得模糊不清,从而使税务机关无法确定其所得的来源地，对其征税也就缺乏法律依据。
2.电子商务环境下课税对象的性质和数量难以确定
电子商务交易本身的数字化使得有形商品、无形劳务和特许权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使得税务征管部门很难确认一项所得究竟是销售货物所得、提供劳务所得还是特许权使用费，从而导致税务处理上的混乱。最常见的方式各种书籍、音像制品等通过网上交易完成下载，形成数字化产品，税务很难判断其是属于销售商品还是提供劳务进而征收增值税，还是将其视为无形产品或著作权的转让进而征收营业税。同时网上书店一个月销售了多少本书或多少字节(Byte)电子信息，税务机关很难确定其数量。
3.电子商务环境下税收征管稽查工作的难度加大
税务机关要进行有效的征管稽查，必须掌握大量有关纳税人应税事实的信息和精准的数据，作为税务机关判断纳税人申报数据准确性的依据，纳税人必须如实记帐并保存帐簿、记帐凭证以及其他与纳税有关的资料，以便税务机关进行检查。而在对电子商务具体实施税收征管时，必然会遇到很多难题：其一，电子商务实行无纸化操作，订单、买卖双方的合同，作为销售凭证又可被轻易地修改而不留任何线索、痕迹，导致传统的凭证追踪审计失去了基础；其二，互联网贸易的发展刺激了支付系统的完善，联机银行与数字现金的出现，加大了税务机关通过银行的支付交易进行监控的难度；其三，电子商务的发展要求得到网络安全的保障，然而数据信息加密技术在维护电子商务交易安全的同时，也成为企业偷漏税行为的天然屏障，使得税务征管部门很难获得企业交易状况的有关资料。
4.电子商务环境下国际税收管辖权难以界定
税收管辖权的范围一般来说是指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利所能达到的范围。目前，世界各国实行的税收管辖原则并不统一，有的实行地域税收管辖权，有的实行居民税收管辖权，也有地区税收管辖权和居民税收管辖权合并实行的。以信息流、商流、资金流、物流为特征的电子商务运作打破了传统经营区域的概念，使商品和劳务的交易活动与特定地点间的联系弱化，经营者之间网上交易已不再存在任何地域界限，电子商务的交易场所、产品及服务的提供和使用地址难以断定，表现出明显的“无界化”特征，使所得来源地税收管辖权被明显削弱乃至失效,使税收管辖权的界定与协调碰到困难。
5.电子商务使国家税收流失风险加大
由于电子商务税收的研究滞后于电子商务的发展，造成“网络空间”上的“征税盲区”，由于互联网上没有地域的概念，作为互联网上唯一标识方式的网址与交易双方的身份和地域都没有关系，再加上国际互联网的高流动性和隐蔽性特点，使电子商务交易的双方都能够轻易的隐匿住所或进行匿名交易。另外，企业只要拥有一台计算机、一根网线，就可以在互联网上轻易选择一个免税或低税国设立站点，利用低税或免税国的站点与国外企业进行商务洽谈和交易，而把国内作为一个存货仓库，从而轻易避税。使得本应征收的关税、消费税、增值税、所得税、印花税等税收大量流失。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集团为了降低成本，逃避税收，更多地运用电子数据交换技术，使得企业集团内部高度一体化，通过定价转让来达到目的。
二、加强我国对电子商务税收的建议
我国目前尚处于电子商务的初级阶段。从国内情况看，相对于传统商业创造的财富而言，网上交易仍只占相对从属的地位，当前为了尽快缩小我国电子商务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提供宽松税收政策显得尤为重要。但从整个国际大环境看，我国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有可能是电子商务的消费国，如果免征互联网贸易的“关税”和“增值税”，将会严重影响我国的经济利益。针对这种情况，我国税务机关要密切关注电子商务的发展态势，尽早研究电子商务税收问题，要从税收政策和网上监管技术两方面积极作好准备，在坚持税收中性和公平原则、国家税收原则、适当优惠原则，在尊重国际税收惯例，维护国家和利益的前提下，借鉴国外电子商务税收政策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电子商务税收政策和税收征管解决办法。
1.构建适应电子商务发展的税收征管体系——电子税务
电子商务以其无址化操作的快捷性，交易参与者的流动性，使传统的税收征管受到挑战。为此，要加快税务机关的信息化建设，建立电子税务，构建符合电子商务发展要求的税收征管体系。
（1）加强税务机关自身网络建设。它首先要求各级税务机关在公众信息网上建立自己的站点，提供税务机关信息资源和有关的应用项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行税务网站与办公自动化联通，把税务机关的站点变成为民服务的窗口。尽早实现与国际互联网的全面连接和在网上与银行、海关、网上商业用户的连接，实现真正的网上监控与稽查，并加强与各国税务当局的网上合作，防止税收流失。
（2）开发使用电子征税软件，实现电子征税。税务机关应与银行、网络技术部门合作，共同研制开发适用于网络贸易的具有自动追踪统计功能的电子征税软件。电子征税包括电子申报和电子结算两个环节。该软件可存储在税务网络服务器上，以备纳税人下载自行计税和申报，并可通过国际互联网自动向发生网络贸易纳税义务的网址发出纳税通知。纳税人通过电话网、Internet网等通讯网络系统，直接将申报资料发送给税务局，从而实现电子自动申报。同时还可以在企业的智能服务器上设置有追踪统计功能的征税软件，在每笔交易进行时自动按交易类别和金额计税、入库，并根据纳税人的税票信息，直接从其开户银行划拨税款，从而完成针对电子商务的无纸税收工作。
（3）从支付体系着手解决电子商务税收征管问题。虽然电子商务具有高流动性和隐匿性，但只要有交易就会有资金流，因此，发展电子商务客观上要求银行业必须同步实现电子商务化，以电子支付体系作为稽查、追踪和监控交易行为的手段。以保证资金流正确、安全地在网上流通，这样，由于整个电子商务的交易过程中涉及到银行，参与交易的商人不可能完全隐藏姓名。从而降低了交易双方的某些欺诈行为，因此，从支付体系入手解决电子商务中的税收问题将十分有效。
2.采取有效措施对实行网络贸易的企业加强监管
(1)建立登记与单独核算制度，责令所有开展网上经营业务的单位将与上网有关的电子信息上报当地税务机关备案，要求上网企业将通过网络提供的服务、劳务及产品的销售等业务，单独记账核算，并将上网的资料报送税务机关，便于税务机关控制与管理。
(2)对商务性外汇汇出实行代扣税制度，对境内汇出外汇实行外汇用途申报制度，其中属商务性的，可由汇出邮局或银行代扣一定比例的税款。
3.建立和完善电子商务法律、法规
我国现行的税收法律法规对电子商务交易显得力不从心，应对由于电子商务的出现而产生的税收问题有针对性的进行税法条款的修订、补充和完善，对网上交易暴露出来的征税对象、征税范围、税目、税率等问题适时调整。同时对一些传统的税收概念重新修订和解释使其明确化，并使之能够适应电子商务环境。对提供电子交易服务、认证的核证中心的审批、基本业务规程及运作方式做出明确的说明，确立电子凭证、网上传输的电子文件与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使电子财务账簿可以作为企业申报纳税的依据。同时规范电子货币的流通过程和国际金融结算的规程,规范网上银行的运作，统一规范电子商务行为，为电子支付系统提供相应的法规保障。
4.广泛交换税收情报，加强国际税收合作,完善国际税收协定
电子商务打破了国界和地域的概念，决定了电子商务的税收政策要有整体性和全球性，单靠一个国家恐怕难以有效地解决电子商务偷逃税收的问题。电子商务的高流动性、隐匿性削弱了税务当局获取交易信息的能力，因此，需要运用国际互联网等先进技术，加强我国与世界各国税务机关的合作，加强国际情报交流，深入了解纳税人的信息，促进各国税务当局互换税收情报和互相协助征税，使税务征管、稽查有更充分的依据，以防止网上贸易所造成的税收流失。这样，这一方面能使各地税务机关严格按照国际税收协定的规定和国际惯例进行操作，规范有效地履行国际义务；另一方面能使税务机关充分利用情报交换的渠道更有效地查处打击跨国偷税行为，还将有利于我国反避税工作的开展。
另外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性组织或有关国家牵头组织的电子商务税收问题的讨论，取得发言权，共同研究在电子商务条件下税收管辖权的行使范围，缓解新形势下税收管辖权的冲突，探讨国际电子商务税收情报交换问题，共同防范国际避税与逃税。
5.培养面向“网络时代”的税收专业人才
电子商务贸易形式呼唤新的税收管理方法，税收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电子商务与税收征管，偷逃与堵漏，避税与反避税，归根结底都是技术与人才的竞争。税务部门应加大税务稽查人员的计算机知识和操作方面的培训力度，尤其是要提高稽查人员通过操作财务软件来阅读、分析企业各种财务报表的水平，培养一批既精通税收专业知识、又精通外语及计算机网络等知识的高素质的税收专业人才，从技术上、能力上超越被管理对象的水平，才能有效地控制电子商务中的应税行为，打击偷税行为，使税收监控走在电子商务的前面，以适应新世纪税收征管工作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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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杨晓榕:电子商务的税收及对策研究.会计之友,2006年04期90～91
税务研讨论文范文第2篇
1、联合下达重点课题，将重点课题纳入责任单位年终绩效考核。围绕全市税收科调研重点方向，在充分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与地方税务研究会一起下达了2011年度调研课题并将重点课题纳入责任单位年终绩效考核；规定每个重点课题牵头单位负责制，每个牵头单位的课题经费的落实情况纳入重点调研课题的绩效考核；相关业务科室全程参与相关重点调研课题调研，较好整合科研资源，形成调研合力，为全市地税系统切实开展科调研工作提供了有力指导。
2、表彰了XX年年优秀论文科（调）研文章。XX年年，全市各级地税部门和广大地税干部职工按照省局《关于下达XX年年地方税收调研课题的通知》要求，结合自身实际工作，积极开展地税科（调）研活动，调研的论文质量与数量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经省市有关部门组织专家评定，有7篇文章评为全省地税系统XX年年度优秀科（调）研文章，有2篇在全市社会科学优秀论文评比中获奖。有10篇文章被评为全市地税系统XX年年度优秀调研文章。
3、召开了全市地方税务研究会工作会议。为了更好地推动全市地方税务研究工作，努力把我市地方税务会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更好地为全市地税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贡献。4月1日，组织召开了全市地方税务研究会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XX年年税务研究会的工作开展情况，布置了2011年地方税务研究会工作，表彰了XX年年度优秀论文，并对2011年重点调研课题安排进行了说明。市局党组书记、局长罗伟华到会并做出了重要讲话。
4、参加了市社科联组织的全市服务市民义务咨询活动。为了进一步宣传地税税务研究成果，更好地体现地税机关为纳税人服务的宗旨。5月10日，税务研究会组织了税收业务骨干，参加了市社科联举办的义务咨询活动。业务骨干积极的宣传税收知识，帮助广大市民解答一些纳税疑惑，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5、举办了全市地方税务重点调研课题研讨会。根据市地方税务研究会的布置和要求，5月22日，组织召集了全市地方税务重点调研课题研讨会，市地税局、市地方税务研究会和各调研论文责任人等骨干共20余人参加了会议。研讨会上，与会代表围绕《论税收法治与地方政府可用财力》等调研课题进行了讨论，广泛交流思想，共同探讨促进地税事业发展的良策，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研讨会得到与会人员的一致好评。
税务研讨论文范文第3篇
根据自治区国家税务局党组《关于印发<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家税务局党组工作规则>的通知》（桂国税党组[2000]100号）文精神，为使党组工作更加规范化、制度化，推动党组工作建设，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区局党组、市局党组、县委的决议、决策在全县国税系统贯彻落实，全面推动我县国税工作的顺利开展，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现结合本县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定：
一、中共XX县国家税务局党组在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国家税党组和中共XX县委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并认真负责向市国家税务局和县委、县政府报告工作。
二、主要职责
根据《中国共产程》和上级党组织的有关规定，中共凌云县国家税务局党组行使以下职权：
（一）组织本系统干部职工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税收政策法规。
（二）研究贯彻落实市国家税务局、县委、县政府的决定和指示。
（三）研究决定加强和改进本系统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
（四）研究通过加强本系统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关决定；研究处理职权范围内的违纪案件。
（五）研究讨论需要向市国家税务局和县委、县政府请示报告的重大事项。
（六）研究决定县国家税务局职权范围内的人事任免和人员调动。
（七）指导县局机关党支部和各分局（所）党支部工作。
（八）完成XX市国家税务局以及县委、县政府交给的其他工作任务。
三、会议制度
（一）党组会议包括党组会和党组扩大会。
（二）党组会和党组扩大会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会议日期和会议议程由党组书记确定。
（三）党组会和党组扩大会由党组书记召集和主持，也可由党组书记委托一名党组成员参加主持。召集人可根据会议内容决定吸收有关股室的主要负责人列席参加会议。
（四）党组会和党组扩大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党组成员
到会才能召开。党组成员不能出席会议时，如果对会议议题有意见或建议，应在会议召开前提出，党组会议决定要向未能出席会议的党组成员通报。
（五）党组会和党组扩大会讨论决定问题时，应在与会成员充分发表意见的基础上形成决议。决议事项需要表决时，表决方式由党组书记或受党组书记委托的会议主持人决定，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重大问题的决定，如与会党组成员有近半数表示不同意见的，除在紧急情况下必须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执行外，一般暂缓决定，待进一步调查研究后再作决定。
（六）党组会议讨论通过的重大事项需要的，由办公室负责记录（或指定人员记录），并编印会议记要。会议纪要由党组书记签发，也可以由受党组书记委托的会议主持人签发。
四、党组学习制度
（一）成立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建立健全党组学习制度，制定明确的学习计划。县局党组成员为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必要时可以吸收各股室、中心主要负责人参加。
（二）学习中心组组长由党组书记担任，组长负责审定学习计划、学习内容、研讨题目，提出学习要求，并检查学习效果。
（三）中心组学习的主要内容：
1、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2、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国家税务总局、自治区国家税务局和市国家税务局以及县委、县政府的重大决议，决定和文件、指示。
3、政治、经济理论知识和经济管理知识、现代化科学技术知识。
版权所有
4、讨论有关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探讨税收工作改革的大局和XX县国税事业发展方向。
5、学习近期国家重大的时事政治理论。
（四）中心组理论学习每个月不少于一次，学习方式分为集中学习和自学两种，具体学习时间由组长或副组长决定。
（五）党组成员学习情况以讲党课、作报告、撰写心得体会或写理论文章等方式，每年交流一次。
五、健全民主集中制和民主生活会制度
（一）党组实行集体领导制度，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凡讨论研究重大问题必须由党组集体讨论决定。党组成员个人无权改变党组集体做出的决定。
（二）党组成员必须坚决执行党组的决定，如有不同意见或在工作中发现新的情况，可以向党组提出以至要求重新讨论。在没有重新做出决定前，不允许有任何违反决定的言行。
（三）党组会议的内容，除经党组决定可在一定范围内传达或公开发表外，与会人员不得私自对外传达透露。
（四）党组每年召开一次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工作，总结经验，交流思想，统一认识。
六、文件审批
税务研讨论文范文第4篇
肆、理论的展开：：税法学的概念及其周边相关学科之关连
一、税法学的概念
财税法学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分成两大部分，一是租税法学，一是财政法学两者，其中，在台湾，租税法学相较于财政法学[1]，有长足的进展。
租税者，为中央或地方政府，为支应国家事务之财政需要，及达成其它之行政目的，依据法律，向人民强制课征之金钱、或其它有金钱价值之实物之给付义务，而不予以直接之报偿者[2]，台湾宪法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有依法律纳税的义务，国家透过租税法律而向人民课征租税，因此，规定租税事项的法律，即为租税法，对此经由法学方法研究，则是租税法学的研究[3].亦即，对于税法作体系的、理论的研究为目的之独立的学术领域，即称为税法学，或税捐法[4].必须确认者乃「租税法者乃法律学的一环的要求，而在此立论上，展开以法学研究的方法论，透过法的角度去思考租税的问题[5].
对于以租税乃至租税所发生的现象为直接的研究，因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内容的差异，则所呈现的态样则各有不同，除以法学的角度为租税法学的探究外，从经济学、财政学、行政学、政治学甚至心理学等学科都有其必要[6].而在法学的领域中，则与民法学、商法学、国际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必须相互连结[7].
租税问题，可自各种的角度进行观察，诚如前述，涉及诸如：政治学、社会学、心里学等等，但是主要的领域，则有下列三者：一、财政学中之「租税论：钜视的观点；二、会计学中之「税务会计论：微视的观点；三、法学中之「税法学：法的观点[8].
因此，对于税法学的探讨，有鉴于税法本身具有相当的特殊性，故本文以为，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法学的角度是其中之一，除与其它学科，如会计、经济财政等，有所关连外，在法学自身的领域中，税法学虽然独立自成一个法律学门，但却也与宪法、行政法、民商法、刑事法甚至诉讼法各领域等，具有交错的联系，显现出盘根错节的复杂现象，是以有认为对所谓「综合租税学的确立认为有其必要性存在[9].本文即欲对于租税法学的研究，试图展开其基础的方法论。以下分别叙述之
二、租税法学与其它法学领域的关连交错
（一）租税法与宪法
宪法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有谓课税权乃权力怪兽，必须驯服在宪法秩序之下[10].在税法的领域中，无论是租税立法、租税行政或租税司法，均必须服膺法治国秩序特别是基本权的拘束[11]，自然税法与宪法的关系密切，特别是经由财政宪法的研究，对于宪法的财政国体「租税国理念的探索与实践，及对于人民财产权的保障等，均是租税法学研究所不可或缺的基础概念[12].自租税国的观点，从消极的防御功能，税是国家即地方自治团体对于国民财产自由权的侵犯以及对于职业及营业自由权的干预，所以应受宪法的限制，并接受大法官违宪审查的保障；积极的形成功能，宪法税的定义乃赋有文化价值的概念，作为租税立法与租税解释适用的方针[13]，亦即纳税义务影响及于人民之财产权、工作权、生存权[14].于是，当人民面临国家以课税高权以「强制且无对价地将人民的财产移为己用，自然要面对宪法保障人民财产权的本旨问题，相同的对于人民的生存权也会有所牵连涉及[15].另言之，对于纳税者的权利[16]，相较过去人权的讨论，可说是一种新的权利[17]，正如当建筑物林立所产生的「日照权、「景观权等，所建立新的权利一般，而开始孕育而生[18].在日本倡议「纳税者基本权（Taxpayer‘s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者最力者首推北野弘久[19]，将自由权与社会权为两者集合，而将此在学术上称之为「新的人权[20]，约略而言，在建构上乃以宪法为基础，包含广义的财政法（包含岁入与岁出两方面）的权利，而将以纳税者主权论展开，而经由财政民主主义来落实。更有甚者，对于不公平的税制或税务行政，当事人对于违反宪法的租税支出，更可以以增大纳税义务人的负担，认为侵害纳税者的利益而提起所谓「纳税者诉讼（Taxpayers’suit）[21]的制度。以上所述，均与宪法息息相关。
因此，宪政国家的税法，理应由原理原则构成体系，但实际上往往屈就于立法而有所妥协，税法立法对于原则的坚持通常最缺乏抵抗力[22]，但是，在税法的立法以及税法的解释上，其基本原理原则均不能忽略宪法的存在，应时时顾及宪法的观点，而非只是考虑财政上财源多寡的因素[23].
（二）税法与行政法[24]
租税事项，过去一般被归入财政领域，为行政法各论的一环，但是随着租税法学的发展，其理论体系开始建立与完整，目前可说是已经脱离了行政法各论，独立成为一个学门，甚至可以提升到财政法学的领域，关于税法与行政法的分离，例如德国在1918年天夏有帝国财务法院的设置，单独为税务争颂最高法律，其独立性可见，盖独立的财税法庭为税法独立性的表征，先有独立的财税法庭，财税法的研究，始能得到应有的重视[25]；在日本则是在二次大战后，因为受到Shoup劝告的影响，始将租税法成为独立学门，而脱离行政法[26]；在中国大陆，租税法亦有认为脱离经济法范畴而独树一格，皆属例证。当然，其与行政法的关系是相当密切不可分的，但又发展出与一般行政法所论述者不同的理论，例如行政法上的法律保留原则与税法上租税法律原则，则有相同却又差异之处 [27].
再者，近来行政法的相关法典化，诸如行政程序法、诉愿法、行政诉讼法、行政执行法…等，完善整体的行政法学，其与税法上的关连配合，如税捐稽征与行政程序[28]、租税救济与行政争讼等，均属得以深入研究的课题，学习研究者，自当对上开法律有所认识，并得就税法上的差异为不同的思考，亦即，税法的研究自当有异于行政法的脉络[29]，最典型的例子乃行政法上的法律保留原则与税法上的租税法律主义的差异，亦即研究者在以行政法学所提供的行政法理论运用在税法之上，虽属妥适，然不得忽略税法本身的特殊性，并要时应该进行修正[30].
（三）税法与民法、商事法
税法对于私人经济的活动产生影响，特别是租税的负担对于人民的投资、消费乃至储蓄等行为的可能性，加以限制，因此，税法将直接或间接对私法的各种交易活动，连结而产生出各种不同的税捐负担。
民商法为私法，其所规律的对象为个人或企业的经济活动[31]，或其成果的各种收入或其它足以推测纳税能力的事实，乃是税法所要把握作为课征的对象。
税法与民法的分离，有所谓「税法与民法分合史的论述，就此，学者指出，税法从民法桎梏中解放，又向民法靠拢，最终税法与民法统一在宪法秩序之下[32].有认为税法虽为公法，但在课税实体法的领域，则与民法、商法间具有「内部性亲近关系[33].兹举二例，例如，经济观察法乃涉及与税法与民法间的分分合合，对于税法与民法间的牵连，则因不同时期，往往有意见歧异之处[34]，不过，已呈现出税法与民法间差异，更可印证税法本身的特殊性。又，例如，民法上不当得利的概念，除在行政法上有所议论外，亦扩及到税法的领域，即属适例[35].
（四）税法与刑事法
税法对于违法的租税犯罪行为，课予刑事责任。例如在实体法上税捐稽征法第四十一条的逃漏税捐罪、第四十二条的违反或扣缴义务罪、第四十三条的教唆或帮助逃漏税捐罪。经由财政机关移送检察机关侦办、起诉，普通法院判决，与租税秩序罚由行政机关自行为之不同，则税法将与刑法实体法及刑事程序的刑事诉讼法等相关连。
三、租税法学与其它非法学学科的关连交错
法学不再固守其领域，开始与其它学门进行对话与合作，其中以经济的法律分析为其最好的例证。租税法学除了与上述法学各领域交错连结外，也与法学以外领域开始对话，特别是租税法学的发展相较传统民法、刑法乃至行政法等领域的发展，属于新生的领域，参酌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则属重要，将可适度移植转换。故在法学以外的领域，亦不可忽略。
（一）租税法学与财政学[36]、经济学[37]
财政学主要的内容在于讨论政府公共部门的经济行为，又被称为「公共经济学，实为经济学的一环[38]，其为研究政府因执行公共活动，对所需资产的取得、使用以及管理的一种科学[39].透过研究政府部门的运作并佐以经济学的分析，以全体社会福利极大化为最终目标，亦即一方面探讨政府的经济行为，另一方面是研究透过政府的力量使全体社会达到最适化[40].其中，在公共收入理论中，课税收入为重要的一环，经由对于租税的基本概念的讨论，延伸出租税理论及各种租税的制度分析[41]，为其与租税相关的研究课题。另言之，财政学的税捐理论，乃是经由税捐满足公共财政需求为其课题，属于经济学的一个分支领域，利用各种的经济学分析方法，讨论税捐的本质与作用，其机能与经济效果等[42].
因此，租税法学的研究，特别是租税为财政收入的一环，不得无视于财政学的论述，其相关的课题，例如租税的意义、课税的依据、租税原则、租税的转嫁等理论等，其理论对租税的立法，不论是在全体租税制度或个别税法，均有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存在[43].透过财政学的研究，将更能把握租税的本质与其它财政收入的关连性；另外，在税法的制定亦可兼顾法律与经济两者的调和。
（二）租税法学与租税政策学[44]
租税政策学乃是介于租税法与财政学间的一个新兴的领域，将租税制度之全体或者现行租税制度之个别问题，分别自法的观点、行政的观点、经济的观点等，将种种的观点为综合性的考量后，对关于现行制度的合理性进行检讨、提出解决的对策以及应该采用何种的政策等事项，为一探究。
（三） 租税法学与税务会计学
会计学依据美国会计师公会名词委员会的解释，乃指涉及财务性质，或仅涉及一部份财务性质的交易与事件，以货币为单位，依循一定程序予以记录、分类及汇总，并就其所产生的结果，加以解释的学术也[45].亦即，为了究明企业的财务状态与与企业利益，所涉及的计算原理与计算制度的研究，乃是会计学的研究范畴[46].其中就其研究内容及对象的不同，税务会计为其中之一[47].而税务会计，研究重点为，在关于税法的研究上，特别是营利事业所得税，包括相关之衡量标准、申报缴纳程序及应备的帐簿、凭证；会计上应该如何适用有关税法的规定，包括当一般公认会计原则与税法不一致时，会计上及申报时如何纪录与调解[48]等事项。进言之，一般的商业会计乃是依据商业会计法及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将企业交易事项，透过分录、过帐及编制各种的财务报表（诸如，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等），予以记录以提供财务资料，但是一般的会计处理虽然合乎要求，但不表示一定符合税法上的规定，亦即，对于一般会计上处理所产生的帐面盈亏结果，不一定与税法上的所得概念相同，于是，对于「所得事项的处理与计算，则有另一套尺度，于是产生了税务会计。亦即，将企业所发生的交易事项，依会计理论予以登载，除会计处理，及计算损意外，须依据税法的规定进行帐外调整，并向稽征机关申报，因而从交易事项事项的会计处理到计算所得，申报并缴纳所得税等的理论方法，甚至包括稽征实务，均属税务会计研究的领域[49].
进言之，税务会计成为现代会计学中重要的领域之一，其主要因租税制度的改变，对于企业每一交易的处理，应该与相关租税法令相配合，亦即以税法为记录计算的根据。相较于商业会计，税务会计并非另设一套帐簿，只是在商业会计的记帐过程中，配合税务的法令，加以调整。
职是之故，租税法学的探究，特别是涉及企业税务会计的处理，应该是不可忽略的，在实务的处理上，会计师与律师应该有所交集，二者间将有内在的、逻辑上的联系，法律人应体会到会计是一种通用的商业语言，而非当成陌生的外国语，视而不见。在研究税法时，对于会计或簿记应有基础的认识，方得对上述课题得以理解。
四、 租税法学与财务行政学
财务行政为公共行政的一环，前述财政学的研究，一般认为主要有公共收入、公共支出、公债与财务行政四者，前三者讨论政府岁入之获得与岁出的使用，偏重公共部门经济层面的研究，一般称为实质的财政学，而财务行政则是有关于政府的财务计画、财务执行、财务监督与调整等问题，一般称为形式上的财政学，而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透过宪法与相关的财务法规为基础[50]，其中关于税务行政，诸如税务行政组织、租税法体系、课征管理等则与租税法学的研究有所关连，亦不得忽视。
伍、代结论 ：缺角的弥补与漫长的路途，两岸的共同努力！
相较于其它法学领域的蓬勃发展，例如民事法、刑事法等百年的历史，租税法学可为婴儿学步阶段，实在有赖于法学界多一份的乐情关怀，所幸，从前述的相关研究导览，读者可以得知目前台湾租税法学的发展，业已展开！但是，研究的路途可说漫长，许多课题有待填补，乃法律人将来得以努力的重点。
再者，中国大陆租税法学的研究现状，回顾过去到现在，展望未来，可以得知，虽然目前中国大陆的租税法学研究水平，与台湾相较，仍有一段距离，但是，其虚心的提出检讨改进，将扮演急起直追的关键角色，本文以为，台湾的租税法学研究，相较其它先进如德国、日本、美国等国家，还是存在有数量与质量两者的落差，中国大陆对本身租税法学的反省，当可为台湾研究者所借镜。
「注释
[1]关于财政法学，其基本概念，可参见，拙著「日本财政法的研究课题、法源及其基本原则之简介，德明学报第19期，2002年6月，页325到336……
[2]关于租税的基本概念，可参见，拙著「租税概念与特征之解析（上），税务旬刊1839期，2002年10月，页37以下；「租税概念与特征之解析（下），税务旬刊1848期，2003年1月 ，页34以下。
[3]参见，清永敬次「税法，ミネルウ゛ァ书房，1999年5版，页25.
[4]参见，陈清秀「税法总论，自版，页2.
[5]参见，松泽智「租税法基本原理-租税法はの谁ためにあるか，中央经济社，平成8年，页19.
[6]可参照，新井隆一「租税法学と关连学问领域‧；序论，收录日本租税法学会（编）「租税法学关连学问领域，租税法研究第20号，有斐阁，1992年10月，页43.
[7]可参照，新井隆一「租税法学と关连学问领域‧；序论，收录日本租税法学会（编）「租税法学关连学问领域，租税法研究第20号，有斐阁，1992年10月，页45.
[8]参见，北野弘久「新财政法学‧；自治体财政学，劲草书房，1983年，页3以下；北野弘久「税法学の基本问题，成文堂，昭和52年，页5以下。
[9]参见，北野弘久「税法学の实践论的展开，劲草书房，1993年1版，页8.
[10]参见，葛克昌「两税合一之宪法观点，收录氏着「所得税与宪法，自版，1999年2月，初版，页110.
[11]参照，木村弘之亮「租税法学，税务经理协会，平成11年初版，页61.
[12]基本的说明，可参见，拙著「租税国理念与纳税者基本权保障，税务旬刊1824期，2002年5月，页26以下。
[13]引自，葛克昌「人民有依法律纳税的义务（下）——以大法官会议解释为中心，台大法学论丛第19卷第2期，民79年6月，页139到140.
[14]参见，葛克昌「两税合一之宪法观点，收录氏着「所得税与宪法，自版，1999年2月初版，页129.
[15]参见，黄源浩「税法上的类型化方法—以合宪性为中心，台湾大学法律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9年6月，页7.
[16]关于纳税者权利的讨论，中文文献，可参阅，邓德倩「租税行政之程序保障—以租税确定程序为中心，中兴大学法律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7年1月，页22以下的说明。
[17]在讨论上，纳税者权是否可以归类于第三代人权，以目前手中资料（以日文宪法学专论、教科书为主），尚未得见，有待进一步再研究，本文此时未能有定论。
[18]参见，邓德倩「租税行政之程序保障—以租税确定程序为中心，中兴大学法律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7年1月，页22.
[20]可参见，北野弘久「纳税者の权利，岩波书店，1985年4月2日7刷，页42.
[21]参见，邓德倩「租税行政之程序保障—以租税确定程序为中心，中兴大学法律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7年1月，页23.
[22]引自，葛克昌「综合所得税属地主义之检讨与改制，收录氏着「所得税法与宪法，2003年2月（增订版），页314.
[23]参见，清永敬次「税法，ミネルウ゛ァ书房，1999年5版，页26.
[24]行政法，一般而言，有行政法总论，其包含了行政法的基本概念、行政组织与公务员法、行政作用法与行政救济法等四大部分，行政法各论则包罗万象，举凡内政、军政、地政、财政、经济、教育、人事……等皆是。
[25]参见，葛克昌「租税规避与法学方法—税法、民法与宪法，收录氏着「税法基本问题—财政宪法篇，月旦出版社，1996年4月，页14以下。
[26]参见，北野弘久「税法学の基本问题，成文堂，昭和52年，页11以下。
税务研讨论文范文第5篇
税收不仅是一种财政手段，课税与征收之依据及方法更涉及经济资源之分配、重分配及社会阶层之流动，动辄影响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因此根据财政、经济、社会等不同观点，税收理论所讨论的中心议题或是对话内容也将随之不同。[7]税法学研究的主轴课题、研究范畴及研究方法究竟为何呢？这些都是日后对话内容的重要部份。诚如学者所言“对于税法做体系的、理论的研究为目的之独立的学术领域，称为税法学。税法学把握课税的法律秩序，依据宪法、基本人权、课税权力的分配比较衡量税法规定，并依法律的授权规定衡量法规性命令。税法学的主要课题乃是将此类法规要素加以体系化，进行税法的方法训练以及正确术语的操作（符合量能课税的公平征税），纳税人的权利保护及税捐罚则的体系建立及其合理化，并致力于研究正当的课税。此外，税法学也应当理解税法的制度沿革，以求从中了解现行税法规定。”[8]另学者亦认为税法学研究方法主要有两个路径：一为透过具体税法制度，一为透过税法与其它相关学科（其它部门法、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会计学、财政学、历史学、公共选择理论、博弈论）之关系，该学者较倾向于后者。并认为税法学也与宪法、行政法、民商法、刑事法、法理学甚至诉讼法等各部门法具有交错的关系，在理论上应采交叉研究方法，才能对税法学研究范畴建立一套完整的体系。[9]也有学者主张综合运用法学方法论与非法学方法论来指导一个学科的研究与发展，重要的是合适的方法与方法的不断创新，以避免主观臆测与盲人摸象的情况发生。[10]
完整的税法学教学及研究，除单纯探讨税法之本质及内容外，税法学关于税法规范意义、税法正当性来源、税收权力分配的机制，甚至税法规范的哲学基础也应纳入深化税法学教学与研究理论的范畴。此外，税法学之教学与研究更应兼顾税法制度设计之思维及时空背景与历史沿革，以及经济效率理论及社会公平理论于税法学中之应用，同时应建立税法与相关法律体系之位阶及部门法间之整合与适用。然而回顾目前为数不少的税法学研究文献，税法学跨学科整合之研究仍付之阙如，纵有跨学科之研究，其对话主轴亦不甚明确，各说各话彼此间缺乏交集，甚至缺乏有力的论证过程。换句话说，今后税法学教学与研究主轴应致力于透过税法学的研究是否能促进生活中所需求法规范的完善，并经由一定的机制和程序的形成作用，来进一步有效规范国家权力（税收立法、税收行政、税收司法等等）运作，进而更加厘清国家与人民之关系，以达到实现税收正义，促进整体社会的发展之目标。
单从税法与相关法律体系之整合与适用观之，我们认为税法与宪法的整合研究对税法学理论的深入甚具关键作用，[11]虽然面对现阶段立法的不完备以及违宪审查机制尚未确立的处境，税法
与宪法的对话有实际之困难，而又这涉及根本政治体制问题，并非尽靠学者争论就能解决。然而税法学发展必须意识到纳税义务是一个宪法层次问题，特别是在城乡法律二元化体系下，更须有一个统一宪法意识与以打破这种计画经济体制下残余的弊病，建立一个温暖而富有人性的税收法律制度。市场经济主体只要负担不违反宪法规范的纳税义务，则其在经济上的自由与权利都应该获得宪法的尊重与保障。纳税不只是依法律，更不得违反宪法理念，这才是真正的实现依法治国，提倡多年的依法治税方能真正落实。否则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进行立法修补，并无法真正解决问题，税法学的教学似应有此体认。我们认为从宪法高度对税法进行较深入的教学及研究似应成为今后主流趋势，而这只是一种研究路径，并不影响税法学本身地位。另外税法学论著投稿国外主要期刊少之又少，今后如何思索从我们所在社会中产生切实的问题意识，避免自我封闭，以提升国际学术对话，此有待法学家及实务家针对共同感兴趣的议题不断进行对话，并作进一步的学术规划安排。
除建立学术论辩的对话平台，并扩展税法学的研究基础外，另一个应纳入税法学教学与研究的对话平台乃税法学理论与实务的对话，透过理论与实务之比较与分析，始能厘清问题之所在，并提出更符合事实之解决方案。从法律发展的比较史观之，正如学者所言：“英美的依法行政，其一切系由下而上的措施，与欧陆依法行政系由上而下的方略，有极大的差距；英美一切由基层做起，所以，人民对于法规之认知非常透彻，当然其规范性、公信力与执行力也因而提升；而欧陆则长期承受君主专制之传统，特别强调高层的以身作则，或制定法律以规范人民行止，其结果并不理想。”[12]税法学研究更应思考如何建构社会基层主体意识的税法规范，由下而上审视政府税收立法、税收行政及税收司法的权力运作。并注意基层反应与需要，例如为因应税法的变化所实施的新会计准则，是否须与企业协商，以及在什么阶段进行？关键是如何将利益团体的游说公开制度化，避免规则的制定过程垄断在少数利益团体参与中，以及大量税收行政法规是否已突破或改变税收法律规范的效力等等？
另就有关税收立法实务之研究观之，我们也注意到不少的研究文献，往往是一些法条形式的、机械式的表面上移植，而忽略更趋周密符合学理的税收立法技术分析，另外对于税收立法如何移植以及税收立法公平性的评估也甚少着墨。若再加上现在关于税收立法草案都是较保密而不透明的，甚至且连事后的立法理由及立法过程会议记录亦无法透过公开程序获得，更加阻碍了学术理论与立法实务的对话。今后若能进一步加强税法学理论与实务间之对话，对于进一步提升税法学教学与研究品质将有相当助益。
二、问题的背景－税法教学与研究应具备指导税收立法实务之作用
税法[1]教学除了基本的计算、解题及如何适用税法外，更应强调现行税收[2]法制设计与立法目的之分析。面对多如牛毛的法令，税法教学与研究应如何因应呢？是以立法引导教学，并与现行法令保持高度一致，抑或发现并检讨现行法制之缺失及矛盾，进而提出完善之建言？兹以税收代位权及撤销权的规定为例进一步说明：
为防止欠缴纳税款的纳税人，以积极或消极方式诈害国家税收债权之实现，在债权平等保护原则之法理考量下，若无其它相关机制来解决此类诈害国家税收债权之行为，[3]则将私法制度中关于代位权与撤销权规定移植至税收征管法上确有实际之需要。故新《税收征管法》第五十条规定第一款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因怠于行使到期债权，或者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而受让人知道该情形，对国家税收造成损害的，税务机关可以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行使代位权、撤销权。”但税务机关可以直接适用《合同法》第七十三条及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行使代位权及撤销权吗？按“适用者，法律明定关于某事项之法规，以应用于该事项之谓。准用者，法律明定某一事项，适用于其类似事项之规定之谓。但准用不能完全适用被准用之法条，仅在性质许可之范围内，变通适用。”[4]换言之，适用乃由法律直接对某一情形作出了预设，在现实中遇到这种情形时对法律的直接使用；而准用是通过法律的规定，某些情况应该比照对类似情况的法条规定来适用。而《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明确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它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因此，合同法关于代位权及撤销权的规定自然也仅适用于保全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及其它组织之间的债权。故在《税收征管法》中直接规定“依照合同法”，这是与《合同法》第七十三条及第七十四条相互矛盾的，可是说一字之差，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立法者岂能不谨慎？
由于目前尚未能论证代位权及撤销权是公、私法间共通之法理，故不能基于法秩序统一规范性，主张税收债权可以直接适用私法上关于撤销权及代位权之规定。那我们在立法上该如何设计呢？关于移植私法上代位权与撤销权于税收债权的立法模式向有两种主张，第一种立法模式是直接在税收征管法上规定税收代位权及撤销权的构成要件、行使方式及其效力等等；而第二种立法模式则在税收征管法规定税收代权及撤销权参照（比照或准用）《合同法》上关于代位权及撤销权的规定。就立法技术而言，第二种显较简单并节省立法成本。然若现行法没有税收代位权及撤销权规定，是否可类推适用《合同法》上关于代位权与撤销权规定补充此一法律上之空白呢？以及税收法定原则是否容许类推适用私法规定呢？诸此等等，实为税法教学与研究时不能漠视与忽略的课题。
我们主张税法教学与研究除了基本的法令适用问题外，似应进一步论拓展至立法论的层次，以及当法律出现空白之情形时，如何在不违背税收法定原则下进行税法上的漏洞填补，并思考设计出妥适的法制规范。而在思考税收立法论上，自改革开放以来，税收立法基本上采取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模式，而最近有实务界人士提出立法从严，宜细不宜粗的思路，[5]究竟何者为宜呢？我们认为两者虽各有其考量，但恐有过于极端之嫌。我们不妨分为二层次来看此问题：第一，法律并非万能，而是具有内在不完备性，而该等不完备性常肇因于现实经济与社会体制之考量，税收立法当然也不例外，故首先应为有无立法必要之辩论，这远比宜粗或宜细之争更重要，否则一但立法却又执行不了，岂不伤害政府威信与法律的尊严？；第二，宜粗或宜细两种模式的检验标准究竟为何，到底税收立法要细到如何程度才是合理呢？这是税法学教学研究应该进一步思考之处。我们主张不论是宜粗或宜细的立法似应调合社会经济之实际需求，以呈现税法的特殊性质为首要考量，[6]当然这只是勾勒出一个大方向，至于实际操作标准有待实务立法经验不断的累积。
学术与实践经常存在一定之距离，然学术最好走在实践之前并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如此税法教学与研究方不致沦为立法的附庸，也能与实际生活紧密连接一起，并可维持其学术的客观性，并进一步提升税法学教育的质与量。
三、建构体系化的税法学教学与研究
“法规范并非是不相关的平行并存，其间有各种脉络关联，也就是这些规范都受到特定指导性法律思想、原则或一般价值标准的支配。体系化主要作用在于诸多规范的各种价值决定得藉此法律思想得以正当化、一体化，并可避免其彼此间的矛盾。”[13]体系化是法学研究重要任务之一，而体系化对税法教学与研究更是有必要性，“法律教育不在于提供给决问题的技术，而在于对基本概念和原理的教导。法律教育所要求的内容并不是对实际情况的分析而是对法律组成部分的分析。法律学校并不是职业训练学校而是将法律当作一门科学来教导的文化机构”[14]特别是在现行粗线条税收立法及内外有别[15]的税收立法状态下进行体系化的税法教学与研究，更是具有指导立法实践的意义，并可达到获得税法解释所必要的取向标准、发现及填补税法漏洞、维持税法秩序的一贯性及审视税法上赋予税务机关的行政裁量权等功能。[16]学者也体认到税法学须从理论化、体系化着手，认为税法做为一门学科研究是有其必要的体系，而体系的内容是变动的，需结合历史背景来观察。[17]关于形成税法学体系化的方法，不妨利用编纂概念、利用类型（模块）、利用法律原则、利用功能概念来进行体系化的建构。[18]对于税法学如何加以体系化，学者们侧重的角度不一，试述如下：
学者有将税法体系[19]研究区分为税收实体关系、税收征纳关系、税收处罚关系及税收救济关系四大系统来探讨，[20]试图建构以税收请求权为基础的税法体系，并发展出可检验性的可操作性规范。税收实体关系主要是分析何种纳税客体应按照何种基础归属于何纳税主体，探讨税收请求权是否有效成立。伴随着税收请求权的合法有效成立，在税收征纳过程中我们则进行当事人所应承担的义务种类与义务合理界限之探讨。如当事人未履行其义务，则应该课予哪些处罚，处罚界限为何，并经由相当性衡量以防止公权力遭滥用，并避免发生超过期待可能性之情形。最后当事人若对税收构成要件或征纳过程中产生的关于纳税义务之有无、内容、范围、征管以及处罚方面争议有不服时，如何合理分配当事人在救济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则为税捐救济的处理范围。
另有学者从税收的目的论出发，[21]将税法体系主要分为财政收入目的的税法（财政收入为主要目的）与管制诱导目的税法（财政收入为附带目的），两者区别实益在于其所适用的合宪性审查标准不同。财政收入目的税法主要以量能课税原则为合宪性审查标准，课税乃基于平等原则，其衡量标准专以纳税人之负担能力而非以国家财政需要为依据。而管制诱导目的税法则以比例原则及权衡理论为重心，禁止无正当理由的差别待遇。另有学者提出税捐基本权概念，探讨课税权的宪法界限，建构以税捐基本权为中心的税法体系，并以宪法税概念及税捐正义作为整个税法体系的合宪性审查标准，以求得国权与人权平衡之价值判断。[22]
税收法令只是现实立法下的产物，体系化的税法学应当贯彻自身的价值追求，换言之，法的本质不在于意志而在于规律。今后更应重视找寻经济发展的规律，以法学的角度来提炼税收具体制度的共同原理，以免坠入纯粹的注释法学而不自知。而体系化研究方法有助于总结过去，演进新知，不只说明了新知产生的过程（归纳），并指出法律发展的演进性。[23]一言以蔽之，税法学理论应当有前瞻性，并注意探求税法的普遍性与规律性，而不能跟在并不尽人如意的现实立法背后，进行简单的反应和诠释，而这与体系化的税法学教学与研究是不可分的。
四、总结
关于建立税法学研究成果的客观衡量标准，以及标准之间的顺序及比例为何，本文尚无能力来形成此一学术评价机制，有待更多的学术对话参与形成共识而后确立今后税法学的研究成果衡量机制。毕竟在此一意义上进行的学术对话才有较高的学术可比性与可检验性，并可避免学术垄断现象的发生，进一步形成优质的学术文化世代传承。
以市场角度看，教学与研究也是另一类的市场，但应尽量避免将学术产业化，毕竟学术更有其使命感（非以营利为主要目的应该是最低标准吧）而非如产业的最大利润化，这或许是有志于税法教学研究者应有的体认。本文对如何进一步完善中国税法教学与研究可归纳为下列建议：对立法者保持不卑不亢的心态；开放对话机制的面向及深度；体系化的教学与研究方法。或许本文陈义过高，倘若对提升税法教学与研究能激起更多的火花，则本文目的也
就达到了。
「注释
[1]这里所称的税法，按照2001年修正后的《税收征管法》第三条规定应当只限于法律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这两种形式，但现实中却存在大量的通知、批复、意见取代法律或行政法规的不健全现象，与依法治国的宪法原则背道而驰。
[2]关于税的名称因不同朝代或翻译用语之故，各有不同的称法，今人主要有称“租”、“税”或“捐”等情形。通说以为经常课征者称税，临时课征者称捐，租为唐初税制名称之一，依土地之面积而课以稻谷，而如今租乃以物赁人而取得价值之意义。而台湾学者多称税捐或租税，考察现行法律用语一律统称“税收”，但关于“收”的解释及法律定位，吾人深感困惑。我们是否有必要重新从法学角度审视“税收”用语甚至提出质疑呢？或许有人以为形式不重要，内容才是重点，但如果是这样，则最基本的文义解释如何达成呢？然为配合现实立法说明之需要及基于行文之方便，本文仍暂以“税收”称之。
[3]由于原《税收征管法》第四十一条只规定纳税人欠缴应纳税款并采取了转移或隐藏财产的手段，造成税务机关无法追缴欠税后果者，税务机关才追究纳税人的法律责任，而对没有采取上述手段的欠税人，法律没有规定其应负的法律责任，致使许多国家税收债权无法实现。
[4]杨与龄：《民法概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5]许善达等著：《中国税权研究》，中国税务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6]税法与其它法律领域比较，由于课税权人居于优越地位故税收正义要求特强烈。
[7]例如，若根据财政立场则应力求税收的充分、确实、以及富有弹性，以满足国家政务支出之需要，所以研究重心似应摆在探讨各种税收如何组合，以达税收增加之最大化。但若站在国民经济之立场，则应力求保护税基，培养负担能力，尽量减轻其对国民经济之压迫，所以需要探讨税收的转嫁、归宿等问题，此时研究方向似应集中在税收的经济分配方面。
[8]Tipke/Lang，Steuerrecht，12.Aufl，S.2.转引自陈清秀：《税法总论》，台湾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页。
[9]此为2002年张家界税法年会中刘剑文于分组讨论的部分发言内容。
[10]参见张守文：《经济法理论的重构》，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以下。
[11]当税法出现法律漏洞时，学者认为税法中之法律漏洞可否以类推方式与以填补，此非方法论之问题而是宪法问题，亦即平等原则与税收正义问题须由宪法解释方法来解决。即使在没有进行法律漏洞补充情况下，虽然税收系法定之债，应受法定负担事由之拘束，而非受法律条文表面之拘束，方能达公平税收之目的。然税法部分要件用语，事实上难免具有不完整性与开放性，此时不能尽依表面上的条文，须赖背后之宪法规定始能补足完整。参见葛克昌：《税法基本问题》，台湾月旦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26、131页。
[12]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础理论》（增订新版），台北三民书店1991年版，第891-945页。
[13]KarlLarenz著，陈爱娥译：《法学方法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355页。
[14]M.CappelletiandOthers，“TheItalianLegalSystem”（1967），p.89转引自沈宗灵：《较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3页。
[15]主要体现在内外有别的税收优惠差别待遇上，诸如对所有外商投资企业一体适用的普惠制租税优惠政策外，另有种类繁多针对特定区域或特定项目、特定行业的外商投资企业租税优惠政策（参见《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
[16]陈清秀：《税法总论》，台湾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0-21页。
[17]此为2002年张家界税法年会中刘剑文于分组讨论的部分发言内容。
[18]黄茂荣：《法学方法论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71页以下。
[19]这里的税法体系乃不同于税收实定法的立法体系。
[20]参照黄茂荣以下著作：《税法总论》（第一册），台湾植根法学丛书编辑室2002年版；《税捐法专题研究》（各论部分），台湾植根法学丛书编辑室2001年版；《植根税捐法法规汇编》（一），台湾植根法学丛书编辑室1982年版；《植根税捐法案例体系》（一）至（四），台湾植根法学丛书编辑室1982年版。陈清秀：《税法总论》，台湾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
[21]参照葛克昌以下著作：《税法基本问题》，台湾月旦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版；《所得税与宪法》（增订版），台湾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行政程序与纳税人基本权》，台湾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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