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美术史(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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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美术史范文第1篇

关键词:扩展知识;讲授比较;生平;技法

随着高校美术专业课程设置的改革和调整,外国美术史课程也已经作为艺术设计专业重要的一门理论基础课,但往往艺术专业学生容易忽视美术史论的重要性,一方面学生不想主动学习,对美术史没有总体认识,另一方面在国内的大多数美术史教程中介绍的美术史知识体系不是很完整,有省略的有的排列组合和艺术家生平的传记。第三、在艺术史学习过程中如果没有深厚的历史知识和艺术常识的话学生学起外美史来就变得没有兴趣,变得死背得多思考的少不能真正理解成就,即使是看了学了,也学不懂,看不透。更不能很好地理解运用和利用在自己的分析创作之上了。针对这样的情况笔者认为,在外国美术史教学中教学方法就是很重要的了,教师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教学方法进行改进:

1 扩展知识常识并结合趣味性

在外国美术史学习当中我觉得介绍知识点固然重要,但是如果不了解背景知识是不能学好,理解它的,怎么能让学生在短短的时间内了解知识背景就很重要。例如在欧洲中世纪的学习中,个人觉得在欧洲美术史中是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因为它不仅仅是知识点,还是整个欧洲社会意识及美学观点的体现,也是学习欧洲美术史其他美的基础,是理解其他作品的基础,比如《出逃埃及》、《最后的晚餐》等,是基督教十六幅图示教义。这样就很好地理解后期意大利美术中文艺复兴的一个特点――披着宗教的外衣。也能理解为什么在美术史上有那么多重名的绘画作品,比如《基督下架》等。拓展学生不能只能停留在课堂老师的讲述中,应该推荐给学生有趣味性与知识性的结合电影作品和文学作品,比如在学习古希腊史时,可以在课下让学生看一下《木马屠城记》,简单介绍开始三美神与帕里斯,这样就很好的铺垫了后期《三美神》的绘画背景的理解。

卢梭曾说过问题不在于教他各种学问,而在于培养他有爱好学问的兴趣,而且在这种兴趣充分增长起来的时候,教他以研究学问的方法。外国美术史教学当中培养兴趣和拓展知识应该充分结合,在历史下个人的成就离不开大的环境,比如对米开朗基罗的介绍,不仅要介绍他的生平,还要介绍美第奇家族对米开朗基罗的影响,及米开朗基罗在当时生活的社会环境社会习惯,及公会制度,这样我们就可以充分了解米开朗基罗把他变成有血有肉的人,可以被理解,可以沟通和触碰。对此人理解是立体的,对其绘画产生崇拜促使学生去研究他的绘画理解他的技法,起到了美术史学习和研究的作用。

2 讲授法结合比较法教学

在讲授外国美术史过程中,笔者认为不能因为他们是设计的学生,就只停留在流水似的知识点的介绍,要精简内容,还应该注意深度与广度的结合,要运用讲解比较加深对点的绘画理解。比如运用PPT进行两方面的比较,一是横向知识点串接联系对比,有助于学生对外国美术史的知识的掌握。比如在接受文艺复兴时期时要用大的横向的串联,意大利、尼德兰、德国、西班牙等这样就可以串联知识点,比较各国特点掌握其特质。二是纵向的比如意大利的美术史,上从文艺复兴下到18世纪的知识点的串联,有助于学生对一个国家的几个世纪的知识点的掌握。

3 结合生平、技法的教学

每一个美术家都有自己的成长历程和成就。讲述的时候不仅要把他们分出时期,以便很好的记忆分期和成就,还要把他幻化成年龄,因为这样可以迅速拉近学生与大师的距离产生对比。使学生产生膜拜启发学生对美的追求。

技法教学是美术史教学的深化,比如达・芬奇的《岩间圣母》,利用PPT分析大师每块的色彩的变化,圣母与背景的变化,耶稣与周围的颜色分析等,笔者觉得这是必要的,这样的分析不要过多,但是这是有助于理解大师,深入分析绘画的手法。从而开拓学生的知识,和文化视野,对于古典色彩、浪漫主义用色等有较为深刻的印象,从而为他们更深入的研究提供方法和历史线索。

4 绘画作品与设计理念当中的文化内涵连接

由于在外国美术史学习过程中所介绍的大多数都是各个国家,各个画派,各个时期的大师作品,大多都是壁画、雕塑、瓶画、油画等作品,而今天认为的设计出现在20世纪以后特别是波普艺术以后,这使设计专业学生学习外国美术史时,觉得无措。所以设计专业学生应注意绘画作品和设计理念的联系,以色彩构成、立体构成、平面构成三方面作为基础,掌握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画派等特点。

5 课堂讲授与画展参观相结合

外国美术史范文第2篇

梁启超 民国时期 美术史书籍 美术史观

曹铁铮,天津理工大学副教授,博士;曹铁娃,天津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博士;刘新民,天津理工大学艺术学院党委书记,硕士。

天津市艺术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民国时期天津教育家对美术学科建制的贡献研究”(A12004)阶段性成果。

民国时期出版业的发展与繁荣,为美术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传播渠道和物质保障,直接推动了美术史学的发展与传播。以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为代表的民国主要出版机构中都专门设立了美术部门,由当时著名美术家负责编辑工作。1905年神州国光社聘请画家黄宾虹任编辑,1916年商务印书馆聘画家吴待秋为美术部部长,1921年黄宾虹转入商务印书馆任美术部主任,1922年上海中华书局聘请著名画家和美术史家郑午昌任美术部主任。入商务印书馆美术部工作的书画家也有很多,如著名月份牌画家杭稚英、何逸梅、凌树人等都曾在印书馆美术室工作过。民国时期公开发行的美术图书约有700种,其中商务印书馆发行的美术图书就多达160余种,美术史及美术理论方面的学术性著作占据多数。以商务印书馆为例,1917年,出版国内最早的美术史教材姜丹书的《美术史》,1918年,出版姜丹书的《美术史参考书》;1926年,潘天寿的美术史教材《中国绘画史》出版,同年出版的还有滕固著的《中国美术小史》;1928年,出版陈彬和译日本学者大村西崖著的《中国美术史》;1933年,出版郑午昌《国画面面观》、傅抱石译金原省吾的《唐宋绘画史》;1935年,出版傅抱石《中国绘画理论》和《中国美术年表》;1936年,出版朱杰勤的《秦汉美术史》,作为“大学丛书”之一再版潘天寿的《中国绘画史》;1937年,出版俞剑华的《中国绘画史》;1938年,滕固主编的《中国艺术论丛》出版;1946年,刘思训的《中国美术发达史》出版。这些书籍都是民国时期美术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对当时普及美术史知识、促进中国美术史学研究起了重要作用。20世纪以前,中国的美术史著述是古典形态或传统形态的,民国时期是中国美术史学的转型时期,姜丹书、陈师曾、潘天寿、郑午昌、俞剑华、滕固、傅抱石等美术史家撰写的中国美术史著作,开创了现代形态的美术史学。在美术史学转型过程中,梁启超及其倡导的“新史学”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自清末以来,梁启超所倡导的“新史学”成为中国学者不懈追求的目标,而史学界不断趋新的每一步有益的探索,都为美术史的写作提供了有益的指导,主要体现在美术写作体例、美术史观和美术史研究方法等多个方面。

一、对编著美术通史和美术史写作分期的影响

1902年梁启超的《新史学》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吹响了“新史学”的号角,梁启超在文中对旧史学加以清理,号召“创新史学”,希望写一部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在梁启超看来,史学是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1]章太炎持与梁启超相似观点,他看到梁启超论史学得失的文章,颇有同感,也有修《中国通史》的愿望,认为“所贵乎通史,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2]分别见于典制和纪传。在梁启超“新史学”的倡导下,改革社会面貌,振兴中华民族,富国图强,成为史学变革和编著新式中国通史的时代动因。梁启超编著通史的理想受到美术史界的重视,辛亥革命后蓬勃发展起来的美术学校急需美术史教材,而传统的美术史书籍正如美术史家滕固所言“当做贵重的史料是可以的,当做含有现代意义的‘历史’是不可以的”。[3]民国时期一大批美术史学者投身于美术史的研究与编撰工作,为建立现代形态的美术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梁启超认为中国前者未尝有史,即使搜求著史材料也很难。20世纪初期外来史籍的翻译与引进为中国学者提供了有效的借鉴。梁启超率先将西方学者的世界史分期介绍到国内,并仿效其将中国历史分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梁启超将自黄帝到秦代划分为上世史,并称之为中国之中国,将秦代至清代乾隆末年划分为中世史,应为亚洲之中国,将乾隆末年以后划为近世史,称为世界之中国。这种系统明晰的分期法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开创性。这一时期的史学通史著作基本上是使用外来的框架结构,填充本土材料,还有直接编译外国著作的,处于模仿阶段。同时期美术通史的编著也存在类似境遇。梁启超吹响的“新史学”号角激起了美术史家编著美术通史的热情。20世纪初期不断高涨的留学浪潮中出国求学的学子开始陆续归国,大部分美术留学生就职于刚刚建立起来的现代美术学校,基于课程设置的需要,新式美术通史教材应运而生。1917年姜丹书编写完成《美术史》,全书共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中国美术史,下编为西洋美术史。西洋美术史部分采用梁启超所介绍的历史分期法,分为上世期、中世期、近世期三部分共九章。采用类似分期方法的还有:1924年济南翰墨缘美术院出版的陈师曾的通史教材《中国绘画史》,它采用现代通行体例“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编写而成;1926年潘天寿编写的美术通史教材《中国美术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分期上略作调整,将全书分为“古代史”“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四编,是较为完备和详细的中国美术通史教材。以上三部通史教材虽然是参考当时国外的美术史教材及书籍编写而成,但都与梁启超所倡导的史学话语背景是分不开的。与中国通史的编写一样,中国美术史的写作也处于学习、探索和模仿阶段。

二、进化史观对美术史写作的指导

在新史编著逐渐深入的过程中,进化论史观的影响较为显著。严复的译述工作在近代介绍西学过程中起了极大影响。时期严复将赫胥黎的《天演论》翻译到中国,并进行了创造性的译述,向国人宣传了一种崭新的进化论的自然观和社会历史观:自然界的生物不是万古不变,而是不断进化的;进化的原因在于“物竞天择”,“物竞”就是生存竞争,“天择”就是自然选择;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人类,不过人类文明愈发展,适于生存的人们就愈是那些伦理上最优秀者。这种新思想在中国传播开来,成为当时先进分子爱国救亡、维新变法的理论武器,并对思想界、学术界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康有为称《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梁启超也深受严复天演哲学的影响,其进化思想在历史观上表现得比较突出。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指出:“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化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即历史学当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考察和叙述种种进化现象,这就是“新史学”的本质。梁启超认为,史学是由“客体”和“主体”结合而成的。所谓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所谓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进而阐述道:“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偏于主观而略于客观者,则虽有佳书亦不过为一家言,不得谓之为史)。”梁启超提出人们应该发现历史进化的规律性并加以应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学历史观引进过程中,进化史观与唯物史观的影响显著,这两种历史观在美术史写作过程中都有所体现,但基于梁启超的对进化史观的积极倡导,加上他与美术史家陈师曾、滕固等人保持着密切的学术往来,所以在美术史界,进化史产生的影响更为强烈。1934年和记印书馆出版秦仲文著《中国绘画学史》,书中用生物界成长衰亡的过程类比中国美术史的发展 ,将其划分为萌芽、发展、变化、衰微4个时期。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史岩的《东洋美术史》,序言中作者提出无论东洋还是西洋,当一个国家的文化达到高潮时,艺术也会达到优美卓绝的绝顶。艺术的发展像生物一样,经历了萌芽、成长、成熟以至衰老的过程。[4]可见作者将进化史观作为了全书的指导思想。192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滕固著《中国美术小史》,书中对美术史的分期也体现了进化史观的影响。作者将佛教输入以前划分为中国美术史的生长时期,将佛教输入以后的一段时期划分为混交时期,唐和宋为昌盛时期,元以后至现代为沉滞时期。这种分期法摆脱了“历史循环论”的束缚,依照美术史发展的自律性,效仿生物的生长过程,作了历史分期,其中又加入了艺术本体的思考。滕固声明“沉滞”不是“衰退”的意思,历史是向前发展的:“文化进展的路程,正像流水一般,急湍回流,有迟有速。凡经过了一时期的急进,而后此一时期,便稍迟缓。”[5]明清成为沉滞时期,其主要原因是缺乏新的艺术素养的积累。1940年,傅抱石在《中国篆刻史述略》一文中参考了滕固的美术史分期方法,将中国篆刻史分为萌芽时期、古典时期、沉滞时期、昌盛时期4个时期,探求篆刻的起源、发展、师承以及盛衰。

三、引导美术史写作变史料为史学的途径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再次活跃了中国的学术思想,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人以疑古辨伪为旗帜,在民国时期掀起一个辨伪浪潮。对几千年来的古史进行大胆怀疑,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支流。疑古辨伪的历史观念影响了美术史学者对上古问题的思考,在美术史撰写过程中,那些不合理的神话传说成分渐被清理,美术史写作急需更科学的史观和研究方法做指导。与此同时,梁启超接续“新史学”口号,继续探讨创造史学的方法,1922年梁启超完成了他著名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

传统史学研究者大多注重文献治史,忽视实物证史的作用。梁启超提出重文献研究的同时,还要重视文字以外的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物。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史料”部分讲述到“实迹之部分的存留者”时,以美术为例:“又如北京彰仪门外之天宁寺塔,实隋开皇时物,观此可以知六世纪末吾国之建筑术为何如。如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之佛像,为北魏太安迄太和间所造,(西四五五至四九九。)种类繁多,雕镌精绝。观此可以知五世纪时中国雕刻美术之成绩及其与印度、希腊艺术之关系;以之与龙门诸造象对照,当时佛教信仰之状况,亦略可概见。”[6]他认为对北京留存的天宁寺塔的考察可进一步研究六世纪古代中国的建筑技术,从北魏石窟造像来推演中国古代美术与世界美术的交流和当时佛教的发展状况,这种认识既深刻又拓宽了美术史的著述范围。当时的中国美术史著述尚处于起步阶段,梁启超高屋建瓴给美术史学者以方法论上的指导,在叙述方式上注重史学诠释,在史料的选择上突破了传统美术史注重文献史料的转抄增补,忽视绘画以外的美术研究的状况。

梁启超从思想上启发了研究者,从美术史的角度去研究中国古代的钟鼎彝器、洞窟造像、寺观殿阁、地宫皇陵和各种精美的工艺品,并对美术史所蕴含的人文价值进行深入阐释。在之后的美术史研究著述中,史岩的《东洋美术史》全书各章节中,作者均将雕刻、建筑和工艺美术与绘画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进行阐述,如对三代的玉器、钟鼎彝器、陶漆织染和雕刻的种类和功用论述详尽,对南北朝至隋代的中国的石窟艺术的阐述,从构图、创作手法、色调和内容等方面进行了细致阐释。滕固的《中国美术小史》从原始时代的石器、土器开始阐述,再到古代的建筑、石刻、服饰上的装饰和壁画上图像,接着谈到佛教输入之后的建筑和石窟造像,再谈中国宫殿建筑、佛教造像和山水、人物画等,篇幅虽短,但研究方向已突破了书画史的狭窄范围,完全是按照现代美术史的编写体例进行撰述的。冯贯一的《中国艺术史各论》对中国的悠久文化和璀璨艺术分门加以介绍,内容包罗广泛,条理清晰,作者认为不仅中国绘画发展历史悠久,中国的雕塑、书法、陶瓷等在世界美术中亦别树一帜,应详加阐释。这种分类分科研究使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更趋深化,研究方法和研究体例也更趋多样化。

四、对美术史研究方法的启迪

梁启超认为要突破传统史学,就要借鉴和引进其他学科的方法和理论,历史研究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学科的影响和渗透下才得以不断拓展的。在方法论方面,梁启超指出:“夫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7]他指出历史学研究是综合研究,应广泛吸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20世纪20年代后期,史学家顾颉刚也逐渐调整方向,回到梁启超所倡导的民史建设的轨道上,认为“国学的研究,自受了新史学和科学的洗礼,一方面扩大了眼光……一方面绵密其方法,用统计学、社会学、人类学、地质学、生物学、考古学种种科学的方法,来切实考求人文的真相”。[8]

梁启超的主张顺应了美术史学科发展的需要,给美术史研究学者以方法论上的启迪。中国传统美术史主要采用谢赫创立的品级品评方法,民国时期学科的分化和发展,为美术通史的写作拓宽了道路,也对美术史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美术史的撰写更加科学化,历史学、美学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被应用到美术史的研究与写作中。受疑古思潮的影响,刘思训在《中国美术发达史》中对将美术起源归结为伏羲、神农等神话传说进行了批判。俞剑华的《中国美术史》书中用游戏说对美术起源进行了解释,“初民作画,多出于游戏行动,如童子之画壁,并无若何目的,及渐进化,一部分图画既作为文字,一部分图画又作为装饰……”[9]宗白华、伍蠡甫、邓以蜇等学者从美学视角来研究中国绘画的特征与精神,丰富了美术专题的研究,拓展了美术史研究的思路与视角。在民国美术史著作中考古学、风格学、艺术心理学和艺术社会学等研究方法也得到了应用,从而使美术史的写作具有了现代性和先进性。滕固、朱、白志谦等学者应用考古学方法对古代遗迹、石窟、陵墓、建筑和雕塑进行实地考察,收集了第一手资料,其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学术史上富有开拓意义。滕固的《唐宋绘画史》应用风格学方法分析美术作品,该专著的出版标志着具有美术学特征的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开端。岑家梧、伍蠡甫从艺术心理学和艺术社会学等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古典艺术理论,探讨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些专题,是民国时期美术史研究的又一有益尝试。

结语

综上所述,在梁启超及其所倡导新史学影响下,民国时期中国的美术史书籍的写作与研究体现出体系性和系统性的特点,中国美术史的著述日渐丰富。中国美术通史著作研究的时代上起先秦,下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写作中力求揭示中国美术发展、演变的规律,逐渐摆脱了古代美术史著作多传记、著录,罗列材料,不成系统的弊病,逐步对中国美术的起源问题进行了科学的探讨,对近现代美术家的艺术活动也进行了记载。美术史研究范围超越了传统绘画史、书学史的研究局限,对绘画、雕塑、建筑、瓷器工艺、书法均作了系统性的评述和研究,中国绘画史著作则对山水画、人物画、花鸟画、道释风俗画、院体画作出综合系统研究。

民国时期建立起的现代形态的美术史学的研究体系和研究格局,对于20世纪下半叶的美术史学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特别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国际交往处于半封闭状态,中西学术交流稀少,美术史学的研究除效仿前苏联的研究范例以外,基本上是建立在民国美术史学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另外,民国时期美术史学研究具有体系性与系统性的特点,注重美术通史的研究,这也对20世纪下半叶的美术通史研究产生了影响。20世纪下半叶中外美术通史研究比断代史研究成果更为显著,美术史著作如王逊的《中国美术史》、王伯敏的《中国绘画史》、李浴的《西方美术史纲》,以及王伯编的八卷本《中国绘画史》、王朝闻主编的十五卷本《中国美术史》、朱伯雄主编的十卷本《世界美术史》等,都是综合性、系统性的通史研究,受民国时期美术史学研究体系性与系统性特征的影响是其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 梁启超全集(上册)[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736.

[2] 汤志钧. 章太炎政论选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77:167.

[3] 沈宁. 滕固艺术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114.

[4] 史岩. 东洋美术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4.

[5] 滕固. 中国美术小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38-39.

[6]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9-41.

[7] 葛懋春,蒋俊. 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107.

外国美术史范文第3篇

一、两大体系:中国艺术学科体系内涵

艺术学科体系由关于人类艺术实践的全部知识构成的。正如马采先生所说:“艺术学就是研究关于艺术的本质、创造、欣赏、美的效果、起源、发展、作用和种类的原理和规律的科学。这是艺术学的目的,同时也是艺术学的意义。”②整个学科体系基本内涵包括艺术史论和艺术创作实践与应用两大体系。

1.艺术史论体系

如果把艺术学科比作一幢大厦,那么艺术史论体系则是整幢大厦的基石。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实践活动,艺术属于社会历史范畴。它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并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变化与消亡。人类艺术史与人类社会史相伴相生。考古学的发现证明,数万年前的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了早期的艺术实践活动,直到今天,艺术实践在人类社会任何一个发展时期从未间断过,而且正在继续,并将一直继续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部人类艺术史就是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超越万年的艺术史为人类社会留下了无比丰厚的艺术遗产,积累了极其宝贵的艺术实践经验,这些都为今天和以后的艺术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营养和思想资源,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因此,艺术史是整个艺术学科体系中的第一块基石。具体说来,中国艺术学科体系中艺术史部分主要包括带有一定普遍性的人类艺术通史,如中国艺术史、外国艺术史等;以及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门类艺术史,如中外音乐史、中国书画史、西方美术史、中外雕塑史、中外建筑史、中外戏剧史、中外舞蹈史、中外电影史等。艺术理论是在梳理和总结人类艺术史和艺术实践的基础上,对人类艺术实践活动的起源、本质、特征、功能等基本原理和规律的归纳、概括和抽象。艺术学理论体系主要研究艺术的本质、艺术的起源、艺术的分类、艺术欣赏与艺术批评等内容,具体学科包括艺术学原理、艺术美学、艺术哲学、艺术批评学、艺术类型学等。艺术史论体系奠定了艺术学科体系的基础,是整个艺术学科体系的血脉和灵魂。没有艺术史论体系,艺术学科体系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艺术创作实践与应用体系

艺术史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在梳理和总结人类艺术实践规律的基础上为艺术创作与实践提供理论借鉴和指导,进一步推动人类艺术实践的创新、发展和繁荣,进而创造出更多、更高质量的艺术作品,让人们在获得审美愉悦和艺术享受的同时,心灵得到净化,性情得以陶冶,人格更加完善。艺术史论研究最终要回到艺术创作实践中,没有对艺术创作实践与应用的关注,艺术史论研究就成了纸上谈兵、空中楼阁。如果说艺术史论体系是艺术学科体系建设的基础和逻辑起点,那么艺术创作实践与应用体系则是艺术学科体系建设的目的和旨归。具体而言,艺术创作实践与应用体系包括对音乐、舞蹈、美术、书法、设计艺术、戏剧戏曲、电影、广播电视艺术等各门类艺术创作规律、创作技法、创作方式的研究。

作为一个整体,艺术学科体系内涵包括艺术史论和艺术创作实践与应用两大体系。具体到每一个门类艺术学科,其内涵也主要由这两个部分组成。如美术学科体系里既包括中外美术史、文物鉴定与修复、民间美术研究等史论研究内容,也包括中国画、油画、版画、壁画、雕塑等美术应用研究与实践等部分相关学科。戏剧戏曲学科包含戏剧戏曲发展史论的教学与科研,以及为戏剧戏曲编导、表演舞台实践的教学与科研。前者是戏剧戏曲学的主导、核心部分,侧重于学习、研究中外戏剧史、戏剧理论、戏剧批评、比较研究,兼及剧场建设、舞台设计、戏剧管理,着眼于从案头艺术、舞台艺术、综合艺术等不同角度,对中西戏剧戏曲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后者是前者的衍生与辅助环节,包括剧本编辑理论与实践、戏剧导演理论与实践、舞台设计、灯光技术、化妆技术等具体内容。

艺术设计学科包括艺术设计史论和艺术设计创作及制作系统的教学、实践与研究。前者主要研究艺术设计历史脉络、艺术发展规律、美学流派表现、理论方法呈现等内容。后者主要包括艺术设计思维训练、三大构成规律的学习、设计素描、色彩课程的学习、专业方向课程的学习、设计实践类课程的学习等内容。电影学科包括电影历史及理论与电影创作及制作系统的教学、实践与研究。电影历史及理论系统,主要研究电影艺术历史、发展演变规律、美学思潮、理论方法等内容。电影创作及制作系统,主要包含电影艺术创作规律的探索和电影艺术制作技巧的提升两大范畴,涵盖了编剧、导演、摄影、美术、录音、剪辑、动画、管理等全部的电影制作部门。此外,音乐学、舞蹈学、书法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等其他门类艺术学学科体系内涵也同样主要由史论体系和创作实践与应用体系两大部分构成。

二、四大部类:中国艺术学科体系外延

艺术学科体系外延包括所有关于艺术史论体系和艺术创作实践与应用体系的相关学科,主要有一般艺术学、特殊艺术学、边缘艺术学、新兴艺术学四大部类。一般艺术学即探索人类整体艺术实践活动普遍规律的学科,包括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美学、艺术哲学、艺术批评学、艺术类型学等关于艺术学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和基本理论的学科。特殊艺术学即门类艺术学,包括音乐学、美术学、舞蹈学、戏剧戏曲学、设计艺术学、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及最具民族特色的书法学等。边缘艺术学即艺术学与社会学、心理学、符号学、人类学、文化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交叉形成的艺术社会学、艺术心理学、艺术符号学、艺术人类学、艺术文化学、艺术教育学、艺术传播学、艺术管理学、艺术经济学、艺术考古学、艺术文献学、艺术伦理学、艺术法学、宗教艺术学、比较艺术学等艺术学边缘学科。新兴艺术学即探索和研究以电子计算机、互联网、3D、激光全息等为代表的新兴科学技术与艺术创作实践相结合产生的诸如计算机艺术、视频艺术、全息摄影艺术、交互艺术、虚拟现实艺术、网络艺术、动画艺术、立体电影艺术等新兴艺术的学科。

外国美术史范文第4篇

美术学是人文科学的组成部分,是一门研究美术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美术历史的演变过程、美术理论及美术批评均是它的主要内容。美术学要研究美术家、美术创作、美术鉴赏、美术活动等美术现象,同时也要研究美术思潮、造型美学、美术史学等。此外,美术学还要研究本身的历史 即美术学史,就像哲学要研究哲学史一样 。美术学既可以运用自己特有的方法进行研究,也可以借鉴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文艺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因此对美术学的研究还可以同其他学科的研究结合起来,形成美术学研究的边缘地带或者形成新的交叉学科,例如美术社会学、美术心理学、美术市场学、美术信息学、美术管理学等等。这里,“美术”二字的涵义有时会扩大到书法及摄影等造型艺术领域。通过这一界定,美术学的基本研究对象包括美术史、美术批评与美术理论,构成了对“美术”这一现象的研究,这在我国已经形成美术学的基本框架。

然而遍览欧美各地大学的学科设置,却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美术学”的概念。至今还没有与“美术学”对应的英文词汇。欧美的美术史研究,且以德国为例分析,强调美术史本身的社会文化意义的派别影响最大。特别是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的研究方法成为美术史研究的主流,美术史巨子贡布里希更将图像学的观点进一步推延到人文学科的其他领域等等。在此意义上,美术史实际上是借美术的外壳,承载社会文化的历史内容与含义。设在综合性大学里面的美术史学科,大都拥有独立的系别。如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这些知名大学均有美术史研究的专业。另外也有将考古与美术史并置的,如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就有名为“考古与中国艺术史”。美术理论,美术批评学科,常设在综合性大学的哲学系美学专业。当然,也有一批艺术院校有美术理论专业。

总之,国外还没有一个可以能够包含史、论、评含义的美术学概念。同时,也似乎不存在一个学科管理意义上的美术学。在中国古代美术文献中,常常把画评、画史、画论结合在一起进行探讨。例如南齐谢赫的著名批评著作《古画品录》便是这种体例。谢赫在这部著作开头,就对画品即绘画评论做出概括,“夫画品者,盖众画之优劣也”,接着对绘画的功能和作用发表见解:“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览。”这段话便是他的美术观念和绘画理论的表述。谢赫提出的绘画六法,即品评绘画的六条标准: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这六条标准成为此后绘画批评中的根本原则,也成为我国古代美学理论的重要内容。由此可以看出批评理论和美术作品研究也可以进入史的范畴,中国古代画论常将史和批评融汇其中。

美术批评与美术史、美术理论是三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学科,它们却构成美术学的基本内容。美术批评学可以作为美术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加以研究,当然在批评学领域,美术批评学也可以作为批评学的一个分支,与文学批评学、音乐批评学等并列。美术批评运用一定的批评方法与原则,对美术作品的形式、语言、题材、内容、思想和风格进行品析、评判,揭示其价值,分析其优劣,或者对美术现象,美术思潮、美术流派、美术活动进行分析评价,揭示其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这种活动就是美术批评或者叫美术评论。美术评论和当前的创作实践活动联系比较紧密,批评家要参与美术活动,及时了解创作动向,推动创作活动的发展,美术批评家有时还可参与策划美术展览,组织创作研讨等活动,因此美术批评也是一项操作性、现实性比较强的活动。而美术批评学则是从理论上总结批评规律,提出批评观念、批评标准和方法,或者总结历史上的批评成果,建立起理论形态的批评学科。

美术史是由美术史家和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美术作品、美术文献、美术遗迹进行发掘、研究、探讨,客观地揭示美术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基本规律的科学。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美术史著作是唐代美术史家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它开创了撰述中国美术史先河。西方美术史学科的建立可以追溯到16世纪意大利画家瓦萨里写作的《大艺术家传》。这部书记录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画家和雕家的生平、活动和创作,为后人研究文艺复兴美术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该书首次出版于1550年。西方艺术史学科的真正建立应以18世纪德国艺术史家温克尔曼出版《古代艺术史》作为标志。这样,中国的《历代名画记》早于瓦萨里约700年,早于温克尔曼约900年。所以,中国美术史的学科建立实际上始于盛唐。

美术理论是对美术问题的理论探讨,通过对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及设计艺术作品也可以包括书法及摄影的功能与作用、基本特征、形式、结构、语言、风格及其中的审美规律和思想活动,揭示美术的普遍特点与规律。美术理论在狭义上主要是指美术基本原理,在广义上则可以包括美术美学、美术哲学、美术心理学、美术社会学等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讲美术批评理论也是美术理论的组成部分,但鉴于美术批评理论和美术评论活动相对的独立性,因此美术批评和美术理论常常分成两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进行探讨。

在对美术史的研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客观地揭示作品的创作年代、材料、作品的题材内容等,但当美术史家对其内容和形式进行探索时,也必然要与用一定的批评方法和艺术观念及价值标准对作品做出评判,而在这一过程中,批评或明或暗地在起作用。固此美术史不可能完全离开美术批评。美术批评还是联系美学、美术理论与美术史、美术作品的桥梁。由此看来,美术批评与美术史、美术理论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三者成为美术学的基本内容。

外国美术史范文第5篇

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首开西方近代以风格学研究艺术史之先河,其主要贡献在于:通过古代造型艺术作品的风格来叙述艺术历史的兴衰演变,进而追溯到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重构了以风格为主线的艺术史范式。布克哈特扩展了温克尔曼的艺术史思想,专注于以风格问题研究艺术史,以文化史视野来研究艺术风格。李格尔提出“艺术意志”概念,将艺术风格发展的动力归结为艺术内部原因,即人们对造型艺术的知觉方式。沃尔夫林是布克哈特的弟子,他在《艺术风格学——美术史的基本概念》一书中提出了经典的艺术风格学理论,标示西方艺术风格学理论的成熟。沃尔夫林把文化史、心理学和形式分析统一于一个编史体系中,不过多地研究艺术家,而是紧紧地盯着艺术品本身,以创作过程的心理解释为基础进行形式分析,把风格变化的解释和说明作为美术史的首要任务,力图创建一部“无名艺术史”。沃尔夫林认为文艺复兴艺术的早期、古典和巴洛克三阶段的周期概念并不是艺术的价值判断,因为一种风格代替前一种风格占主导地位后并不意味着前一种风格的消失。他发现艺术风格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的过程,并提出了风格分析的五对概念,即通过“线性”与“图绘性”、“平面”与“后退”、“闭锁形式”与“开放形式”、“多样性”与“统合性”、“相对清晰”与“绝对清晰”这五对概念进行风格分析。这些风格词汇侧重于分析绘画的结构,而不关心艺术品的鉴定,是一种抽象的风格分析观念。

随着西学东渐之风劲吹,西方美术史研究中的风格学方法被引入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中,改变了从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到民国郑武昌《中国画学全史》历时一千多年的中国绘画史研究一直是画家、画迹、画评按年代进行简单罗列的叙事模式,开创了中国绘画史研究的新范式,即以风格演变来叙述绘画史。

艺术风格学对风格的设定、解释和评判对中国美术史的断代、鉴赏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在传统中国画论中,对风格的描述多以主观的品评为主导,由于缺乏科学而可靠地方法,因而也造成了对诸多作品的真伪和断代的偏差。而风格分析则使诸多学者从对艺术家生平的考证与时代背景的论述转而考察艺术本体的形式、结构演变和风格法则,希翼总结出艺术本体内部的发展轨迹,并且依照这种内在的风格规定完成断代、鉴赏等的研究。

艺术风格学将以“艺术作家本位的历史”转变为“艺术作品的本位史”,运用这样的观念梳理史料,给美术史研究带来了新视角。在古代,美术向来被看做是政治的宣传工具,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也明确地讲到了“明劝诫,助升沉”的绘画功能。对绘画的鉴赏也多关注这政治的、道德伦理的社会功能,而且没有选择以美术本体为研究对象,很少考虑美术的审美功能。另外,文人介入绘画既带来了绘画风格变迁的新生机,但同时也表明中国绘画的流变从此便失去了它的本体意义。士大夫对绘画品评开始注重画面以外的因素,画家和品评者共同关注的已不是作品本身所呈现的审美特征。作品所包含的社会史意义反而显得格外重要。南宋绘画,一角半边之势被认为是南宋半壁江山的写照,从而阻碍了人们对南宋绘画诗意的发掘;刚猛有力的大斧劈皱被理解为缺少文人修养的表现,从此这种从绘画本体上生发出的新技巧在中国的土壤上艰难地延续着。艺术风格学以美术本体为主位考察艺术本体的形式、结构演变和风格法则,改变了自古以来的品评鉴赏方式,避免社会性的价值判断,对美术以及美术家及其作品有了不同的评价,也因此开拓出美术史研究的新天地。

艺术风格学注重对艺品形式、结构等风格特点的研究对中国美术的发展也有重要意义。以绘画来说,当前的中国画在继承传统与发展创新等方面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方面中国画的笔墨语言、构图法则等受到西方美术的影响,另一方面,现当代的艺术家的艺术思想也融合了西方的美术理论。中国画的传统根基似乎不再那么深厚,一些画家盲目追求新的风格面貌而玩弄笔墨技巧。此时正是需要一部不只是记载过去美术发展史实的历史,更需要一部能够指导现当代美术发展的“理论借鉴”的历史。中国美术在历史的长河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美术作品为本位研究美术风格演变的规律以及影响绘画风格演变的艺术思想和社会环境,对当代画家的艺术创作如何继承发展传统语言以及如何吸收外来营养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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