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地理论文(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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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地理论文范文第1篇
【关 键 词】地理；文化；重合论；分离论；；萨义德；霍布森。
【作者简介】顾乃忠，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教授，主要从事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和中国文化转型研究。
“东方在何处”这个似乎在中学教科书中便早已解决了的问题，长久以来，却使古今中外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乃至所有的人文社会学科的许许多多的专家们深感头痛。因为这里所说的“东方”，不是地理上的东方，而是历史中的东方、文化上的东方。文化上的“东方在何处”的问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一方面，文化上的东方与地理上的东方相联系，东方文化的名称因东方地理而得名；另一方面，文化的上的东方又与地理上的东方相区别。由于文化上的东方同地理上的东方交织在一起，这样“东方在何处”的问题不能不变得极其复杂。它包括这样一些基本问题需要我们去回答和解决：什么叫东方文化？什么叫西方文化？东方有没有西方文化？西方有没有东方文化？如果有，那么东方什么时候有西方文化？西方什么时候有东方文化？如此等等。显然这些问题都不是容易说清楚的，因为它们涉及文化研究的基础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方在何处”的问题是比较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只有正确地回答了它，比较文化研究、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转型和文化建设，特别是东方国家的文化转型和文化建设，才能具有正确的方向。
那么，“东方”究竟在何处？
要回答此问题，首先必须明白地理上的东方和文化上的东方这两者的联系和区别，同时也必须明白地理上的西方和文化上的西方这两者的联系和区别。
一、地理上的东方和文化上的东方——东方和西方的地理—文化
重合论考察
可以肯定地说，在远古人类那里，既无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东方概念也无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西方概念——无论是文化上的还是地理上的。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东方和西方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希腊人那里，这可见诸希罗多德的《历史》。不过，希罗多德在他的著作中用的不是“东方”和“西方”，而是“亚细亚”和“欧罗巴”，但是，这里的亚细亚和欧罗巴的概念分别同东方和西方的概念大致一致：亚细亚或东方指的是爱琴海以东的亚洲大陆，欧罗巴或西方指的是爱琴海以西的欧洲大陆。由希腊人确定并通过希罗多德流传下来的东方和西方的概念至今没有改变，估计以后也不会改变，因为这里所说的“东方”或“西方”是地理上的——地理上东方和西方是自然形成的，它们将与地球同在。当然，地理上的东方和西方具有主观性，如果当初人们愿意，把现在的东方叫做西方，而把现在的西方叫做东方又何尝不可。但是，既然人们已经约定俗成，就必须遵守这一既成事实的规定。就是说，在地理上，东方和西方是不会改变的。
但是，“东方”或“西方”的概念除了地理上的意义以外还有文化上的意义。就是说，除了有东方地理或西方地理以外，还有东方文化或西方文化。什么叫东方文化或西方文化？对于这个问题我暂且不加严格界定，姑且沿用学界的通常理解，即主张静止、情感和群体的文化叫东方文化，主张变化、理性和个体的文化叫西方文化。在这里需要着重讨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东方或西方有地理上的和文化上的双重含义，那么地理上的东方或西方同文化上的东方或西方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在东方地理或西方地理同东方文化或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上，我们通常遇到的一种观点是认为这两者是分别相互重合的，即在东方地理上产生的文化就是东方文化，在西方地理上产生的文化就是西方文化。我们姑且把这种观点称之为地理—文化重合论。这种地理—文化重合论的观点同样可以溯及希腊人及其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希氏在他的史书里根据当时的历史幻想记载了希腊人同波斯人之间的战争和“欧亚之间的世仇”，这样就把“欧罗巴”和“亚细亚”当作相互对立和争雄的实体。“由于他的大手笔的影响，这个公元前5世纪的古代希腊的幻想便流行于后世”[1]。当然，在希腊人那里，乃至于在近代以前，由于东西方交往不是很多，更由于西方还没有发展出近代工业文明，因此，人们的地理—文化重合论的意识并不明显。对地理归属和文化性质关系的思考，是近代以来历史给人们提出的任务。具体地说，近代以降，尤其是19世纪以来，西方文化随着军事的和经济的力量进入了东方，与东方文化发生了直接的碰撞，地理—文化重合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而它则在现代特别是当代受到强调。下面对东方和西方的地理—文化重合论的三位代表者的思想加以考察；他们分别是中国的、阿拉伯世界的爱德华·萨义德和英国的约翰·霍布森。
（一）的地理—文化重合论
20世纪20年代，持地理—文化重合论的观点。他认为，东西方文明之差异是同地理环境联系在一起的，“欧罗细亚大陆之中央有一凸地曰‘棹地’（Table Land），此与东西文明之分派至有关系。因其地之山脉，不延于南北，而亘乎东西，足以障阻南北之交通。人类祖先之分布移动，乃以成二大系统：一为南道文明，一为北道文明……南道文明者，东洋文明也；北道文明者，西洋文明也。南道得太阳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赐予厚，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北道得太阳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赐予啬，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奋斗、与同类奋斗之文明”[2]。还认为，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之间的差异是极其明显的：“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3]等等。在看来，东方文化是在东方这块土地上产生的，西方文化是在西方这块土地上产生的。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不仅有其自然的即地理的因素，而且将与这个因素同在——与阳光辐射在地球上不同部位的差异同在。
在这里，我把的东西文化观归结为地理—文化重合论，对此尚须做进一步的论证。的文化观十分混乱，也相互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他说东方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他认为：“吾人认定于今日动的世界之中，非创造一种动的生活，不足以自存。吾人又认定于静的文明之上，而欲创造一种动的生活，非依绝大之努力不足以有成。”所以希望沉毅有为、坚韧不挠之青年要担当如下重任，即“俾我国家由静的国家变而为动的国家，我民族由静的民族变而为动的民族，我之文明由静的文明变而为动的文明，我之生活由静的生活变而为动的生活；勿令动的国家、动的民族、动的文明、动的生活，为白皙人种所专有；以应兹世变，当此潮流”[4]。从这一点来看，说是全盘西化论者一点不为过。但是纵观的东西文化观，全盘西化论在他的思想中并不占主导地位；在他的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东西文化调和论。认为东西文化或东西文明虽有种种差异，但“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5]。他还对如何调和东西方文明制定了原则：调和的手段在于“自他”“两让”，调和的目的在于“自他两存”[6]。从此意义上说，是一个东西文化调和论者。东西文化调和论与地理—文化重合论具有内在逻辑联系：后者是前者的逻辑前提，前者是后者的逻辑发展。在此意义上，我认为的东西文化观的主导倾向是地理—文化重合论。这种观点直至今天仍然受到儒教文化圈中尤其是中国很多人的追捧。
（二）萨义德的地理—文化重合论
如果说在20世纪前期是在具体的描述中将地理上的东方或西方同文化上的东方或西方相互重合起来的话，那么萨义德（Edward W.Said）在20世纪后期则在抽象的论述中将地理上的东方或西方同文化上的东方或西方相互重合起来。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指出：“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它不仅仅存在于自然之中，正如西方也并不仅仅存在于自然之中一样……作为一个地理的和文化的——更不用说历史的——实体，‘东方’和‘西方’这样的地方和地理区域都是人为建构起来的。因此，像‘西方’一样，‘东方’这一观念有着自身的历史以及思维、意象和词汇传统，正是这一历史与传统使其能够与‘西方’相对峙而存在，并且为‘西方’而存在。因此，这两个地理实体实际上是相互支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反映对方的。”[7]这种将“东方”和“西方”看成地理的和文化的实体，认为各自凭着“自身的历史以及思维、意象和词汇传统”与对方相对峙而存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对方的观点，明显地是地理—文化重合论。但是，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如果我将这里的观点直接当成萨义德的地理—文化重合论，一定会遭到很多论者的反对。他们会说，这种将东方和西方二元对立的观点是东方主义的观点，而东方主义正是萨义德所批评的。但我以为，萨义德诚然批评东方主义，但是，萨义德所批评的东方主义——我把它称之为西方传统的东方主义——与萨义德所理解的东方主义即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是以地理—文化分离论为基础的，后者是以地理—文化重合论为基础的。
萨义德实际上是文化相对主义者，仅在《东方学》中可以证明这一点的论据就俯拾即是。他主张各种文明具有同等的价值——当东方主义者夏多布里昂认为主张自由、民主的西方文明优于并终将取代实行“暴政和奴役”的伊斯兰文明的时候，他明确表示反对，并批评说：“这是对下面这样一种在欧洲写作中将获得一种几乎令人无法忍受的权威地位的观念第一次意义深远的表达（下面的这种在欧洲写作中的‘权威地位的观念’，指的是夏多布里昂和其他东方主义者认为东方人，特别是穆斯林，不懂自由的意义。——引者注）。”[8]他要求人们对东方和希腊怀有完全相同的感情——他在批评另一个东方主义者诺尔德克时说：“诺尔德克是希腊文化的爱好者，但令人奇怪的是，他对希腊的热爱却是通过表达对东方的厌恶而显示出来的，这一点多少有些滑稽，因为不管怎么说，后者毕竟是他的学术研究对象之一。”[9]（顺便指出，萨义德这里的逻辑确实有些滑稽，在他看来，人们不管研究什么都应该对研究对象怀有景仰之情。）不仅如此，萨义德还像中国的季羡林一样，持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论。他承认自18世纪末以来，东学的西进与西学的东进不能相提并论；但是萨义德同时指出：“东西方之间的这一不平衡是不断变化的历史模式的产物。从8世纪到16世纪，伊斯兰一直处于政治的和军事的黄金时期，一直支配着东方和西方。接着，权力中心发生了西移，直到20世纪晚期才似乎又有回归东方的趋势。”[10]更有甚者，萨义德也像季羡林一样，持文化输出和输入相等论。他看到近东当代文化有受欧美文化模式主导的趋势，并把反映这趋势的东西方关系概括为“一边倒的关系”，即：“美国是（阿拉伯——引者加）少量产品（主要是石油和廉价劳动力）有选择的消费者，而阿拉伯则不加选择地消费着各种各样的美国产品——物质的和意识形态的。”但是，对于这种趋势和这种关系，萨义德的态度不是乐见此成，而是“痛苦地发现”[11]。从萨义德和季羡林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有着共同的文化心态和共同的文化观点。当然，这里我们更加关注的是，以上各点无不显示出萨义德的文化相对主义主张。
我们注意到，在《东方学》的结尾处，萨义德曾表示他的书是描述东方主义这一观念体系，“而绝不是试图用新的体系代替旧的体系”。然而，在我看来，萨义德的这一表白不仅不符合实际，即不符合他在描述这一体系时所持的批判立场，而且言不由衷。萨义德在他的书中明确指出：东方主义是失败的：“既是学术的失败也是人类的失败。”[12]既然一个观念体系失败了，又不用另一个可能成功的体系取代它，这在逻辑上说不通。实际上，在萨义德的心目中，取代东方主义这一观念体系的体系是存在的，虽然他本人没有着手去建立这一体系，但他从未对这一体系的诞生失去希望，并且明确地把建构这一体系的希望寄托于别人：既寄希望于“对伊斯兰的兴趣足够独特和具体”的而不是拘泥于“东方学的成规、偏见和教条”的阿拉伯的学者，又寄希望于“将自己从旧的意识形态枷锁中解脱出来”的“受传统东方学训练的（西方的——引者加）学者和批评家”[13]。那么，萨义德心目中的应该和可能取代东方主义这一观念体系的体系是什么？如果联系到他在《东方学》中也曾明确表达的取代东方主义的答案“不是西方主义”[14]的观点，那么，我们就不难得出结论，萨义德的基本思路和基本观点是：东方主义是错误的，西方主义也是错误的，它们都应该被超越；理想的言说世界的观念体系应该是既超越了东方主义又超越了西方主义的“普世主义”。从这种普世主义观念出发，东方人在言说世界的时候只能（而且能够）言说东方，即使在需要言说西方的时候，也不应对西方（文化）怀景仰之情。同样，从这种普世主义观念出发，西方人在言说世界的时候只能言说西方，即使在需要言说东方的时候，也不应对东方（文化）怀厌恶之感。这样，东方和西方就完全平等、平权、平衡了。这就是萨义德主张的言说世界——具体地说，是言说东方和西方关系——的普世主义的观念体系和方法论[15]。以萨义德的这种既超越东方主义又超越西方主义的普世主义的观念体系和方法论为根据，我们说萨义德是文化相对主义者，难道这一结论还不足以成立吗？把思路引向此处的论题本身，根据理论逻辑，文化相对主义与地理—文化重合论二者之间具有内在联系——文化相对主义正是建立在地理—文化重合论的基础上的。由此看来，我们在前面引述的萨义德所概括的以东方和西方二元对立形式表现出来的地理—文化重合论，实际上并不是西方传统的东方主义的方法论，而是萨义德本人所主张的方法论。事实上，萨义德是一个典型的地理—文化重合论者。如果说的观点反映了儒教文化圈对地理上的东方或西方同文化上的东方或西方关系的理解，那么，萨义德的观点则反映了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文化圈对地理上的东方或西方同文化上的东方或西方关系的理解，尽管萨氏身在西方。
（三）霍布森的地理—文化重合论
我们也注意到，地理—文化重合观念不仅存在于东方世界，同样也存在于西方世界。就当代而言，这种观念主要存在于西方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中，这里仅以英籍学者约翰·霍布森（John M.Hobson）为代表，试对他的地理—文化重合论略加剖析。
霍布森著有《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该书的基本观点是反对欧洲中心论[16]。霍布森认为，长期以来，西方的主流观点一直认为，自希腊起西方文明就一直高于东方文明，但是这是欧洲中心论者制造的神话。实际情况是，在自公元500年至1800年间，“东方一直比西方发达”，东方一直领先于世界并影响着西方[17]。此据，他提出“东方化西方”[18]的概念。所谓“东方化西方”，就是西方文明是在吸取东方的物质和思想资源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即西方被东方文化演而化之了，尽管西方在吸取东方资源的过程中也发挥了“能动性”；而西方只是在公元1800年以后才超过东方。对于霍布森的这一观点，我们不难考察它同地理—文化重合论的内在联系。
从“东方化西方”的概念来看，霍布森似乎是反对地理—文化重合论的，至少承认文化和地理可以分离——东方文化可以离开东方向西方传播。然而，这是霍布森在地理和文化关系上观点的实质吗？假如是的，那么他为什么要反欧洲中心论呢？众所周知，欧洲论不仅认为在公元500年至1800年间，西方文明高于东方文明，而且认为欧洲具有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和理性的制度，东方没有，而这一价值观和制度终将传至东方。正是这后一层意思，霍布森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他在该书带有绪论性的第一章中曾明确指出，他反对欧洲中心论所认为的“所有人类历史都不可避免地、渐进地通向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性的终点”[19]的观点，这才是霍布森同欧洲中心论分歧的实质所在。我在稍前论及萨义德的地理—文化重合论时已用大量事实证明，东方主义或欧洲中心论（霍布森承认这两个词在他的书中作同义词被交替使用）是建立在地理—文化分离论的基础上的，霍布森既然反对欧洲中心论，那么他必然反对作为欧洲中心论的理论基础的地理—文化分离论。霍布森既然反对地理—文化分离论，那么他必然主张地理—文化重合论；尽管他对地理—文化重合论和地理—文化分离论的关系可能未做更多的和自觉的思考，但是逻辑的结论只能如此。那么，如何解释霍布森在讲述东方文化向西方传播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地理和文化分离的现象？其实，霍布森在他的书中讲的东方文化向西方传播，其中能够成立的内容，主要指的是某种物质产品（如茶叶、丝绸、陶瓷等）和某项技术成果（如铁铧犁、马蹬、印刷术等），这些东西固然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却是文化的浅层次的部分，而不是深层次的部分，更不是文化的整体。这些东西是可能在不分整体文化高低的情况下，由一地向需要它的另一地流动的。承认这些东西由一地向另一地流动，并不等于承认了地理—文化分离论。所以，不能因为霍布森讲述东方的这些东西向西方传播，就说他主张地理—文化分离论。如果一定要把霍布森关于东方的某种物质产品和某项技术成果向西方传播的历史叙述说成是地理—文化分离论，那么这也只是一种不自觉的和不彻底的地理—文化分离论。而不自觉的和不彻底的地理—文化分离论必然导致地理—文化重合论，就像霍布森实际所为的那样。
在霍布森叙述的东方传向西方并在他看来成为促进西方文明成长的资源中，不仅有具体的物质产品和具体的技术成果，而且有思想和制度。远的不说，就近代而言，霍布森认为：文艺复兴是在东方尤其是在伊斯兰的影响下产生的[20]；启蒙运动得益于中国的儒家思想[21]；西方经济发展中的“自由放任”原则来源于中国道家的“无为”思想[22]；而英国的工业革命则是对中国宋代工业革命的“模仿”[23]。这些不都是东方文化中深层次的东西向西方传播吗？诚然如此。但是问题在于，霍布森的这些观点本身能否成立。无论从历史上考察还是从逻辑上论证，霍布森的这些观点都是难以成立的。仅从东方来说，既然伊斯兰影响了欧洲的文艺复兴，那么为什么伊斯兰世界至今未实现对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既然中国的儒家思想影响了欧洲的启蒙运动，那么为什么产生儒家思想的中国至今自己尚未完成启蒙；既然中国道教的“无为”思想是西方“自由放任”经济原则的渊源，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经济至今尚处于统制经济的体制中。同样，既然中国宋代的工业革命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样板，那么为什么中国至今仍然处于农业国时代。除非霍布森认为并且能够证明伊斯兰文化圈的阿拉伯世界和儒教文化圈的中国既实现了对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又完成了以弘扬理性精神为核心的启蒙，并且已处于市场经济和工业国时代。而这同霍布森认同的公元1800年以后东方落后于西方的观点是相矛盾的。所以，对这些问题的合理解释只能是霍布森犯了混淆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性质的错误。那么，他为什么会混淆东西方文明的性质？根本原因在于：在霍布森的心目中，文明或文化没有性质之分，只有地区之别。或者说，在霍布森看来，凡是在东方产生的文明或文化，不管其演进程度如何，都是东方文明或东方文化；凡是在西方产生的文明或文化，也不管其演进程度如何，都是西方文明或西方文化。而这正是地理—文化重合论的要义所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对世界历史的叙述就是奠定在这一基点之上的，尽管它在表面上以文化传播的形式表现出来。
也许霍布森对我的批评根本不以为然，他会说，你这是欧洲中心论的观点——认为世界历史具有单一的发展模式：西方一直领先于东方。霍氏认为，世界历史没有、也不可能有单一的发展模式：全球的主导力量从来就不是一直在一个地方，而是在不同地区跳跃的：“在大约公元500年至1000年之间，全球的主导力量在中东。到1100年时开始向东转移，中国成了全球集约型经济的主导力量，到15世纪时成了全球粗放型经济的主导力量。约公元1500年后，当欧洲开始实行帝国主义，并且同时加强他们与东方的联系时，全球的主导力量开始逐渐向西转移。但是，英国仅仅到进入工业化时期时才成为全球集约型和粗放型经济的主导力量。”[24]鉴于对世界历史发展模式的这种认知，霍布斯则进一步说：假设我们生活在公元900年，那时伊斯兰中东或北非是文明的摇篮，它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和全球经济的中心。这时如果人们要写一部关于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书，题目肯定不会是《基督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相反“人们更可能会写一本叫做《伊斯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书，它将明确阐释为什么只有伊斯兰世界能够取得重大的经济发展，以及为什么基督教欧洲将永远陷入农业停滞的困境”。或者，假设我们回到了公元1100年，那时由于中国政权的强大和社会的稳定，特别是由于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以及具有独特理性的儒家信仰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许我们可以写本题为《儒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书，它将明确阐释为什么天主教教义不利于经济发展，而为什么只有儒家学说才包含了一套正确的美德，从而使经济取得重大进步”。“同样地，如果我们生活在1900年并探讨西方崛起成为主导力量的原因，如果我们还用先前伊斯兰或中国的优越性理论来解释就很成问题”。换言之，只有在这时，阐释基督新教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督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才有意义[25]。引文有点冗长，但评论可以简短。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季羡林的、同时也是萨义德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文化相对主义观。而文化相对主义同地理—文化重合论的内在联系还需要赘言吗？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认为，霍布森的观点反映了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对地理上东方或西方同文化上东方或西方关系的理解。
由此可见，在地理上的东方或西方与文化上的东方或西方的关系的问题上，世界各地的人相当普遍地认为，这二者是相互重合、密不可分的。如前所说，我们把这种观点称之为地理—文化重合论。这是从古希腊起一直流行下来的观点，截至今日这种观点仍在人们的头脑中——考虑到儒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人口众多，可能在相当多人的头脑中——占居统治地位。
然而，地理—文化重合论是正确的吗？我暂且不想给出自己的答案，我只想依据事实提出两个问题来供人们思考。我的问题是：昨日之德国在文化上是西方还是东方？今日之日本在文化上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对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内涵做稍微全面的界定。
众所周知，文化是包括物质技术层面、组织制度层面和思想观念层面在内的整个社会系统。人们通常所说的东方文化，实际上是指建立在农耕生产方式之上的、以专制政治为其组织制度特征的、并包括崇尚情感、群体和道德等价值观念在内的整个社会体系，简言之，实际上就是农业文化。同样，人们通常所说的西方文化，实际上是指建立在工业生产方式之上的、以民主政治为其组织制度特征的、并包括崇尚理性、个体、法律等价值观念在内的整个社会体系，简言之，实际上就是工业文化。那么，根据我们这里界定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内涵，究竟如何确定昨日之德国和今日之日本的文化属性？或者更进一步说，在德国和日本是否存在过或存在着地理归宿和文化属性的分离？
二、地理—文化重合论驳论之一：
德国是西方还是东方
在地理区域上，德国无疑属于地地道道的西方国家；然而在文化上，过去的德国却很难说是西方国家。这里且不说中世纪的德国到处存在着东方式的专制王权和东方式的田园诗画，也不说作为日耳曼民族的幼年时代的“查理曼时代可以和波斯帝国相比拟”[26]，更不说古代的德国存在着同东方的印度完全一样的原始公社制度，仅考察一下近代史上的状况，也完全可以说明德国在文化上曾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东方国家。德国在历史上民族矛盾比较复杂，国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与英国和法国相比经济发展十分缓慢，直到19世纪末基本上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家，容克阶级一直执掌着这个国家的政治领导权。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不发达，整个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都停留在东方式的阶段。
“朕即国家”是东方专制王权的基本理念之一。然而，这种专制王权的理念不仅存在于东方，同样也存在于德国。它在东方的具体表现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它在德国的具体表现是“德国国王把人民称为自己的人民，正像他把马叫做自己的马一样。国王宣布人民是他的私有财产，只不过表明私有财产的所有者就是国王这样一个事实”[27]。国王把人民——人民的财产就更不用说了——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的制度和理念难道是西方的制度和理念？
人们之所以把东方国家的政治制度称之为东方专制主义，就是因为这种制度不容许人民自由运用理性，不允许人们凭借自己的独立思考来判断是非，而强迫人们服从一个出自一人之口的统一的教条。然而，这种东方式的专制主义绝不仅仅存在于地理上的东方，同样存在于德国。在康德时期，德国政府在对待人民群众言论自由问题上的态度和制度与东方专制政府如出一辙。康德写道：启蒙运动中的德国民众普遍需要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可是我却听到从四面八方这样的叫喊：不许争辩！军官说：不许争辩，只许操练！税吏说：不许争辩，只许纳税。神甫说：不许争辩，只许信仰（举世只有一个君主说：可以争辩，随便争多少，随便争什么，但是要听话！）。到处都有对自由的限制”[28]。在马克思时期，情形仍然如此。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规定：“如果作品因热情、尖锐和傲慢而带有有害的倾向时，应禁止其发表。”[29]以致马克思在批评普鲁士政府的这一检查令时指出：“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30]这种不给人民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要求思想和言论只能以一种形式即官方形式存在的政治制度，究竟是西方还是东方？
贬抑物质崇尚精神、贬抑法律崇尚道德是东方文化的又一基本特征。但是，我们同样看到，这种文化价值也存在于德国。长期以来，德国人一直以日耳曼文化的特殊性和优越性自居，甚至赋予日耳曼文化以一种拯救人类的使命。而在他们看来，日耳曼文化的特殊性和优越性就在于它不同于英国和法国的崇尚物质和法律的文化，它是一种崇尚精神和道德的文化。这种思想尤其表现在费希特的思想中。费希特对中古社会及其有机式的本质加以颂扬，并以中古时代的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为其理想。他提倡一种“民族社会主义”，主张所有的经济活动都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目的在于在每个社会成员之间平均分配所有的生产工具；他创造了一整套的国家哲学，主张由国家提供民众以经济、社会和精神上的种种需要；因考虑到德国受启蒙运动影响而变得个人主义化和道德败坏，他倡议建立一种全民教育，特别是对年轻人的道德教育，以训练他们不自私且能自制，使他们认识到社会比个人重要[31]。以费希特所代表的德国文化价值之所以崇尚社会贬抑个人、崇尚德治贬抑法治，就是要同英国和法国的崇尚个人和法治的文化价值相抗衡。在费希特时期的英国和法国或已完全或已初步西方化了。这种与英国和法国文化相抗衡的文化难道不是东方文化？
反物质主义、反个人主义的文化精神不仅是费希特生活时期的即近代中期的德国文化的价值，甚至也是魏玛共和国（1918-1933年）时期即现代早期的德国文化的基本价值。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文化不仅深受英国和法国的影响，而且深受美国的影响，主张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的文化思潮日渐为民众所接受，因此来自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阵营的“反物质主义”“反功利主义”的文化思潮也十分高涨。文学家戈特费里德·本高呼：“自1918年以来，几乎整个德意志文学艺术界都是用速度、爵士音乐、电影院、海外、技术活动等口号来工作的，在其中强调的不外乎是对所有灵魂问题的拒绝。我坚决反对这种美国主义，我认为，那种纯粹的功利主义思想，是与欧洲国家的人民以及他们的历史不相适合的。”[32] 20世纪前期，美国已被公认为是西方社会的代表，这种以“反美国主义”为宗旨的文化价值究竟是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还有什么疑问吗？
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西方文化的特点是主张个人优先，东方文化的特点是主张社会优先。而自有史以来这种社会优先于个人的所谓集体主义传统在德国就存在，人们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把个人看作有机整体上的一个器官，个人毫无独立性可言。这种奉行社会优先的传统一直延续至20世纪前期。哈耶克对德国的这种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做了深刻的揭示。他在1944年写道：在一二十年前，德国和英国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模式，“使德国社会具有特质的，与其说差不多在任何时期，德国和其他国家相比，有较大部分的人民为着进行战争而被组织起来，毋宁说德国把这一类型的组织用来达到许多其他的目的。给德国社会结构带来特点的，是德国和其他国家相比，有更大部分的社会生活被有意识地自上而下组织起来了，是它的那么大一部分人民不把自己看成是独立的，而把自己看成是被指派的职员。正像德国人自己所夸耀的那样，德国早已成了一个‘吏治国家’，在这里面，不但在文职工作本身，而且几乎在一切生活的范围内，收入和身份都是由当局指定了和保证了的”[33]。这就是哈耶克笔下的20世纪前三分之一世纪的德国。这样一幅图景与其说是一个西方国家，倒不如说是一个东方国家更为确切。
诚然，无论近代的德国或中世纪的德国，其文化中都有某些不同于东方的成分。比如，在经济结构层面，城市和手工业已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对乡村和农业的从属地位而能够相对独立地发展；在社会结构层面，民间力量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政府力量的制约；在政治结构层面，专制王权因受到教权的某种程度的制约已不像中国、俄国等世俗极权主义国家那样绝对；至上教权因受到王权的某种程度的制约已不像阿拉伯等地的极端神权政治国家那样绝对。但是，这些不同一方面说明德国文化由于受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的影响，工商文化的成分先于东方发育；另一方面，这种工商文化成分的初步发育并没有使德国文化的基本性质发生改变。总之，德国从古代一直到近代，甚至到20世纪前半期，在文化上一直是地地道道的东方国家——如果我们把所有国家的文化属性只分为东方和西方这两极的话。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地理上的西方与文化上西方的分离。
那么，日本的情形如何呢？
三、地理—文化重合论驳论之二：
日本是东方还是西方
众所周知，日本在地理上位于亚洲最东部，属于标准的东方国家。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文化也是标准的东方文化：当时日本的社会结构是土地国有、皇权专制且祭政一体。然而，由于西方——主要是荷兰和美国——文化的长期影响，在明治维新中，日本就确立了西方化的改革目标。其中，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在此后的一百多年中，这一口号一直成为日本的建国方针。我们看到，经过明治维新的第一次开国，特别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以后的“战后改革”的第二次开国，日本在吸收西方文化、改造本土文化的过程中，使日本传统文化的性质和外貌都发生了基本的改变。
第一，日本在经济上建立起现代的工业生产方式。日本的国民经济生产各部门的科学技术程度之高，日本的国民经济生产的绝对总值及其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之大，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日本通过明治改革和战后改革，消除了各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建立起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体系。在日本的土地制度中，早在明治维新时就消灭了作为东方专制主义基础的土地国家所有的土地制度，允许土地私人买卖；在城市，整个经济也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之上。在战后的经济改革中，解散财阀，打击垄断，建立了资本和经营相对分离的新型管理体制。日本的经济改革走的是一条普世化的道路。尤其是战后的经济改革是在美国占领和主导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这种改革一开始就是同国际接轨的。所以，日本的现代化的工业生产方式在其基本性质方面已不再具有日本特点或东方特点，应该说它更具有西方特点。
第二，日本建立了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制度。日本原本是一个典型的皇权专制主义国家，但是经过明治维新以后近百年时间的西方民主意识的输入和自身政治制度的改良，截至二战结束，日本的东方已经摇摇欲坠，而战后的政治改革则更使其土崩瓦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仍然残存着的世袭皇权只是日本国家和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而毫无实际政治权力，相反，在美国主导下按照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原则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则支配着国家的政治生活。现在日本已是公认的民主国家，阿兰德·利普哈特和罗伯特·达尔都把日本同英国、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排在一起，认为它是世界上二十一个“老牌民主国家”之一；日本和其他的民主国家一样，“它们的一些基本民主制度大约从1950年开始就没有中断过”[34]。这就是日本目前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的文化属性由西方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召开时日本首相位在其中这一事实做了结论。
第三，家族本位的价值观念日趋瓦解。家族本位是日本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由于受这种价值观的影响，在日本传统文化中存在着权威的统治和人们对权威的无条件服从，存在着禁止独立思考和自主批判的社会枷锁。然而，这种家族本位的文化价值早就受到了日本启蒙思想家们的严厉批判。在明治时期，福泽谕吉就倡导“百人不如十人，十人不如一人”的个人主义[35]，直接向家族本位和社会本位的文化价值发起冲击。二战以后，社会学家川岛武宜也曾指出：“日本社会是由家族以及家族的结合而构成的，而在日本居统治地位的家族原理是与民主主义原理相对立的。正是这个家族原理，至今仍是妨碍我们的社会生活民主化的强大的阻力，不否定它，我们就不能达成民主化。”[36]值得注意的是，福泽谕吉和川岛武宜的观点绝不只是他们个人的看法。实际上，截至战后初期，上述观点已是日本社会科学界的一种“常识”，并且构成迄今为止的战后日本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旋律。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集团主义为表现形式的家族本位曾一度死灰复燃，但即使在这个时期它也不时受到人们的批评，甚至在60年过以宣扬集团主义为核心观点的、作为日本式经营理论代表作的《日本的经营》（中央公论社，1965年）一书的作者高尾邦雄本人，到80年代中期也转而批判这种家族本位的日本式经营；他指出了日本式经营存在的助长职工依赖心理、抑制自由创造精神和妨碍自由的横向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等四大弊端[37]。因此，我们看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企业中的“终身雇佣制”受到冲击，企业员工的跳槽现象日渐频繁。对员工的“温情福利制”受到冷谈，取而代之的是严格的考核和管理。而由于在商品交换面前人人平等，日本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已基本瓦解，独立的人格却正在生成。尽管日本的家族本位的文化传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彻底根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说日本是一个有民主而无自由的国家——但是，民主制度的长期运作必然带来个人自由的发展。我们看到，日本的家族本位的消亡与个人本位的生成同样日益彰显。而这正是西方文化精神在向日本渗透，或者说日本的文化正在失去其东方传统而变得越来越西方化。
总之，日本正在发生“脱亚入欧”的变化，并且在这个变化的历程中已走完了大半的里程。但是，日本的“脱亚入欧”只能发生在文化上，而不可能发生在地理上。日本在地理上永远只能是亚洲的国家，但是在文化上却日益成为欧洲的或西方的国家。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地理上的东方与文化上的东方的分离。
由此可见，地理上的东方或西方同文化上的东方或西方的相互重合论是错误的，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用静止的观点观察世界所得出的形而上学的结论；地理和文化的相互分离论才是正确的，它是从历史宏观的角度用变化的观点观察世界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我们在追问“东方在何处”这个问题时，必须以地理—文化的可分离论为前提——在这一前提下，地理上的东方或西方同文化上的东方或西方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另一番无比奇妙的情景。
注释：
[1][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册）第290页，曹未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2][3][5]：《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载《文集》（上册）第557、557-558、5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载《文集》（上册）第439、4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6]：《调和之法则》，载《文集》（上册）第5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7][8][9][12][13][14][美]萨义德：《东方学》第6-7、222、266、421、419、422页，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
[10] 萨义德的这段话载于他的《东方学》第261页，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众所周知，季羡林曾经说过：“从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来看，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关系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中国在汉唐时期“是世界经济文化的中心”；近代以来，“西方人挟其科技优势，自命为天之骄子”。但是，“自21世纪起，东方文化将逐渐取代西方文化”（季羡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第20-21页，[北京]华艺出版社2008年版）。看来，儒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面临的首要任务不是各自与西方文化比出轩轾，而是应该在相互之间分别伯仲了。
[11]萨义德的这一观点见他的《东方学》第415、417页，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同样众所周知，季羡林也曾说过：“讲文化交流，就要强调一个‘交’字，出入应该基本等同。入超和出超，都不恰当。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入超严重。”（季羡林于1988年6月5日给《中外比较文化丛书》所作的献辞，载高旭东：《生命之树与知识之树——中西文化专题比较》扉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5]这使我们想起了亚洲价值观的倡导者。需要指出的是，亚洲价值观倡导者的基本主张是欧洲价值观不是唯一的，亚洲价值观也不是唯一，因为二者都有各自的缺点，因此二者都应该被超越和取代。取而代之的价值观是一种既超越了亚洲价值观又超越了欧洲价值观的普世主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既能被亚洲人接受，也能被欧洲人接受。在这里我们不仅又一次看到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有着共同的文化心态和共同的文化观点，而且进一步确信上述对萨义德处理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关系的基本思路和基本观点的归纳是正确的。
[16][17][18][19][21][22][23][24]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第2、4、5、3、264、5、18、23、261、10、170、172、174、176、170-172、276-277页，孙建党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
[20]霍布森在这里讲伊斯兰对欧洲文艺复兴的影响，不是指的伊斯兰教对希腊和罗马典籍的保存和在文艺复兴前向欧洲的传递，而是指伊斯兰教对文艺复兴的思想资源的贡献。此处霍布森的观点见他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第105、157页，孙建党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
[25][英]霍见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第262-264页，孙建党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
[26][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第391页，王造时译，[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版。
[27]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8][德]康 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载[德]康 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24页，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29]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30]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31]艾 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第29-30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2][德]埃尔哈德·许茨：《魏玛共和国的小说，对德意文学的模式分析》第73页，转引自《世界历史》1999年第2期。
[33][英]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第127页，滕维藻、朱宗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34][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第128页，李柏光、林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35][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第68页，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地理地理论文范文第2篇
1.四个版本教材关于“城市化对地理环境的影响”分析的优缺点比较
（1）优点方面
人教版从自然环境、城市环境以及人类活动的角度三个方面来分析，而城市化对地理环境的影响又从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两个方面进行。湘教版从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两个角度阐述来，包括了正负两个方面，同时也有侧重点，重点介绍了城市环境问题。鲁教版分析了有利和不利影响，重点放在不利影响方面，包括了环境、资源生态和社会经济问题等，同时也介绍了城市热岛效应，内容分析得比较全面。中图版从环境、交通、住宅、社会问题等方面进行分析，内容较全面，同时也分析了理想城市模型，拓展了学生的课外知识。
（2）缺点方面
人教版仅从圈层的角度进行分析并没有考虑到生态环境、气候等因素，也没考虑到对文化观念、人口等的影响。湘教版和人教版一样没有考虑到对地形、气候等的影响。同时也没考虑到对交通、社会秩序等方面的影响，不够全面。鲁教版仅从有利和不利影响两个方面进行阐述，没有考虑到对自然环境方面的影响同时缺乏人文环境方面的分析。中图版将住宅、社会、交通单独进行分析，并没有放入人文环境的角度进行分析，同时对自然环境方面仅从气候、河流等方面进行分析而没有很系统地从圈层等角度进行分析。
2.四个版本教材关于“城市化对地理环境的影响”的知识体系建构
从四套版本教材对“城市化对地理环境的影响”分析的优缺点的比较可以看出，虽然各版本都严格按照课程标准来编排，但是仍有各自的侧重点，相对来说并不完整。那对于四套教材都使用的省份（如江苏省），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会无形中加重负担。本文基于四套版本教材中“城市化对地理环境的影响”的知识点分析，结合课程标准的要求，对“城市化对地理环境的影响”的知识体系进行重新建构，主要从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其中有利影响从对人文地理环境的影响、城市与生活以及人类改善环境，降低对环境的压力的措施这三个角度来阐述。不利影响则是从自然地理环境、社会问题、环境问题及资源、生态问题四个角度进行阐述，自然地理环境又包括生物圈、大气圈、水圈和岩石圈四大圈层。社会问题方面主要从就业，住宅，交通等角度进行阐述。环境问题方面主要是解释了几大污染。而资源、生态问题则是从土地的利用和地下水的开采两个角度来进行的。
二、结论与建议
通过“城市化对地理环境的影响”知识体系重新建构，能较全面系统地体现“城市化对地理环境的影响”内容。
1.注意及时引导
对于城市化对地理环境的影响这一内容来说，在学习的过程中由于内容比较繁琐，因此要注意引导学生使用知识建构图，这样可以减轻学生不必要的负担，加深学生的理解。
2.绘制地理思维导图，加强记忆
地理地理论文范文第3篇
（一）中学地理教学不受重视。在十分重视升学率的今天，中学教学随着高考指挥棒转。由于地理不是高 、中考的科目，仅在会考中占有一席之地，导致学校、老师、学生等对地理课不重视，视为“副”科，学得好 坏无所谓，临近会考时“突击”一下后就算了。有的学校地理教学条件很差，连最起码的地理教学挂图、地球 仪等都缺乏，有时地理课成为学生们的自习课。
（二）中学地理教师队伍不稳定，教学质量下降。由于学校对地理教学不重视，教学时间被压缩，不少优 秀地理教师脱离地理教学岗位，有的学校甚至连一名专职地理教师也没有，为了应付会考，临时找一些根本不 熟悉地理知识又没有受过地理教学技能训练的教师担任地理教学任务，其结果只能是照本宣科，根本调动不起 学生学习地理的积极性，再加上会考的要求低，只要会考临近时把会考复习资料背一下，几乎都能过关，这一 规律已被学校、老师、学生们掌握，自然谈不上地理教学质量的提高，出现学生不好好学，老师懒得管的情形 ，大大影响了中学地理教学的质量。
（三）中学地理课外活动开展较少。学校地理教学工作应包括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两方面，课外活动的开 展，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手段，比如带领学生搞课外乡土地理调查研究，可使学生学习到定方向、使用比例 尺、放大或缩小地图等有关地图知识和技能。如今地理课外活动成了额外负担，学校又很少购买必要的直观教 具，更谈不上现代化的直观教学了，老师也就懒得去组织学生进行既有趣又有益的地理野外观察活动、学生也 不能把在课堂教学中学的地理知识和实际结合起来。
二、加强中学地理教学十分必要
（一）地理学科与其他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学地理知识广泛，居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位置上，与中学的各个学科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例 如人类历史和政治事件的发生都具有一定的空间性，故地理学科中的大量地名知识，对历史和政治等学科的教 学有很大帮助；地理涉及的天体系统、地球运动、大气运动等知识能激发学生进一步思考地球为什么围绕太阳 运动？月亮又为什么围绕地球旋转？这些既是地理问题，又与物理、数学相关，对启发学生学习物理和教学也 有积极作用，此外，地理教学中的岩石风化，石炭岩地形的形成以及各种有用矿等等也与化学有着密切的联系 。
（二）中学地理教学在生产建设中有着重要作用
地理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基础学科，它在很多方面能直接或间接为生产建设服务。中学地理教学中讲授的 土壤资源、水热资源、森林资源、天然草场等各种自然资源，都是发展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对各地自然资源 情况的了解，有得于制定切合实际的农业发展措施；地理教学中讲授的各种工业地理分布、工业原料来源、工 业燃料和动力的供给、工业的交通运输条件、工业产品的分配、各种工业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各种工业与自然 条件的联系等知识，对学生以后的生产实践是有益的；此外，地理教学中各种交通路线的地理分布和交通枢纽 等知识，对学生将来参加交通运输业的生产实践也是有用处的，特别是地图、地名知识等，对学生将来进行通 讯、邮电、贸易等工作有很大帮助。
（三）地理知识在日常生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问题同样与地理知识有关，象全国各省市的工农业特产、主要的 粮、棉、油、煤产区，重要城市、旅游景点的分布，各地风土人情等知识都来源于地理学科，而这些又与我们 的生活息息相关。出差旅游如不具备查阅地图和交通路线的知识必会扫兴而归。我国古代，就常用“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来形容一个人的常识渊博，其中就体现了地理的重要性。
（四）地理教育在国防上也有重要作用
每个指战员必须认识和了解祖国的国防环境，特别要熟悉祖国的边疆地理，要具备阅读大比例尺军用地图 的技能，以及掌握地理素描和堆塑地理模型的技能，还要掌握各地的地形、民族、语言、风俗习惯、 等地理知识，才能保护自己，战胜敌人。古今中外，许多军事家，无不因通晓地理而不断取胜。
（五）地理知识能增强人们保护环境的意识
地球——人类之家，是人类生存、发展、栖息的唯一处所，随着人类活动领域的不断扩大，人对地理环境 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近几年来，由于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各种污染日趋严重，出现资源紧缺、环境恶化 等问题，究其原因，是人们缺乏环境意识，在生产时，只顾经济效益，不顾社会效益，不注意环境保护，不研 究综合利用，经济与环境不同步发展的结果。现在世界各国对环境问题极为关注，我国也颁布了《环境保护法 》，明确规定了“谁污染治理”的政策。但我们应增强人们保护环境的意识，做到防患于未然，以减少不必要 的损失。而这项艰巨的任务主要靠地理教育来完成。因为地理教育与可使学生认识 自然、掌握自然条件各要素 和自然整体发展变化知识，可使学生知道只有合理地利用、改造自然，使工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才 能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六）地理教育能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
中学地理教育能使学生比较全面地认识祖国，对学生进行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教育，让学生从中体会到 中华儿女的自豪感，从而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
（七）地理教育对实行计划生育，限制人口数量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目前，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1／4。我国人口的迅速增长，主要是受旧传统观念的影响。从中学地理 教学入手，可让学生了解我国及世界人口状况，人口与土地关系、人口同国民经济发展、人口与环境及人民生 活水平提高的各种相互关系，从而形成正确的人口观。他们将来将遍布全国各地，对计划生育工作将会起到积 极的推动作用。
（八）地理教育对中学生升入上一级学校、学习有关专业知识有重要作用
中学地理教育能使学生掌握运用地图、进行气象观测、地理观察和自然资源调查等初步技能，对学生升入 上一级学校，特别是升入和地理有关的大专院校，学习天文、气象、地质、地貌、水文、土壤、生物、自然地 理、地图、环境学等学科都有重要作用。人文地理方面的知识又与学生学习文、史、政治、经济、外文等有关 专业紧密联系，中学生的地理知识基础打不好，到高等学校学习，特别是学习和地理有关的上述专业必然感到 困难。
综上所述，中学地理教学是对中学生进行人口、环境、资源教育、进行国情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渠 道，它不仅可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还可以使学生初步树立科学的资源观、人口观，树立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放眼未来，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雄心壮志，故加强中学地理教学相当 重要。
三、几点建议。
根据地理教学的重要性和发展趋势，加强我国中学地理教育势在必行，地理教学的计划、教材、教学方式 、教学设备、教师的培养提高等方面，是当前和长远均须重视和做好的基本建设性工作：
（一）充实和改革学校地理教学内容，适当增加地理课教学时数。
许多发达国家，中小学地理课时一般都占总课时的6％左右，而我国中学地理课时只占总课时的2％。随 着工农业生产的飞速发展，人类活动范围已由地表飞向太空、深入海底。宇宙空间和地球内部的奥秘，日益成 为人们研究的对象，要求21世纪的公民掌握更多的地理科学知识，因地制宜地利用自然条件，发展生产，保 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为此，在中学加强地理教育，充实改革地理教学内容，适当增加地理教学时数，是一项 值得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二）编写出版优质地理教材，提高地理教学水平。
教师、教材、学生是教学过程的三个基本要素。教学过程是教与学双边活动的过程，教与学的基本依据是 教材。教材工作对教学关系很大，地理教材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地理教学的发展水平，因此，必须努 力编写优秀的地理教材。
（三）加强地理师资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学校地理教育作用。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起主导作用，只有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掌握学生的共性和个性心理，发挥其主导作 用，提高学生的积极性，才能搞好教学。因而必须重视地理教师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地理教学质量也才能有根 本保证。对地理师资的培养提高，关键在于提高他们对地理教育职能的认识水平和对人地关系的认识水平，培 养他们的实地观察能力、地理思维能力，正确处理教与学关系的能力，以及自学和独立进行研究的能力。只有 培养这样的师资，才可能胜任并不断改进学校地理教学。
主要参考书目：
1、《中国地理》，李涛主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6月第三版。
2、《中学地理教学法》，褚亚平、曹琦、周靖馨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
3、《环境学概论》，刘培桐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
地理地理论文范文第4篇
提高学生的地理学习兴趣还在于教师灵活使用教学方法。教师要选取学生感兴趣的教学方法，使其在轻松活跃的气氛中快乐学习，激发兴趣，提高成绩。如教学《陆地自然景观的地区差异》时，教师可以将学生分组，并选出每一小组的负责人，分别布置给每一小组进行学校周边不同地区的自然景观考察的任务，在出发前先给学生大致讲述自然景观（自然带、典型植物等）的概况及在考察中要了解的内容，并要求其返校后每一小组上交考察报告。此方式能极大地激发学生参与意识，并能激发不同学生的个人主观意识与创新意识，有效提升教学效率。又如在区域地理教学中，教师可以适当采取自学课。首先，教师要求学生对教材内容进行通读理解，并完成阅读笔记。待抽样检查后，找出有针对性的问题进行课堂教学指导。最后在学生对自己的阅读笔记进行更正与完善后进一步阅读探讨。对于区域地理教学，地理教师还可以在讲授某一国家地理时，以“我所了解的XX国”为主题组织学生进行演讲讨论。这就要求教师课前引导学生进行该国资料搜集整理，在课上上台演讲，最后教师进行总结。此方法在保证教学效率的同时，提高了学生的表达能力与思维能力。
二、鼓励学生自己动手，从实际需要引发兴趣
地理学习中，从生活实际的角度出发，鼓励学生自己动手是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地理兴趣的途径。如地图教学中，教师可以从实用性角度出发，利用任务型教学方法，给学生布置任务，即：学生课后要结合教材中的“某园林景区导游图”绘制学校的校园平面图。在自己学习的校园中绘制平面图，这个实际问题会使得学生提高对学校地理的探求热情，出色完成任务。另外，教师可以让学生通过自主制作地理模型了解地图知识，引导学生收集与地图指示相关的图片、卡片、邮票等，了解地形地图知识。
三、提高教学语言艺术，在语言中激发地理兴趣
地理地理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媒介地理学以密切联系人文地理为基础，注重开展媒介与地理之间的影响关系以及比较特征研究。当代语境中，人文地理的整合与分层，对于特定媒介形态的生成具有重大影响。同时，现代媒体也以想象和虚拟的方式塑造着媒介中的地理形象。城乡地理与网络虚拟地理是当下中国两个具有广泛覆盖面和深度辐射力的媒介地理样本。媒介地理学的当代思考必需应用立体的空间化思维方法。
人类对地理的认识和理解，从来都离不开媒介的帮助；任何媒介形态的生成、发展和嬗变，也必然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中展开。媒介与地理之间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决定了媒介地理现象的广泛存在，以及媒介地理学研究视野的学术必要性。作为交叉性的学术空间，媒介地理学是“一个曾被长期忽视的学术领域和审视窗口”①，需要综合传播学与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展开深入的探讨。
在通论的意义上，地理学一般有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两大基本分支，前者研究地球的自然特征，后者研究人类活动和地理环境相互关系。媒介地理学视野中的地理概念，主要在人文地理环境的意义上展开。人类的文明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人类适应、改造和保护自然环境，同时又不断发展和创造人文环境的历史。这决定了媒介地理学的两种基本的研究路向，其一是历史性的回溯研究，其二是当代性的现状分析与发展动态的前瞻研究。回溯是为了清理和总结既有的知识以及方法积累，前瞻是为了进一步开拓新的理论空间与思维。面对日新月异的现代传媒与不断更新的人文环境，当代性的前瞻研究无疑更具有理论的实践意义。
媒介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同媒介、地理的相互关系及其互动规律”②。规律的总结需要以关系的辨析为前提和基础。关系有两种基本形态，一是影响关系，二是差别关系。从根本上说，媒介地理学展开的就是一种关系研究与比较研究，即以人为焦点，一方面透视特定人文地理环境对于特定媒介形态的影响关系，一方面比较相同、相似、相关媒介中地理形象景观的差别特征。本文试图立足本土中国的当代视角，对此展开初步的思考。
一、地理中的媒介：整合与分层
人文地理环境的特定性主要表现为传统与现代两个方面。文化的现展以趋同为大势，在当代中国，由于政治意识较统一、市场经济的整体开放以及人口的跨区大规模流动，文化区域的传统差异已经变得非常微弱。但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客观地理状况的不同等一系列原因，也在形成着新的人文地理环境的分化。长三角和珠三角作为当下中国的经济龙头区域和信息高地，当地在媒介发展战略上显示出整合利用区位优势的明确意识。广东卫视和浙江卫视都以财富为基本定位，以地方经济强势为基础发展特色媒介传播。上海东方卫视则成为唯一一个“以新闻见长”、敢于用资讯打新闻牌的省级卫视，在国内外的重大新闻直播报道中，初步形成与央视、凤凰卫视三分天下的态势。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媒介品牌的树立固然以区域地理优势为基础，但其传播辐射的根本指向却是追求跨区域的全面覆盖，无论财富还是资讯，都无法用单纯的地方性来解释。广东、浙江、上海的省级卫视都是以本土优势为基点来实现超地方化的发展策略，它们走的是最大化的受众路线，即通过捕捉观众群的最大化，来争取市场份额的最大化。
市场的开放性，决定了其地域边界特征的模糊性。通常认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但更关键的是要看这民族性、地方性是否有人类的共通性，否则就无法走出地方、走向世界。现代媒体，尤其是电子、虚拟信号成为主导性传播介质以后，时效性和覆盖面成为市场竞争的核心力量，传统意义上的地理区域必然被打破。事实上，广东等地省级卫视的发展策略，与江苏卫视的情感定位、湖南卫视的娱乐旗帜、安徽卫视的电视剧集中营、重庆卫视的电视版故事会，并无本质差别。因此，我们在研究特定人文地理环境对于特定媒介形态的影响关系时，必需改变传统的平面化地理思维，而应树立跨域界交融的整体宏观视野。
与整合相联系，现代文化地理版图的另一个重要发展维度是立体分层。区域文化的历史积淀不可能根本消泯。在当代社会，它往往向两个方向流动分化，一方面是区域性雅文化传统转化为小众文化的精英风尚，另一方面是区域性俗文化传统转化为大众文化的市民趣味。流动分化的结果不是走向截然对立，而是交融互渗，从而构成了现代文化地理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不再体现在传统地域的平面差别上，而是表现为空间层次上的立体并生。在多层次的现代空间人文地理版图中，媒介的发展也必然分层化，特定的媒介形态针对特定层次的人文空间而生成，并由此形成媒介传播功能的层级体系。以吴文化的代表苏州地区为例，当地电视节目的两个特色栏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一个是以“姑苏繁华图”为名的文史掌故节目，一个是吴方言演绎的电视栏目剧“都市故事会”。前者取名来源于清代画家徐扬的同名书画作品，该画长达三十米，大气淋漓又精细入微地再现了乾隆盛世姑苏城的百里风景和街市繁华，可称之为苏州版的清明上河图。电视台颇有创意的每天选取画卷的一个片断加以评介，创作了一个颇有书卷气息的人文电视栏目。而“都市故事会”则以方言短剧的形式，讲述都市生活和情感，日常性、时尚性和传奇性兼具，并以“民星”选秀的方式吸收普通市民参与演出，颇受普通市民阶层欢迎。两档节目一雅一俗，篇幅短小，分别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有效地利用当地的地域文化资源，取得了较好的收视效果。这种立足地方的传播定位，由于受众目标明确，以及短平快的低成本运作，有效而且稳定地实现了特定区域市场的占有。现代人文地理环境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现代媒介的传播功能指向也是综合的而非单一的，无论影视、报刊还是网络，都无一例外。只有在人文地理与媒介形态这两个立体空间的接合中实现准确定位与合理布局，现代媒体方能建设通达的信息传播渠道。
二、媒介中的地理：想象与虚拟
媒介与人文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地理影响改造媒介传播形态和方式的同时，也必然成为媒介书写和塑造的对象。媒介中的地理，固然具有客观性一面，但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想象性和虚拟性的存在。现代传媒的高科技手段，使人对生存空间的认识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拓展。电脑与网络、影视与报刊，让人足不出户就可以遍知天下、游历四海。在信息地球村的当代，每一个具体的人，大都会从现代媒体的虚拟地理和想象地理中，在一定程度上如同数百年前的欧洲人那样，获得马可·波罗游记式的阅读。媒介中地理形象或曰地理景观，寄托着特定地理空间的人对于身外世界的复杂诉求和期待，大到政治经济文化，小到个人的情感心理，无所不包。对此的分析和研究，是一项庞大的跨学科系统工程。
就当下中国的具体社会现实和媒介发展的最新形态来说，有两个具有广泛覆盖面和深度辐射力的媒介地理样本尤其值得重视。
首先是媒介中的城市与乡村。现代文明的基本进程是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在这样的文明进程中，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城市和乡村成为了现代人最基本的两种生存地理空间结构。城市是主流和强势的文化代表和象征。以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国际化都市为例，《文汇报》侧重从主流意识形态的方向描写上海，《新民晚报》主要从平民阶层的视角看上海，而《上海一周》、《申报》则着力营造年轻都市白领所陶醉的小资上海。上海是一个多元复杂的文化地理空间，需要通过媒体的分工定位来展开多维透视。但在这些纷繁的维度中，敞开与掩盖、强调与忽略、导向与回避、放大与缩小常常彼此交织渗透，都需要从媒介地理学的视域进行深入的清理。乡村往往成为城市人的自我抚慰的想象性建构，各类媒体发现和关注古村古镇的持续热情就是一个明证。这种热情的背后，文化生态的保护意识、都市人疲惫心灵的精神想象、商业利益的消费驱动已经搅拌混合为一体。在中国当下的社会转型时期，城市化进程全方位的展开，带来了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城与乡，成为当代中国媒介地形图中重要的两大板块。媒介学视域中的城乡地理研究需要深入探讨一系列重要问题：第一，媒介如何成为确定当代城市主流文化地位的重要力量；第二，媒介作为塑造并跨域界传播现代都市文化想象的重要手段，其表现形式具有哪些重要特点；第三，媒介在城乡文化关系的建构与调试中起到了哪些正面或负面的作用；第四，媒介对于城市、乡村的虚拟和想象是否会造成一种真实性的遮蔽，是否有悖于媒介社会责任。
其次是互联网络所建构的虚拟地理空间。网络虚拟地理是现代高端科技与现代人复杂心理世界互相合谋的产物，其表现形式基本有网络论坛、网络通讯工具、即时聊天室、电子网络游戏等等。虚拟不等同于虚构，其实也是一种实在，即“虚拟实在”③。对于参与者来说，这种后工业时代人们通过计算机创造出来的电子表象具有主观心理的真实性，它既可以是对实在世界的一种模拟，也可以是一个想象的世界。在网络虚拟地理环境中，主体是相对性的，身份是面具化的，空间是流动性的，信息是随机性的，形式是变幻的，真实与假象、责任与戏谑、高尚与卑下……都混杂莫辨。这就好像一条决了堤却又流淌不尽的大河，裹挟着泥沙和鱼龙汹涌而来。强制性的阻塞肯定是无效的，任意性的放纵也不可取，唯一的办法就是有规划地疏导。媒介地理学的重要责任之一，就在于为实践网络虚拟地理的规划疏导提供理论的依据，这需要展开诊断式的批评和反思。
三、思维的创新：立体的空间
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线性发展的时间——历史观念的逐渐确定，人类社会由此进入所谓的时间社会时代：“空间在以往被当作僵死的、刻板的、非辨正的和静止的。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也是辨正的。”④但是，21世纪的今天，人类已经开始全面步入空间化的时代。空间化的时代需要空间化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视野，这在当代物质语境和思想语境中越来越凸现出其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现代人文地理版图与现代媒介多元形态，都已经在对平面的超越中向立体转型。
立足于当代语境的媒介地理学建构，必需完成的就是视野的转换和思维的创新。人们历来认为，媒介的传播是线性的过程，是从信息的发送、接收到反馈的环型结构。但是在空间化的时代，多层次立体的地理空间和媒介形态，已经初步形成了信息传播的球型系统。时间性的历时观察，将难以全面地应答现代传播课题，必需以空间性的、共时性的、并置式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予以补充。当代媒介与当代地理的结合，带来的就是对线性过程思维框架的突破。这种结合将带来两个方面的深层次变化。
首先是媒介书写、传达方式和战略的变革。“为了提供现有情况的一个代表图景，地理学切过时间量度的断面具有一定的厚度（期间）”⑤，这种地理学的空间取样方法，也正是现代媒介传播的重要方式。它的优势在于最大限度地实现快捷的时效性和信息含量的扩容，扩容后，非同质性的各种信息又进一步在互相参照比较中发生增殖，从而实现深度传播的效能。例如，2006年7月中央电视台对德国世界杯报道冠名为“豪门盛宴”，对比赛进行奇观式的叙述。尤其在决赛时，中央电视台派出记者分别在德国柏林、意大利罗马、法国巴黎以及在北京意国和法国球迷观赛的酒吧中进行同步报道。四地报道来回切换，胜者欢呼，败者失意。央视的报道意图非常鲜明，就是要展示世界杯这一全球化狂欢节所带来的全球性感受的深广度。实现这一意图的方式，就是通过现代化的传媒手段，拓展媒介覆盖的地理空间，通过典型性的媒介地理取样，以共时并置的方式加以呈现：光荣与失落、辉煌与黯淡、欢呼与哭泣、喧嚣与沉静……画面的不断切换，带来的是跨域界、超地理的深度心灵、情感的对比，而以他者身份参与观看的中国观众，则获得一种多样化的感同身受的体验。这一例证，反映出共时性并置思维运用于媒介传播所带来的奇观效应。再如，好莱坞大片全球同时公映也体现了空间化的传播战略。早期影片公映总是先在大城市开始，然后根据票房情况逐渐向小城市、县、乡推进。现今网络媒体使得公映过程的传播速度大大缩短，甚至降到零，这就使得大片公映常常实行同步化策略，以追求最佳的票房回报。
第二是媒介研究方法的更新。“将‘空间分析’引入媒介研究当中，对‘媒介空间’的分布与建构进行研究，这将有望建立起媒介地理学研究的‘媒介空间分析理论’”⑥。媒介空间分析有四个基本层面，一是相近或相同地理区域中不同媒介的分工布局分析，二是某一媒介内部的传播内容与传播形式的规划定位，三是目标性的受众阶层分析，四是针对性的人文地理层次分析。四种分析的整合起来，就是“媒介——人——地理”的互动和融合。如，合肥晚报报业集团和安徽日报报业集团都地处省会，为了避免资源浪费，避免市报与省报同在一个城市而造成地位尴尬的局面，合肥晚报的定位是具有晚报色彩的党报，这在全国范围都是一个特例。虽同在一地，因为资源合理配置，各有不同的受众群，形成了一个合理的媒介空间布局。在当代文化地理环境中，媒介空间分析作为一种具有实践意义的科学方法，有助于深刻地把握媒介发展的动向与趋势，对于构建合理健康有序的媒介生态系统，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①邵培仁：作为最新研究视野的媒介地理学[J].媒介方法，2006年第1期。
②邵培仁：媒介地理学：行走和耕耘在媒介与地理之间[J].中国传媒报告，2005年第3期。
③参见王治河主编:后现代主义词典[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1页。
④福柯语，转引自[美]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王文斌译，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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