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农民兄弟(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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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农民兄弟范文第1篇
农民工，这个从上世纪90年代沿用迄今的热词，这个造“留守中国”，“386199”现象的劳动力大军，在走出农村，走出西部，进军城市，融入东部经济发展的浪潮中，在中国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过渡的史诗般的里程碑中，他们——我的农民工兄弟，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农民工这三个字，却又蕴藉着多少辛酸血泪，蕴藉着多少挣扎叛离，蕴藉着多少人性与理性的搏击。一面是由陌生人组成城市，一面是由熟人组成的农村；一面是城市的经济吸纳，繁华绚烂，一面是贫瘠、闭塞、愚昧的荒杂的土地；一面是充满诱惑的天堂 ，一面又是拒绝外来者的流浪。在夹缝中生存，左冲右突，在城市和农村游离，农民工的窘境——走出农村却走不进城市，漂泊成了他们的宿命。
城市不需要温情，城市不相信眼泪，不会悲天悯人。陌生的闯入者，带着背包行囊，带着妻儿老人的嘱托，带着冒险家的勇气，带着满腔憧憬，还带着农民的质朴和谦卑，随着车轮的滚动闯入——他们梦想的伊甸园。与他们不期而遇的是城市的主人，城里人自信地昂首前行，脖颈上挂着珍珠项链，衣服整洁笔挺，不屑的目光显示了对外来者的轻蔑。这些都不是致命的，农民工有的是坚韧，有的是包容，他们谦恭地避让着主人，望着鳞次栉比的高楼，显然，有些手足无措；车轮滚滚，汽笛嘶鸣，炙热的地气烘烤，与他们空旷、静谧、贫瘠的田园乡村相比，显得很不适应。然而，这里是缔造梦想的地方，这里是一夜缔造财富神话的天堂，在这里打拼数年可以填平欲望的丘壑，可以积累乡下人一辈子也不可能拥有的财富。可梦想与现实的背离，很快让这些农民工伤痕累累，原来要真正融入城市，从一个陌生的异乡人到城里人，这中间的鸿沟岂是能轻易逾越？怜悯的眼泪在这里很廉价，因为城市不相信眼泪；孱弱的乞怜在这里只会遭路人白眼，因为城市不需要温情。繁华喧嚣的城市，只相信利益是永恒的。它给农民工开启的不是一扇可随意进出的大门，而是一个打着烙印的城市闯入者的小洞。
冲突不可避免，这是现代化工业文明必须付出的代价，也是城市闯入者的农民工必须承受的苦痛。生命的卑微，被凌辱，被欺骗，被工业文明碾压，被城市的主人戏耍；生命的尊严，被践踏，被扭曲，被漠视，“跪着讨生活”就是他们真实的生活。这场冲突的胜败已毋庸多言，绝境的反抗却将他们带上了不归路。在异常残酷的城市生存法则面前，诚实合法的劳动，靠体力赚钱的愿景，拾废品、搬运工、建筑工人、保姆、人力车夫，这些城里人避之不及的职业，却成了农民工的“香饽饽”。就是这些职业换取的微薄的工资，可能还被克扣、拖欠，甚至蛮横的抹杀—农民工的梦想破碎了，他们陷入了绝境。于是生存姿态决定了他们的生存出路：忍让与顺从，匍匐在城市主人的脚下，坚韧地继续融入城市的梦想；奋力一搏，求助于暴力，杀开一条血路，另辟一条生存的道路，这往往都是一条自我毁灭的不归路；返回农村，继续做一个地道的“庄稼汉”，这仿佛是他们自我救赎的唯一选择，殊不知，家园已陷落，他们已或多或少接受了城市文明的洗礼，对财富的渴求不再是自己那一亩三分地所能供给—他们已找不着回家的路。
在夹缝中生存，我的农民工兄弟，继续流浪、漂泊吧！或许，或许有一天，因为你们给了世界一点理想，给个人心一点希望，所以城市不再是你们的异乡—陷落的家园。
我的农民兄弟范文第2篇
人无信则不立。诚信和道义，是做人做事的基本准则。感谢孙氏兄弟在这个乍暖还寒的季节里，给我们带来的温馨、感动和震撼，为我们这个社会培植了一方道德沃土。
暴风雪来临前连夜启程送薪
大雪纷飞的2010年年关，发生在武汉市黄陂区孙家兄弟身上的故事极度悲伤又令人肃然起敬，在北京当包工头的哥哥孙水林为赶在年前把工钱发到农民工手上，返乡途中遭遇车祸一家五口身亡。在天津的弟弟孙东林为了完成哥哥的遗愿，来不及处理哥哥的身后事，赶在腊月二十九返乡，将33．6万元工钱一分不少地送到60余位农民工的手中。
“新年不欠旧年薪，今生不欠来生债” 22日中午，记者赶到黄陂区泡桐长途汽车站旁的一栋普通二层居民楼，这里就是孙家，没有遗像、没有灵堂，但大门敞开，不时有人进出。年过古稀的老母亲仍未从丧子之痛中缓过劲来，不时抽泣。“父母年纪大了，挂遗像怕他们受不了。”孙东林双眼红肿、声音嘶哑。
当日下午，记者与孙东林一起从家中出发，驱车500余公里赶赴开封。一路上，疲惫的他慢慢讲述着发生在他们兄弟身上的点点滴滴。
兄弟俩最后一次见面在2月9日，也就是腊月二十六，见面时间前后不到3分钟。哥哥孙水林担心大雪封路，不能在腊月二十九前赶回去给农民工发工钱，提前出发。弟弟孙东林担心自己万一年前赶不回去，还请哥哥把自己手下农民工的工钱先垫付了，不要拖到年后。没想到，7个多小时后，孙水林在河南开封境内的高速公路遭遇车祸，车上一家五口全部遇难。
2月10日早上，孙东林打电话回家，发现哥哥仍未到家。预感不妙的他开车沿途查找，在河南兰考人民医院太平间找到了哥哥及家人的遗体。 孙东林告诉记者说：“哥哥、嫂子、侄女、侄子躺在太平间里。”他眼前一黑，顿时倒在地上。醒来后，号啕大哭。
哭过，抹干泪水，他在各个停车场查找哥哥的事故车，从撞烂的小轿车后备箱里取出保藏完好的26万元现金。“取出钱的一刹那，要替哥哥结清工钱的想法就闪现在我脑海里。”孙东林说，“哥哥今生不欠人一分钱，不能让他欠下来生债。”
当时处理后事尚需时日，我想我们家这个年是过不成了，但不能让跟哥干了十几年的工友们也过不好年，让人家骂我们兄弟不地道。我决定先替哥哥完成遗愿，把钱在年前发下去。”
腊月二十九，两天未合眼、没吃饭的孙东林赶回黄陂家中来不及休息，就让民工互相通知上门领钱。面对大家，他说：“账目及账单现在都找不到了，这是本‘良心账’，大家也凭着良心领钱，大家说多少钱，我们就给多少。”
“当时在孙家，一边是老人痛心哭泣，一边是让大家报账领钱。好多工友都说先办丧事，年后再说，可孙东林不同意，坚持让大家收下钱。” 大家慢慢明白，这是弟弟在用行动帮哥哥兑现一个未尽的人生承诺。沉默片刻后，大家纷纷掏出手机联系各自熟悉的工友。一切似乎像往年一样，所有的人都往孙水林的家中集合，领取辛苦一年的血汗钱。不同的是，今年的主角换成了弟弟孙东林。
孙建波家住黄陂区王家冲村。他接到电话后，骑着摩托车赶往孙水林家。站在他家门口，往日的喧闹场景不见了，只剩下凝重和悲伤。工友依次在一楼排队报完账后，上楼去领钱……
那厚厚一扎钱，似乎还能感觉到孙水林的气息，握在手心有些发沉。大家围在孙东林面前，不愿离去。孙建波带头说了一句：“孙哥，明年我们跟你干！”这次也一起陪同孙东林来处理孙水林后事的农民工邹爱桥告诉记者说，年前他也领了1万多元工钱。跟着水林老板干了这么多年，还没被欠过工钱。 这一天，从早到晚前后60多个民工上门领钱，26万元不够，孙东林又垫了6万多，丧子的老母亲也硬是拿出了1万养老钱，“拿去发工钱，不能让儿子背上欠钱的名声。”
腊月二十九这天，跟随兄弟俩打工的农民工数十人，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八点半，钱账两清。“2009年，我们兄弟俩发放工钱300多万，春节前结清的是部分尾款。现在我可以站在我家楼上，向所有的人说，我们兄弟俩不欠别人一分钱！”孙东林泪流满面。
贫寒之家走出打工兄弟
虽然已是黄陂区泡桐街小有名气的建筑商，孙水林、孙东林兄弟俩的房子，在街上并不显眼，甚至有些寒酸。这栋两层的民房是兄弟俩在外打工10多年后，于1990年前后所盖。在此之前，兄弟俩及年迈的父母等一家多口人，一直挤住在乡下的两间土坯平房里。
孙水林初中毕业后，因家境贫寒辍学。遵从父亲的安排，他学了一门木匠手艺，年仅十几岁就在外干起了木匠活。在弟弟孙东林的印象中，家里因为吃不饱饭，曾搬过两次家：一次是在他5岁时，一家人从黄陂老家搬到了黄石阳新县，听说在那里，只要肯干活就能填饱肚子；另一次是在他10多岁时，一家人又迁徙到盘龙城。直到哥哥靠木匠手艺撑起一家人的生计，他们才最终回黄陂区泡桐街老家，盖了两间土坯平房，安定下来。“我哥哥和嫂子就是在那两间土房子里结的婚。”孙东林说。
作为穷人家的孩子，孙东林也很早就尝到了打工的艰辛。13岁那年他正上初中，暑假期间，孙东林央求哥哥带他到三阳路一家建筑工地，想挣点下学期的学费。整整干了11天，却没有拿到一分钱的工钱，这种记忆让他刻骨铭心。
哥哥孙水林话不多，很少提及类似的遭遇。在孙东林初中毕业跟随哥哥打工后，他才明白，打工要不到工钱是常有的事，只是哥哥不说而已。
1989年前后，已在建筑工地打工多年的孙水林，在朋友的建议下，带着弟弟孙东林，渐渐地拉起一支建筑队伍，开始在河南、北京等地承包一些装修工程。凭着自己的口碑，这支队伍由最初的十几名老乡发展到今天，最高峰时达200余人。手下的农民工不仅有来自家乡湖北的，还有许多来自河南河北内蒙古等地的。“后来我们兄弟俩分开单干时，哥哥总是跟我说，如果农民工跟你辛辛苦苦干了一年，你还拖欠他们的工钱，明年谁还会跟你干呢？这样，你手上的人就会越来越少，最后可能一个都不剩，最后只有你替别人打工的份。所以，这20多年来，我们兄弟俩无论多么困难，也决不会拖欠农民工一分钱。这是我们兄弟一条不成文的约定。”孙东林说。
在弟弟的记忆里，哥哥拿出积蓄垫付工钱的事，不下十余次。
1993年，恰逢亚洲金融危机。年底，孙水林在北京多个工地的工程款都要不到钱，他四处筹措款项未果，最后把自己的所有积蓄都拿出来，先行给农民工垫付了工钱。
上世纪90年代，孙水林在北京平谷县承包一所学校的工程。他带领40多名工人加班加点两个月，终于在新学期开学前完工，但6万余元工钱对方却一直不给。无奈之下，孙水林从家里拿出刚攒的一点积蓄，支付了工钱。后来，孙水林将对方告上法庭，法院判对方支付6.5万元。这笔钱至今仍未到位。
2002年前后，孙水林在武汉承包了一项4000平方米的装修工程，连设备带材料共投入95万元，对方时至今日仍欠58万元。当年的工钱，孙水林是向弟弟借了7万余元支付的。“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我哥也没欠一分钱工钱。”孙东林说。
“还是那句话，新年不欠旧年账，今生不欠来生债。外地农民工回家过春节前，我们就将他们的工钱先全部结清。离我们老家近的农民工，部分没结算的尾款，我们就赶在大年三十前回家。腊月二十九，把家乡的农民工兄弟喊到家来结算，决不拖到正月初一。”孙东林说。
为了安全，以前兄弟俩都是带着银行卡，回到家乡再从银行取现。前年腊月二十八，孙东林到银行排了几个小时的队，结果轮到他时银行要下班，无法大额取现。第二天，孙东林一大早就赶到黄陂区街上的银行排队，中午时分终于取到钱。这天，兄弟俩一直忙到次日凌晨，总算把所有的工钱结清。
今年春节前，兄弟俩吸取去年的教训，决定直接带现金回家结算。
每年结算工钱的时候，也是家中最热闹的时候。几十名工人挤得满满当当，兄弟俩买来酒肉，大摆宴席，招待前来拿工钱的老乡们。20年来，每年腊月二十九，接到电话没接到电话的农民工，都会如约来到兄弟俩家，清欠宴如期举行，最后在欢闹中散去。
对于这种做法，孙水林幸免于难的二女儿孙云曾有怨言，“太吵闹”。昨天，女孩眼里闪动着泪花说：“现在我很怀念，今后再也不会有那样的场景。”
送别“信义老板”孙水林
2010年3月2日，正月十七，清晨5时许，天空灰蒙阴冷、黯淡无光，仿佛是淤积了太多的阴霾。在这个清冷的早晨，武汉市黄陂区李集街泡桐社区却已是人潮涌动。人们手持鲜花、神情凝重，这是一场自发性的哀悼，为的是送 “信义老板”孙水林一家最后一程。
路人：我也跟他干一样的行业，他这个不差农民工的钱，我是很敬佩的，我今天专程来向他表示敬意、送他一程。
“哥哥比我大10岁，我也是哥哥带出来的，是他教会我做人的道理。”孙东林说。“只有人欠我，不可我欠人”是孙水林的为人原则。孙东林介绍，几年前，有一个姓易的罗田工友农忙时回家帮妻子干农活时，被突发的山洪冲走了，孙水林除给他结清工钱外，还一次性给了2万元。每年春节回家时，孙水林都要去探望，给孤儿寡母送上2000元过年费，直到其妻改嫁才作罢。“我哥的队伍从最初只有十几人，到后来发展到200余人，跟他的为人密不可分。” 孙东林说。
诚信大于天、诺言比金贵。二十年来，孙水林用时间证明着诚信，在他罹难之后，弟弟孙东林继续用实际行动兑现了哥哥当初的承诺、新年不欠旧年薪，今生不欠来生债。
见过欠薪见过赖账，见过强者的嚣张富人的乖张，此刻，当面对这样的一个化悲痛为责任的惊世义举，才更加明白什么是流淌于国人血脉中的主流价值观。
这是一个家族对忠信的传承。哥哥遇不幸，弟弟义无返顾地站出，这是中国家族文化展现出的文明之花。一人有难，全家相帮，忠厚传家，诚信仁义，家族文化有着诸多向上的力量，让世间充满隐恶扬善的温情。替哥哥发放良心工钱，就是这种积极因子在闪烁人性的光辉，彰显出一个家族对忠信的深厚传承。
这是一个商人对传统道德的坚守。重信义，守诺言，不刻剥，是中国历代商人恪守的道德标准，无论徽商、晋商、粤商，不分流派，均以此为立商之本。孙家的义举，体现了一位商人对传统道德的可贵坚持。
这是一个企业家对现代契约责任的履行。企业最主要的责任是遵守它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契约，所谓“重合同，守信用”不仅是对外经济行为的约束，也是对内与员工的互存根本。孙家作为建筑商人，兑现工钱是企业家对契约责任的庄重履行。
孙家派发给民工与社会的，是比33.6万元更珍贵更沉甸的精神财富，真情款款，义动天地。
“信义兄弟”的故事感动了全国，社会也纷纷向“信义兄弟”伸出了援手，各界捐款纷至沓来。孙东林和家人为了回报社会，把这笔爱心款悉数捐出，发起了“信义兄弟”农民工帮扶基金，帮助遇到临时困难或突发事故的农民工。目前该基金已接受各界捐赠200多万元。2011年1月17日上午，“信义兄弟”农民工帮扶基金会在兄弟俩的家乡黄陂举行了救助启动仪式，8位困难农民工获得了首笔救助金4万元。
故人已去，但感动并未停止。大爱的过程是万念聚成一念的过程，许多感动、许多关怀、许多承担汇成生死相诺的一念。兄终弟及，接力还薪，孙水林、孙东林兄弟用恪守的信念告诉世人，什么是诚信，什么是责任，什么是良知，什么是值得坚守和尊敬的品德。孙家兄弟的生死接力，用热血谱写出一段新的信义传奇。他们的故事将一直传颂……
我的农民兄弟范文第3篇
高忠伦和高忠余是两兄弟，是武隆县铁矿乡百胜村村民，兄弟俩于1999年在四川一家蘑菇种植场从事蘑菇种植，兄弟俩勤奋好学，吃苦耐劳，深得种植场老板的信赖和好评，不但提拔兄弟俩当主管，还将种植蘑菇的技术倾囊相授。通过几年的打拼，兄弟俩不但学得了一手种植蘑菇的好技术，还积累了一部分创业资金，掘得人生创业第一桶金。由于都是从农村走出去的创业人员，他们了解家乡村民的苦，“选择一个既适合农村又能推广的创业项目，不但自己能成功创业，还能让村民们富裕起来”一直就是兄弟俩心中一个梦想。
通过在周边农村走访，高忠伦兄弟俩了解到，自己的家乡附近的南川区水江镇有近10多年培植蘑菇的历史，品种是香菇，由于一直都用技术落后的托盘种植方式，一年仅秋天收获一次，费时、费力，一年下来每户农民收入不足万元。
高忠伦和高忠余觉得如果能改变落后的技术，培植蘑菇是一个很好的创业项目。2005年，高忠伦和高忠余辞掉种植场的高薪工作，回到了家乡开始种植香菇的前期准备，没想到却遭到家人的反对，乡亲们也不理解：“别人都种了10多年了也没看见谁家种（蘑菇）富了的”。
“只要我们挣到钱了，乡亲们一定会跟着学。”二人坚持了靠种蘑菇创业的想法，在乡亲们的一片质疑声中，高忠伦兄弟俩回到村里，投入10多万元建起种菇大棚。他们运用自己学到的新技术改变原来传统落后的种植方式，使用能分解的塑料袋机器灌装的方法，不但省时省力，还四季都能生产，高忠伦和高忠余俩兄弟经营一个不到两亩的香菇大棚，一年就轻松挣了10万多元，不但实现了一年收回投资的预想目标，还略有结余。
“一个大棚一年能赚10多万，我们一定得好好学学。”乡亲们都被他俩搞的大棚种植香菇的新技术迷住了，兄弟新创的培植技术很快在周围乡亲中推广。4个香菇种植大棚建立起来了。
谭武林是率先“试水”跟着高忠伦和高忠余学习蘑菇种植技术的百胜村村民，他家有香菇大棚，年收入10多万元。
“是高氏兄弟俩改变了我的命运。”谭武林感慨道，“我以前什么活儿都干过，就是没找到致富门路，咱农村就缺这样懂技术有头脑的致富带头人。”
在高忠伦和高忠余的带动下，不到4年，百胜村蘑菇种植大棚已经发展到70多个，每个大棚一年收入八九万元，农民种植香菇每亩收入近5万多元。
我的农民兄弟范文第4篇
荣获青歌赛金奖和最受观众欢迎歌手奖的王爱民、王爱华却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农家汉字爱歌唱，
山歌融于生命走四方
王爱民和王爱华出生于湖北省长阳县贺家坪镇李家槽村一个农家。其父王纯成是当地有名的山歌手，能唱山歌400余首，母亲胡绍珍也有一副好歌喉。王家有兄弟五人，依次是爱国、爱兵、爱民、爱华和爱龙。或许是受父母遗传，王爱民五兄弟天生一副金嗓子。王家住的地方，地处偏僻，方圆两公里内没有人烟，交通基本靠走，通信基本靠吼。唱山歌成为他们一家人联系的最佳方式。兄弟五人从小跟着“山歌王”父亲飙山歌，把大山当舞台，把流云做布景，而乡亲们则是忠实的观众。就这样，王家一个个都唱得像模像样。
王爱民是一个心怀音乐梦想的苦孩子，吃着玉米糊糊，却唱着嘹亮的山歌。王爱民从小成绩优异，唱一首歌换个红薯吃。中考那年，他是当地少有的考上县重点高中的孩子，“录取通知书都是乡政府敲锣打鼓亲自送到家里的”。可读到高二时，家里没钱了，14岁的王爱民只得放弃学业，回家里帮父母种地，但从未放弃过唱歌的梦想。
王爱民的四弟王爱华比他小三岁，弟弟相对比较幸运，“出道”比较早，13岁那年，长阳县歌舞剧院来他的学校招生，他唱了首当时流行的《幸福不是毛毛雨》，一眼就被歌舞剧院招考老师相中，后又被送到武汉音乐学院学了两年舞蹈。王爱华开始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乐器，相继自学了小提琴、扬琴、竹笛、架子鼓等乐器。别以为“农民兄弟”土，留着长发的王爱华，架子鼓也是打得顶呱呱，号称宜昌一绝。他后来担任自办土家乐队的队长。
王爱民20岁的时候，离开家乡去当阳县高山蔬菜研究所学种高山蔬菜，当上了蔬菜技术员，向当地农民推广高山蔬菜的种植方法。蔬菜成熟的季节，将高山蔬菜卖到武汉、长沙、广州等全国各地。作为地道、农民的王爱民种植蔬菜10多年。柳叶绿，桃花红，菜花黄，雪花白，春夏秋冬，他都不忘在劳作的时候哼唱山歌。
1996年5月，王爱民在湖南石门推广蔬菜种植技术时，认识了他的妻子田辉凤，田辉凤是一位眉清目秀、身材高挑的湘妹子。王爱民在种菜之余，时常会唱几首嘹亮的情歌，听歌的湘妹子如痴如醉，被他的歌声打动了。由于王爱民水土不服，身患感冒，咳得很厉害，田辉凤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给他买药，做好吃的，守护在他的病床前。两个人的感情与日俱增。第二年元月两个相爱的人携手走进婚姻殿堂。当年9月lO日，他们的儿子王浩宇降生在这个山歌世家。天生遗传了一副好嗓子，连婴儿的啼哭声都格外嘹亮。
1999年2月，王爱民将自己多年种植蔬菜的积蓄3万元拿出来，在家乡长阳承包了100亩蔬菜基地。辛辛苦苦种植了一年的高山蔬菜，可惜当年赶上菜价下跌，血本无归，过年时连米都买不起，投资的几万元也打了水漂。王爱民又变得一无所有，甚至还负债累累。
2000年元月，王爱民又回到老家李家槽村当起了农民，从一个漂泊多年的打工仔，恢复了农民本色。农闲时节成立了土家山歌队，远近土家村寨里大凡有红白喜事，王爱民和父亲一起去唱山歌。逢老人去世，他们唱起了土家传统的跳丧舞，是在两千年前传承下来的民间歌舞。停灵枢于堂前数日，亲属邻里前往吊唁。打鼓踏歌，通宵达旦。“听到鼓声响，脚板就发痒”。舞者边跳边唱，唱腔多用假嗓，近似喊歌。王爱民跳丧舞很投入情感，把它当成生命的一部分。
王爱民爱唱土家人的“哭嫁”歌。因为一个美丽的传说：从前有一个后母，对丈夫前妻的女儿很刻薄，待亲生女儿却如掌上明珠。为了除去眼中钉，她草草找来一个穷家小伙子把前妻的女儿嫁出去，还在出嫁当天故意哭哭啼啼。结果这个女儿与夫家和睦相处，生了儿子也发了财。相反她为亲生女儿千挑万选了个富家子做女婿，喜笑颜开地说尽吉利话把女儿嫁出。但亲生女儿却终日和婆婆吵嘴，一气之下上吊死了。后来，前妻的女儿见后母孤苦无依，便接她安享晚年。邻人都说后母在她出嫁时故意哭啼是坏心肠，但她却说后母是舍不得她走才哭，而且越哭越发。王爱民一曲离别娘亲撕心裂肺的“哭嫁歌”震撼了土家村民的心，让人领略了土家原生态民俗――哭嫁。
王爱民对山歌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出门一声喊，进门一声汪”，这也使他练就了一副叫破天的好嗓子，为今后的厚积薄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怯场土家农民当“歌王”
跌跌撞撞闯“星光”
2002年7月，宜昌市车溪风景区，把小有名气的“山歌王”王纯成慕名请到了景区，演唱原汁原味的土家山歌，很受全国各地游客们的欢迎。两个月后，父亲力邀三儿子王爱民到车溪风景区一起为游客唱歌。因为风景区的游客面广，来自五湖四海，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赚钱也快。禁不住父亲的劝说，王爱民动了心，他将家里的山羊交给妻子田辉凤饲养，最终走出了山寨，随父亲来到了车溪风景区唱歌。
王爱民原来只是在土家山寨里唱歌，场面小，人也少，还是乡里乡亲熟悉的面孔，突然面对车溪成千上万的陌生的游客，黑压压的一片，里三层，外三层，围得个水泄不通。面对如此壮观的大场面，平时歌唱自如的他竟然有点怯场，声音不由得打颤，完全没有平时的收放自如，甚至连四肢也开始不停颤抖。在吊脚楼旁甚至面对情歌对唱漂亮的“阿妹”，“阿哥”王爱民不知什么原因，见了女人就心慌，心理压力过重，突然失声唱不出来!
怯场、颤音、失声，这对一个歌手来说，几乎是要命的。车溪风景区的董事长乐发祥得知此事后，主动找到王爱民鼓励道：“我知道你和你父亲一样天生一副金嗓子，你要放下心里包袱，大胆地去唱，放声歌唱，想唱就唱。要唱出土家的原汁原味。我们耍以大山的胸襟诚迎天下客!”
为了陪着王爱民练胆子，车溪风景区每天换一个主家姑娘，在女儿桥上与王爱民对唱情歌。王爱民愣是站了三天三夜，一直不敢开口。这可急煞了他的父亲王纯成，王纯成深知儿子的秉性，就拿话来刺激他：“你怎么这么胆怯，简直给我们山寨丢脸!你平时不是唱得很好嘛，怎么狗肉上不了正席?你见了土家姑娘那么多，就当她是你的妹妹，开口大胆地去唱吧!”乐董事长也拿狠话激他，毫不客气地说：“我们已经给你机会了，如果你再不开口演唱，那么就扣发你这个月的工资，下个月你就自动走人!”
这招真灵!王爱民在父亲和乐董事长的激励下，竟抛弃了一切杂念，面对成百上千的车溪游客慢慢放声唱歌。他那动听、干净、嘹亮的嗓音，深受广大游客的热捧。土家情歌每天要唱很多遍，他的嗓子不嘶不哑，就像天生唱不坏的金嗓子，先后为100多万中外游人进行了演唱，被称为三峡山
歌歌王。王爱民受到器重，不久成立了车溪山里人艺术团，他被提拔为艺术团团长。王纯成和王爱民父子在车溪风景区站稳了脚跟，由地道的农民成为一个“职业歌手”。他们唱出了土家人的特色，唱响了土家原生态!唱红了车溪风景区!他们成为车溪风景区一个响当当的品牌!
2004年8月，王纯成和王爱民父子俩被推荐代表湖北省参加在山西左权县举行由文化部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南北民歌擂台赛”。全国共有来自20个省区25个民族的104名优秀选手参赛。
初赛中，王爱民父子俩以对唱形式演唱的《送茶》《郎在高山喊山歌》两首曲子。父子俩在大山里生活了一辈子，头一回出远门参加全国比赛，心里显得很紧张，又缺乏大赛经验，声音失真，他们没有发挥最佳水平，但他们粗犷的演唱风格，仍赢得雷鸣般的掌声。
进入复赛后，王爱民父子俩相互鼓励，配合默契，演唱了《花咚咚姐》：“花咚咚的姐，姐儿花咚咚。回娘家，背个花背篓。远望姐儿穿身花，哭哭啼啼回娘家。我问姐儿哭什么：丈夫年小当不得家，误了青春十七八……”把土家民歌唱得酣畅淋漓，风情万种。他们最终跃居第三名，捧回了擂台赛的最高奖项――十大“歌王奖”。
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特地给他们祖孙三代颁发了一份《荣誉证书》，上面写道：“感谢你们一家三代对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民歌所做的贡献……”8岁的王浩宇是晚会上年龄最小的演员。庆功宴上，小家伙一首《卖马调》引来满堂喝彩，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高兴地抱起小浩宇说：“中国的文化遗产代代有传人啊!”
农民兄弟初涉青歌赛遭淘汰 卷土重来登上领奖台
2006年3月，垂爱民的父亲王纯成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不幸患上老年痴呆症，不得不放弃他视如生命的歌唱，他期望儿子们能继承上他的歌唱事业。王爱民和王爱华兄弟俩遵照父亲的嘱托，成立了“农民兄弟”组合，闪亮登场。他们报名参加目前国内最有权威、最具影响力的CCTV第12届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庆幸的是这届青歌赛首次设立了与民族、美声、通俗相并列的原生态唱法四个奖项，这对“农民兄弟”组合来说，是个利好消息。
2006年7月24日晚，“农民兄弟”王爱民和王爱华身着土家民族服装，初次合作，参加了第十二届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原生态唱法的第一轮30进20比赛。深情演绎着土家山歌对唱《花咚咚姐》，歌声高亢委婉、乡情浓郁，尽显土家山歌神韵。那从土家族民间乡土中酝酿出来的原汁原味的曲调、两人演唱时带着泥土芬芳的歌声让人感觉耳目一新，顺利进入下一轮20进12的比赛，但因经验不足而感冒，导致只获得第9名的荣誉。
兄弟俩决定下届再战。
2008年2月25日，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电视台一行五人，专程驱车到长阳土家山寨，邀请“农民兄弟”王爱民、王爱华参加第13届隆力奇杯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湖北省代表队经过慎重研究，由土家农民兄弟王爱民、王爱华和苗家歌手吴娟、张明霞组成“土苗兄妹”组合，闪亮登场。当晚9时，他们四人在武汉第一次会面，感到既陌生又熟悉，有似曾相识之感。
“土苗兄妹”四人中，长相甜美、忽闪着大眼睛的吴娟是唯一的苗家妹子，出生在湖南凤凰苗家山寨的她今年才21岁，在湖北民族学院声乐系念大三。聪明伶俐的张明霞今年27岁，是湖北恩施土家族姑娘。她曾被选送到湖北省艺术学校读书，现为来凤县歌舞剧团歌手。
第二天，由于赛事安排得比较紧，他们在音乐制作人王原平的录音棚里，“土苗兄妹”组合进行了第一次排练。由于土家、苗家歌曲艺术风格的迥然不同，第一次排练感觉并不融洽，两个民族的歌曲风格有些格格不入。音乐人王原平和歌唱家萍很看好土苗兄妹组合，认为只要汲取土苗两个少数民族的艺术特长，将他们艺术地打磨，融合在一起，必将走向成功。
“土苗兄妹”组合中，张明霞比吴娟大6岁，走到哪儿总是牵着小妹妹，说自己是“大号嗓子”，吴娟是“小号嗓子”。而“农民兄弟”与妹妹们的年龄差距较大，最初组团时4个人在一块儿对歌、拉手确实不自在，“觉得有代沟”。在后台，哥俩主动承包了两妹妹拿盒饭的活儿，妹妹们则负责打开水。本来两兄弟没有吃早饭的习惯，但为了保证妹妹们有体力参赛，早上主动为她们买早餐。当他们发现小妹妹们病了，哥哥承担起照顾妹妹的责任，给她们问医取药。历时两个月的青歌赛，“土苗兄妹”组合几乎每天形影不离，兄妹情谊与日俱增。如今妹妹抢过哥哥的手机玩连连看，只要有空就凑一块儿没大没小地聊家乡、开玩笑，听上去是普通话，可鹤峰话、长阳话、凤凰话时不时地就冒出来；一声声“哥哥”、“妹妹”叫得甜。兄妹的情深啊，歌也唱得更有情调了!
原生态单项决赛，赛到最后，也最精彩。“土苗兄妹”再使杀手锏唱起《花咚咚姐》，王爱民一张嘴就飙起高音，直上云霄，震惊全场。联唱的妹妹像一弯缠绵溪水，千回百转，让人回忆起他们一路带来的土苗风韵。土苗兄妹组合震惊四座，音长达50秒，音高可达4个8度!
2008年4月21日晚，第13届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原生态”组经过四轮的比赛，主持人最后揭晓了比赛结果：“由湖北省长阳农民兄弟王爱民、王爱华和苗族姐妹吴娟、张明霞组成的‘土苗兄妹组合’一路过关斩将，以总分199.74分摘得‘原生态’组金奖!”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土苗兄妹”的脸上也露出灿烂的笑容!
2008年4月24日晚，“土苗兄妹”组合张明霞和王爱民对唱，吴娟吹起木叶伴奏，王爱华则打起架子鼓助兴。《六口茶》《火炬歌》……一曲曲土家民谣，让观众过足了瘾。“土苗兄妹”以最高支持率，从15个获得金银奖对象中脱颖而出，赢得第13届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唯一的也是含金量最高的“最受观众欢迎歌手奖”!
我的农民兄弟范文第5篇
在多次讨要无果的情况下，他们围堵在项目部的大门，场面几度失控，在危急时刻，由工会、人事、劳动等部门组成工作组迅速赶到现场，一个化解在萌芽中。
危难时刻显身手
伴随全国瞩目的溪洛渡电站建设号角的吹响，其配套工程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去年南佛路（昭通市绥江县南岸——永善县佛滩）公路复建项目建设正式得以启动。
原本在每年的六七月份，农忙暂告一个段落的时候，正是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好季节，在永善桧溪镇，孩子送父母、妻子送丈夫外出务工的场景并没出现。
很多农民工兄弟都选择留在家乡。其中在南佛路就有40余位当地的农民工兄弟。他们认为，留在自己的家乡搞建设，不仅可以照顾家庭，同时又可以取得一定的经济收入，这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情。
一方方混凝土、一捆捆钢筋都浸着他们辛勤的汗水，一道道拱桥、一个个涵洞、在他们的勤劳的双手下呈现。
他们顶住了金沙江畔的酷暑，他们顶住了崇山峻岭的险恶，在他们的心中，把家乡的路修得漂漂亮亮，自己又能挣到养家糊口的钱，干起活来都特别有劲。
时间在一天天推移，路在一天天延伸，而这些农民工兄弟的腰包并没像他们想象的“鼓起来”。
在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除了平时领取一点生活费之外，一分工钱都没能拿到手，虽然多次向项目部反映，但都得不到解决，孩子的学费、家里的日常开支，一并袭来。
在多次反映没有结果后，这些农民工兄弟的情绪一下子集中爆发了。
8月24日，40余名民工兄弟因一年多未领到工资，集体到南佛公路项目部讨要工资，项目部电话向当地桧溪镇派出所报了警。
由劳动、公安、工会等部门形成的工作组迅速分组行动，维稳小组耐心细致地疏导，稳住民工情绪，劝导农民工不做出违法行为，用合理、合法的形式解决问题。
工会干部职工到场后，了解到部分农民工的真实想法，详细过问劳动关系、劳动合同是否签订等情况。
当看到由于一年多的煎熬，极少数农民工忍耐不住，甚至有想砸项目部的动机。工作组迅速组织民工选出具有一定组织能力、威信较高、理性且大家认可的农民工代表，一边与工人沟通，化解矛盾，表示坚决维护农民工权益，一边与项目部进行谈判。
宣传小组向大家宣读讲政策、讲述劳动者合法权益；调查小组着手相关调查。“大哥，请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帮你们拿到工资”…… 一句句真心的话语，融化沉积一年多的悲愤，感动了农民工兄弟，让他们深深地感受到了党委政府、工会组织对自己的真情关怀。
12个小时的较量
经工作组调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南佛公路项目部下属的绥江段第三工程部确实拖欠40余名民工320余万元。但问题就是出在工程的层层转包上。
该工程曾由南佛项目部发包给曾华（化名），曾华接到工程后，又将工程承包给周俊。
作为最后接手工程的周俊，也是和农民工接触最多的人，在事件发生后，他道出了其中的原委。
周俊在做了一年多工程后，工程已完成三分之二，按照合同来执行，曾华应该按工程进度支付工程款项，然而，在整个工程期间，周俊仅从曾华处得到170多万元款项。
周俊说：“为了这个工程，他自己已经垫付了100多万元的款项，现在实在拿不出一分钱来，他也不愿意看到农民工兄弟围堵项目部。”
而调查组在项目部得知，项目部按工程进度已拨款1000多万元给曾华，曾华未及时给付周俊工程款。
抓住曾华与周俊是属于个体经济纠纷，考虑兑现民工工资利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工作组反复与农民工代表、项目部、承包方协调、商量，多次沟通，交换意见，反复谈判，南佛公路项目部最终同意将拖欠40余名农民工的320余万元工资给予先行垫付。
通过12个多小时的“唇枪舌战”，当签订协议等相关手续，时针已经指向凌晨2时。
在这次事件中，县乡联动积极协调，施工主体主动承担了责任，工会组织和各级部门相互配合，共同维护了农民工利益。帮助农民工讨回工资325.3万元。
很多参与围堵的农民工兄弟说：“平时都以为这些部门和我们八竿子也打不到一起，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我们一直装在你们心里。”
李树平（化名）是这些农民工兄弟中的一员，他说：“当初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就相互沟通过，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大家就动手砸了项目部。”
“还好，由于工作组来的及时，不然我们可能会犯法呢。”通过这件事情后，李树平也学到了一些法律常识。
参加处理这次事件的永善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长周俊杰回忆，“那天如果不是车辆的速度快，后果可能很严重，农民工们等了一年多实在等不及了，一分一秒都重要，农民工的情绪一旦失控，后果是难以预料的。”
虽然道路不是很好，但一路上，周俊杰的车还是开得飞快。
当时，我们只想到农民工的人身安全，想到他们就是身边的亲人，一定得让他们平安，想尽办法让他们得到应该得到的工资。
正是县乡两级争分夺秒，阻止了一件的发生。
关键时刻拉得出
同样参加事件处理的桧溪镇人大主席、镇工会主席周仁国介绍，为维护民工合法权益，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今年永善县充实15个乡镇工会力量，把基层工会主席高配为副科级以上领导，完善了相关工作制度，为工会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他看来，处理好民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工资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桧溪镇工会始终把维护民工群众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做民工群众合法权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
他回忆，在南佛项目部发生围堵事件后，桧溪镇党委、政府本着对群众负责的高度，坚持稳定为第一责任的前提原则，成立领导机构，在第一时间桧溪镇党委相关领导，工会组织汇同镇综治办、派出所、司法所、劳动保障所等相关职能站所组成工作组赶到现场，分组开展工作。
同时向县人社局、县公安局报告。
县人社局、县公安局在接到桧溪镇报告后。
县人社局副局长程健来到现场。
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长周俊杰立即来到现场。
县公安局干警来到现场。
“正因为有了多部门的联合行动，才能在短短的12个小时内，问题就迅速得以解决。”周仁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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